以史为鉴，诗歌传播新格局——李少君、马士奎 访谈
2022-02-20 21:26:46 作者： | 来源： | 阅读： 次
李少君，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十六部，被誉为“自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马士奎，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
马士奎，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
以史为鉴，诗歌传播新格局
——李少君、马士奎 访谈
赵佼 文
李少君，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十六部，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马士奎，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
赵佼，高校英语教师，副教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研究领域：诗歌翻译、文学批评
赵佼（以下简称赵）：《诗刊》于21年10月份开始与短视频平台快手合作，推出“快来读诗”活动，有人说这是“诗歌传播的现象级事情”，作为《诗刊》主编，您如何解读这次活动？
李少君（以下简称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媒介变革深刻影响诗歌发展，可以说诗歌革命与媒介变革相伴相生。从中国诗歌史来看，伴随媒介的进步革新，诗歌发展逐步呈现出平民化、草根化，即“走向大众”的总趋势。自殷商至晚晴，中国的主导媒介经历了从龟甲兽骨到竹筒布帛，再到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直到现代印刷革命和出版革命，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来临，每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都极大提高诗歌的普及和大众化程度。唐诗之所以能够呈现“布衣文学”的景观，得益于造纸工艺和技术的大发展。到了宋代，印刷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传播。如果按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的说法，传播媒介具有时间或者空间偏向，那么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进程的技术革命，极大增强了诗歌在地理空间上的传播扩散，并且逐步打破知识垄断，让诗歌受众更加广泛。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新媒体语境下，BBS、微博、微信和短视频等媒介生成去中心式的传播机制，推动诗歌大众化、平民化和草根化，诗歌由此进入真正的民主化时代。在BBS时代，天涯社区通过引入知名诗人发表作品而获得海量关注，不仅重新聚集诗歌群体、诗歌部落，而且诞生了许多草根创作者，为文学创作和传播开辟了新空间。随着新浪微博时代的来临，网络短评的形式和碎片化阅读方式让诗歌大规模网络传播成为可能。（书籍翻译相对滞后）
微信时代，是诗歌网络传播大繁荣的时代，微信碎片化、去中心化、强社交性等特性十分适合诗歌的传播。汉语诗歌微信群遍布世界各地，人在海外，心在汉语，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国内诗歌权威刊物《诗刊》杂志公众号收获了大量粉丝，并且推动了如草根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作品大受欢迎，成为现象级传播事件。从造纸术、印刷术到现代出版业，再到网络BBS、微博、微信，诗歌虽然经历媒介革命，但仍然以文字为载体。
到了视觉文化时代，随着短视频的崛起，诗歌开始以视听为媒介，打破了文字阅读的局限性，《诗刊》杂志和快手的合作正是这一媒介转向的突出体现。2021年中秋和国庆期间，《诗刊》联合快手推出“快来读诗”诗歌朗诵活动，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烈响应。诗人李元胜、树才、卢文丽、安琪、王单单、刘笑伟、冯娜、王二冬和俄罗斯诗人唐曦兰等积极参与，随后，大量诗歌爱好者、朗诵家热烈参与，在快手投放了三千多个朗诵作品。文化名人于丹、戴建业、冯唐等也参与了活动。中秋之夜，中央电视台联播主播海霞、郑丽、康辉、宝晓峰分别连麦了“工地诗人”李小刚、《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彭敏、外卖小哥高治晓和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支队队长艾迪哈木·马合木提，一起用诗歌遥寄相思。此次活动，总播放量累计超过1.7亿！
赵：《诗刊》是国内诗歌的重要阵地，请您谈谈当前语境下，《诗刊》与国际诗坛的交流情况，交流中是否存在身份焦虑？新诗的传播前景如何？
李：其实这几个问题可以一并回答，从《诗刊》创刊时说起吧。记得第一次看到《诗刊》创刊号时很惊讶，一是其阵容强大，毛泽东主席十八首诗首发《诗刊》是轰动性的诗歌事件，这已载入各种诗歌史；二是艾青、冯至、徐迟、闻捷、萧三等人的诗作，重读仿佛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但最令我惊讶的是，《诗刊》创刊号刊登了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已有广泛国际声誉的聂鲁达的两首诗《国际纵队到马德里》《在我的祖国是春天》，翻译者分别是袁水拍和戈宝权。另外，仿佛是与诗歌格局配套，评论既发了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也发了吴伯箫的《记海涅学术会议》，国内国际一视同仁。这些，都可见《诗刊》一创刊就显示了开放性和国际视野。
因为好奇，我随即查阅了接下来的《诗刊》，希克梅特、阿拉贡等人的诗作也赫然在册，由罗大冈等人翻译，当时，这些人都处于诗歌创作黄金期。《诗刊》复刊后，继续刊登在世的世界各地的诗人诗作，1979年9月号刊登了荒芜翻译的盖瑞▪司纳德的诗作，盖瑞▪司纳德现在一般译为加里▪斯耐德，是美国自然诗歌的代表诗人，当时翻译的诗作选自其刚出版的诗集《海龟岛》，并且前面还附了一个简短的“译者前记，”介绍了司纳德的生活经历和生态思想。可以说，《诗刊》一直和世界诗歌保持同步。如果说《诗刊》是国内诗歌界的一个风向标的话，国内诗人同国际诗人的交流是积极的，敞开式的，身份焦虑在现实场域中并不明显。
不过，新诗与翻译的关系密切，众所周知。我想这也是你为什么会提出“身份焦虑”这个问题的原因吧？确实，新诗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翻译的影响，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新诗革命一开始只是观念革命，理论先行，并没有具体实践，所以胡适才尝试性写作《白话诗八首》，刊于《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上，没想到引起轰动，一鸣惊人，但其文本粗糙，也饱受批评。不过新诗革命还是拉开了序幕。胡适白话创作的真正成功之作，是1919年他用白话翻译的美国女诗人蒂斯代尔的诗作《关不住了》，刊登于《新青年》1919年第6卷3号，被众诗友高度赞赏，效果之好，以至胡适自己一直把这首翻译诗称为中国新诗的“新纪元”，觉得自己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了范本和方向。
朦胧诗也是从翻译诗开始的，翻译家也一度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英雄。马原、王小波等人甚至认为他们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史。进入21世纪以后，翻译对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在此之前，中国诗歌一直要说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就在这世界之中。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与我们自己。
2014年，我到《诗刊》工作后，负责编务，慢慢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国际诗坛》栏目，喜欢刊登经典诗歌译作，原因是经典诗歌更少争议。我认为，《诗刊》同时也应该关注世界各地那些正活跃着的诗人，而《诗刊》要想取得国际声誉，不妨通过发表世界各地的诗人诗作，将《诗刊》影响力辐射到世界各地。而且，随着其中一些诗人诗作经典地位的逐步奠定，《诗刊》也就能获得国际性诗歌大刊的历史地位。
2017年，我们实现了愿望，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瑞士诗人菲利普▪雅格泰、美国诗人比利科▪林斯等各国代表性诗人的最新诗作，迅速出现在《诗刊》上。2017年度诗刊首个“国际诗坛诗人奖”获得者是加拿大女诗人洛尔娜▪克罗齐，她被誉为当代加拿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2018年度“国际诗坛诗人奖”则奖给了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在本土和拉美世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号召力，还多次到中国。颁奖时，西班牙驻华教育官郝邵文专程陪同梅斯特雷到会并致辞感谢。就这样，《诗刊》的《国际诗坛》栏目真正引起了国际关注，参与到了世界诗歌的共同建设与创造之中。
2018年，《诗刊》顺应网络全球化进程，推动当代新诗参与世界诗歌的共同发展。《诗刊》官网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同道出版社（Path sharers Books出版有季刊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 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汉诗英译活动。中国诗歌网设置专门专栏《汉诗英译》，由美国同道出版社组织翻译，将《诗刊》与中国诗歌网的优秀诗歌及时翻译成英文，每天推出一首。中国诗歌网推出后，同步发表于美国诗歌网站 (www.Modern Chinese Poetry.com)目前为止，已有近千首诗歌被翻译成英文，通过网络，中国当代新诗真正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在关于这次合作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及其翻译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双方的互动也始终存在不对等的问题。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崛起，当代汉语诗歌期待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发声，同世界文学达成愈加丰富的交流与对话。”我认为交流与对话，才是诗歌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之路。
赵：说到交流与传播，自然绕不开诗歌翻译。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歌不可译，您刚才提到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Pathsharers Books （美国同道出版社）合作开展“汉诗英译”项目,您认为诗歌可以译吗？诗歌由谁来译更合适？
李：我认为诗歌是一种心学，古代诗学多有阐述。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和雅集。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分享的。从这个层面讲，诗歌本身是应该具备交流分享以及翻译潜质的，所以，诗歌可以译。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宇宙是“有情天地，生生不已。”天地、人间、万物都是有情的，所谓“万象为宾客”“侣鱼虾而友麋鹿”“好鸟枝头亦朋友”，等等。可见，诗情同样可以传递，人们常说好诗难以翻译，其实不然。比如“寂静”的感觉，人皆有之，诗人与译者也可以有共同的交流基础。当然，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美是很难翻译的，比如音律，比如氛围。所以有人说，能翻译的是意，难以翻译的是美。无论从意的角度还是美的角度，海外译者和国内译者所面临的难题都是一样的。对于海外译者而言，他们受语言环境浸染，在语言与传播方面占有优势；对国内译者而言，在汉语诗歌理解上占一定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这也是我们汉译英项目选择中外译者合作的原因之一。
赵：“诗歌是一种心学”这个观点对诗歌翻译很有启发，其中深奥有待进一步探索。就传播力而言，从传统纸刊到云传播，从与国外网站合作到与短视频平台联手，您认为云传播具有哪些优势？
李：从诗歌发展史、媒介发展史来看，诗歌传播渠道理应多样化。诗歌云传播具有广阔的前景，将各种传播的限制降到更低，更加能够走近大众，被越来越多读者接受，这也是我提出诗歌“草根化”的原因之一，此外，某种程度上云传播还可以弥补单纯文字翻译所不及之处。2019年，《诗刊》社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大型文化诗歌类节目《诗·中国》，自2019年10月13日起在安徽卫视每周日晚黄金时段播出，获得业界广泛赞誉。节目精选大众耳熟能详的古今诗歌经典，综合运用朗诵、访谈、纪录片等多种形式，讲述一首诗的前世今生，挖掘诗歌背后不为人知的文化内涵。继第一季取得成功后，2020年，安徽卫视继续与《诗刊》社合作，联合出品《诗·中国》第二季，于3月14日起每周日在安徽卫视播出。这为我们今后国际诗歌交流提供了新思路，语言文字翻译带来的局限有望进一步克服。
《诗刊》社一直都在不断开拓诗歌传播新渠道，新方式，力争破圈跨界，打开诗意的新通道。2020年以来，《诗刊》社推出多场云端诗歌活动，阅读分享会、朗诵会等。2021年9月12日下午，第37届青春诗会诗丛首发式暨诗歌纪录片《青春之诗》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开启了以电影形式讲述青年诗人故事的序幕，这是诗歌跨界的又一举措。纸刊与网络媒体多方联动，推动了诗歌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生成新的文化因子。诗歌将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成为“动”起来的文化形象，我们期待开创新时期诗歌国际交流与传播的新格局。
赵：从译史角度您如何看待（诗歌）对外翻译行为？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中国特色”？
马士奎（以下简称马）：从母语译入外语的行为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很多国家都有促进文学对外传播和翻译的举措，但真正成规模地主动译出本国文学作品的现象较为罕见。我国当下在文学译出方面投入远超绝大多数国家，因此将这种翻译现象视为中国特色也不为过。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对外文学翻译传统的国家之一，自晚清起，陆续将包括诗歌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译入英语等语言。有些外译作品曾经产生一定影响，部分译作还被收入国外教材，但总体而言，接受效果明显低于预期，我们的慷慨“赠与”远没有获得目的语文化同样积极的反应。文学作品走出去包括以下层次：走进外语--走出国门--走进国外图书馆资料室--走进小众群体--走进大众群体。应该说，我们的外译文学作品中，真正走进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大众群体的少之又少。当然，接受效果不能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这种主动送出文学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其积极意义和存在的必要性。
我认为可以用以下几句话评价对外文学翻译的现状：政府的重视，译家的自信，域外的冷遇，国外汉学家的恶评，研究的升温，评价标准的模糊和评价主体的错位。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们的译者，尤其是一些古典诗词的译者常常自信满满，对自己译诗中的妙处津津乐道，但这种妙处有时是否能为目的语受众感知，尚存较大疑问。另外，由于国外对我们的译出作品往往缺乏关注，现有的评价大多来自国内学界，这种脱离目的语环境的评价，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存在一定疑问。
赵：译史上是否有比较成功的诗歌外译案例，译者身份构成情况如何？
马：诗歌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相较而言不可译因素更多，或者说翻译过程中的损失更多，尤其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语等语言后，往往减色不少，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纵观中国文学外译历史，可以说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外译作品接受情况优于1949年以后的译作，尤其早期旅法人士的法译作品，包括曾仲鸣、梁宗岱和罗大冈等人的法译中国诗歌，在法国各界尤其是文学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瓦莱里即通过梁宗岱法译的陶潜诗选，认识到中国古人的“勇气、耐性、朴素、纯洁与渊博”等品质，感受到“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并且预感“中国会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罗曼•罗兰读了译诗后，更为中法两国之间显现出的“姻亲关系”和心灵上的“酷肖之处”而感到惊喜。
英译中国诗歌中，1932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英韵》（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Rhymes）是第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中国诗集，所收译诗虽因显得呆板而受到批评，但译作完成过程和译作本身都很有特点，也曾产生一定影响。译者蔡廷干是晚清和北洋时期政治、军事和外交界显赫一时的人物。少为人知的是，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开拓性贡献，而且也是对外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先驱者之一，我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家诗》首个英译本即出自其手。为保证译稿质量，蔡廷干在翻译过程中曾向众多中外人士求教。因其特殊背景和经历，蔡氏与许多在华外国各界人士建立了友谊。除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时任燕大生物系主任 C.S.Wu 教授之外，蔡廷干在译序中还向另外七人表示致谢。其中，曾完成《中庸》《论语》等中国典籍英译的英国汉学家、时任中国海关官员赖发洛（(Leonard A.Lyall），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英国著名记者、供职于《京津泰晤士报》的伍德海(H.G.W.Woodhead),上海《宇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经理戴维斯（R.W.Davis）,英国学者蒋景德（C.Walter Young），以及美国驻大连领事兰登（W.R.Langdon）等外籍人士均曾对译作语言进行润色，或者指出译诗存在的错误。
晚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译者背景多样，身份多重，阅历丰富，尤其早期留洋人员还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文学和学术名流往来密切，熟悉目的语社会的诗学特征、学术规范、出版体例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及接受习惯，如梁宗岱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莱里结成异国忘年之交,“得常常追随（瓦雷里）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他和法国文豪罗曼•罗兰（Roman Roland, 1866-1944）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认为罗曼•罗兰“在精神和道德方面” 曾给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经历在当今不易复制，但理念值得借鉴。对比来看，当今以外语教育界和涉外机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翻译队伍欠缺不仅体现在语言，还包括知识结构和阅历单一，自身文学素养欠缺，对目的语文学规范的认知明显不足。
赵：您如何看待海外华人译者的传播力量？
马：从事中国文学外译者包括中国本土学者、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学者，也有相当多的译作是中外学者合作完成的。不同群体的资质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优劣之处显而易见。看上去，海外华人学者可以避免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学者的劣势，但实际上他们的英文创作往往远比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更受欢迎。在翻译主体方面，一味纠结译者身份尤其是译者国籍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重要的是看其生活阅历、语言背景、文学素养、个人兴趣和翻译能力等条件。
晚清和民国时期旅法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经验不无借鉴价值。他们大都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突出的创作能力，留法时间普遍较长，不仅外语水平达到相当程度，还主动融入法国社会，与当地文学和学术等领域名流往来密切，熟悉目的语社会的诗学特征、学术规范、出版体例和读者的阅读情趣及接受习惯。他们普遍注重副文本手段的运用，尤其是一些作品附有法国知名人士的序言以及致法国本土人士的献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减少外来作品的陌生感，降低读者的理解成本。另外，作品多由法国主流出版机构出版，相对比较容易汇入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系统，而且当地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报刊上的正面评价对作品的接受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同时，他们身居海外，洞悉法国译者介绍中国文学时的盲点和死角（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忽视），也便于学习过往法国译者的经验，有助于提高作品的传播效果，其贡献是法国本土译者无法完全取代的，甚至可以起到补充和匡正作用。总体而言，这些学者没有留下太多翻译理论，有些人曾在著译序言中谈及自己的体会，可以看出其选题原则和翻译理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学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然可以给人启迪。
赵：您认为文学外译中有哪些经验举措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马：说到文学外译，我们不得不提到2007年出版的《译出与否———PEN/IＲL 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虽然有些久远，但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报告》说明世界各国都有被外界了解和理解的愿望，非英语国家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屏障，即伊利·格鲁沙所言“交流之痛”(the pain of communication)有着同样深切的感受，面对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这一难题表现出同样的焦虑，所反映出的译者的困境也带有一定的共性，各国的应对措施则同中有异。
其次，这份报告以相当篇幅介绍了非英语国家推动作品外译的措施。倘若没有源语国家资助，出版机构特别是英美重要出版社通常不愿意出版源自其他语言的作品。政府介入文学外译的最常见的手段是通过专门机构为相关出版社直接提供资助，或者为本国作品的译出营造条件。如加泰罗尼亚的拉曼▪鲁尔研究院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间为 250 余本图书的外译提供资助；成立于 1991 年的“荷语文学创作和翻译 基 金 会”(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常年为出版荷语文学译作的国外出版机构提供资助，符合条件的作品可以获得 70 % 的翻译费用支持；法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推广法国文学，法国国际出版总署(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caise，BIEF)早在 1873 年即告成立，得到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及外交部的支持；性质类似的机构还有创建于 1963 年的“柏林文学论坛”(LCB)、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爱尔兰图书交流公司、波兰图书协会、芬兰文学信息中心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一些较大的欧洲国家还在国外设立中心或办事机构，并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加强与所在国出版界的交流，扩大本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
此外，《报告》还体现各出国促进文学外译的其他具体措施。不少国家都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或者创办英文杂志，及时向外界介绍本国文学出版动态和作品翻译情况等，如比利时政府在网上提供佛莱芒语文学作品的详尽数据，并且明确公布资助翻译的条件和计划;斯洛文尼亚也在互联网上列出了外译本国作品的详细目录；荷、德、法等国的相关网站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内容更新及时;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杂志《德语新书目》(New Books in German)全球发行，每期印数 3000 册；荷兰也每年两次用英语出版荷兰非小说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书目。各国经验还表明，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单靠作家和出版商的努力难以真正达到文学走出去的目标，文学经纪人或中介机构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报告还指出，译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还需要借助目的语国家文学评论家和报刊的力量，为作品进入其文学系统铺平道路。各国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出资邀请国外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商来访，资助本国作家出访、参加国际文学节，或者在国外举办文学活动，而法兰克福和伦敦等地举行的有影响的国际图书展也是推广文学的良好契机。
赵：具体到当前文学外译现状，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拓宽传播渠道？
马：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文学外译的举措，成绩显著，同时困难和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就翻译出版而言，长期以来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环节均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条件具备时，争取使更多的译作进入欧美主流出版社，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告的英译本《中华隽词》和蔡廷干的《唐诗英韵》均由英美重要出版社推出，并且请国外知名学者作序，译作出版后不久即获得较好的反响。其次，进一步吸引国外学者参与中国作品的译介，除部分项目对国外招标外，积极尝试国内作家、学者与国外译者的合作，在寻求合作时不必局限于欧美国家，应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如印度籍作家、诗人维克拉姆•塞斯，他所翻译的李白、杜甫和王维三位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在 1992 年出版后曾引起广泛关注。另外，在译材选择方面，由于古典诗词译本较多，宜酌情多译介现当代作品。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文化需求方面渐渐由“贵远贱近”转为“厚今薄古”，新作的译出也有助于西人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
赵：“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史为“鉴”而非“限”，因此才有了当下的“新格局”。 媒介技术的广阔前景为当下诗歌创作与传播注入了无穷活力，中西文化交流需求则呈现“厚今薄古”之势。如果说历史与未来使当代人的生存空间得以延伸，那么聚焦当下之“新”则赋予我们栖息大地，仰望星空的自由，再次感谢李主编与马老师对中诗翻译栏目的大力支持。
——李少君、马士奎 访谈
赵佼 文
李少君，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十六部，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马士奎，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
赵佼，高校英语教师，副教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研究领域：诗歌翻译、文学批评
赵佼（以下简称赵）：《诗刊》于21年10月份开始与短视频平台快手合作，推出“快来读诗”活动，有人说这是“诗歌传播的现象级事情”，作为《诗刊》主编，您如何解读这次活动？
李少君（以下简称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媒介变革深刻影响诗歌发展，可以说诗歌革命与媒介变革相伴相生。从中国诗歌史来看，伴随媒介的进步革新，诗歌发展逐步呈现出平民化、草根化，即“走向大众”的总趋势。自殷商至晚晴，中国的主导媒介经历了从龟甲兽骨到竹筒布帛，再到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直到现代印刷革命和出版革命，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来临，每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都极大提高诗歌的普及和大众化程度。唐诗之所以能够呈现“布衣文学”的景观，得益于造纸工艺和技术的大发展。到了宋代，印刷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传播。如果按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的说法，传播媒介具有时间或者空间偏向，那么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进程的技术革命，极大增强了诗歌在地理空间上的传播扩散，并且逐步打破知识垄断，让诗歌受众更加广泛。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新媒体语境下，BBS、微博、微信和短视频等媒介生成去中心式的传播机制，推动诗歌大众化、平民化和草根化，诗歌由此进入真正的民主化时代。在BBS时代，天涯社区通过引入知名诗人发表作品而获得海量关注，不仅重新聚集诗歌群体、诗歌部落，而且诞生了许多草根创作者，为文学创作和传播开辟了新空间。随着新浪微博时代的来临，网络短评的形式和碎片化阅读方式让诗歌大规模网络传播成为可能。（书籍翻译相对滞后）
微信时代，是诗歌网络传播大繁荣的时代，微信碎片化、去中心化、强社交性等特性十分适合诗歌的传播。汉语诗歌微信群遍布世界各地，人在海外，心在汉语，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国内诗歌权威刊物《诗刊》杂志公众号收获了大量粉丝，并且推动了如草根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作品大受欢迎，成为现象级传播事件。从造纸术、印刷术到现代出版业，再到网络BBS、微博、微信，诗歌虽然经历媒介革命，但仍然以文字为载体。
到了视觉文化时代，随着短视频的崛起，诗歌开始以视听为媒介，打破了文字阅读的局限性，《诗刊》杂志和快手的合作正是这一媒介转向的突出体现。2021年中秋和国庆期间，《诗刊》联合快手推出“快来读诗”诗歌朗诵活动，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烈响应。诗人李元胜、树才、卢文丽、安琪、王单单、刘笑伟、冯娜、王二冬和俄罗斯诗人唐曦兰等积极参与，随后，大量诗歌爱好者、朗诵家热烈参与，在快手投放了三千多个朗诵作品。文化名人于丹、戴建业、冯唐等也参与了活动。中秋之夜，中央电视台联播主播海霞、郑丽、康辉、宝晓峰分别连麦了“工地诗人”李小刚、《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彭敏、外卖小哥高治晓和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支队队长艾迪哈木·马合木提，一起用诗歌遥寄相思。此次活动，总播放量累计超过1.7亿！
赵：《诗刊》是国内诗歌的重要阵地，请您谈谈当前语境下，《诗刊》与国际诗坛的交流情况，交流中是否存在身份焦虑？新诗的传播前景如何？
李：其实这几个问题可以一并回答，从《诗刊》创刊时说起吧。记得第一次看到《诗刊》创刊号时很惊讶，一是其阵容强大，毛泽东主席十八首诗首发《诗刊》是轰动性的诗歌事件，这已载入各种诗歌史；二是艾青、冯至、徐迟、闻捷、萧三等人的诗作，重读仿佛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但最令我惊讶的是，《诗刊》创刊号刊登了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已有广泛国际声誉的聂鲁达的两首诗《国际纵队到马德里》《在我的祖国是春天》，翻译者分别是袁水拍和戈宝权。另外，仿佛是与诗歌格局配套，评论既发了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也发了吴伯箫的《记海涅学术会议》，国内国际一视同仁。这些，都可见《诗刊》一创刊就显示了开放性和国际视野。
因为好奇，我随即查阅了接下来的《诗刊》，希克梅特、阿拉贡等人的诗作也赫然在册，由罗大冈等人翻译，当时，这些人都处于诗歌创作黄金期。《诗刊》复刊后，继续刊登在世的世界各地的诗人诗作，1979年9月号刊登了荒芜翻译的盖瑞▪司纳德的诗作，盖瑞▪司纳德现在一般译为加里▪斯耐德，是美国自然诗歌的代表诗人，当时翻译的诗作选自其刚出版的诗集《海龟岛》，并且前面还附了一个简短的“译者前记，”介绍了司纳德的生活经历和生态思想。可以说，《诗刊》一直和世界诗歌保持同步。如果说《诗刊》是国内诗歌界的一个风向标的话，国内诗人同国际诗人的交流是积极的，敞开式的，身份焦虑在现实场域中并不明显。
不过，新诗与翻译的关系密切，众所周知。我想这也是你为什么会提出“身份焦虑”这个问题的原因吧？确实，新诗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翻译的影响，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新诗革命一开始只是观念革命，理论先行，并没有具体实践，所以胡适才尝试性写作《白话诗八首》，刊于《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上，没想到引起轰动，一鸣惊人，但其文本粗糙，也饱受批评。不过新诗革命还是拉开了序幕。胡适白话创作的真正成功之作，是1919年他用白话翻译的美国女诗人蒂斯代尔的诗作《关不住了》，刊登于《新青年》1919年第6卷3号，被众诗友高度赞赏，效果之好，以至胡适自己一直把这首翻译诗称为中国新诗的“新纪元”，觉得自己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了范本和方向。
朦胧诗也是从翻译诗开始的，翻译家也一度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英雄。马原、王小波等人甚至认为他们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史。进入21世纪以后，翻译对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在此之前，中国诗歌一直要说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就在这世界之中。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与我们自己。
2014年，我到《诗刊》工作后，负责编务，慢慢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国际诗坛》栏目，喜欢刊登经典诗歌译作，原因是经典诗歌更少争议。我认为，《诗刊》同时也应该关注世界各地那些正活跃着的诗人，而《诗刊》要想取得国际声誉，不妨通过发表世界各地的诗人诗作，将《诗刊》影响力辐射到世界各地。而且，随着其中一些诗人诗作经典地位的逐步奠定，《诗刊》也就能获得国际性诗歌大刊的历史地位。
2017年，我们实现了愿望，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瑞士诗人菲利普▪雅格泰、美国诗人比利科▪林斯等各国代表性诗人的最新诗作，迅速出现在《诗刊》上。2017年度诗刊首个“国际诗坛诗人奖”获得者是加拿大女诗人洛尔娜▪克罗齐，她被誉为当代加拿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2018年度“国际诗坛诗人奖”则奖给了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在本土和拉美世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号召力，还多次到中国。颁奖时，西班牙驻华教育官郝邵文专程陪同梅斯特雷到会并致辞感谢。就这样，《诗刊》的《国际诗坛》栏目真正引起了国际关注，参与到了世界诗歌的共同建设与创造之中。
2018年，《诗刊》顺应网络全球化进程，推动当代新诗参与世界诗歌的共同发展。《诗刊》官网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同道出版社（Path sharers Books出版有季刊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 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汉诗英译活动。中国诗歌网设置专门专栏《汉诗英译》，由美国同道出版社组织翻译，将《诗刊》与中国诗歌网的优秀诗歌及时翻译成英文，每天推出一首。中国诗歌网推出后，同步发表于美国诗歌网站 (www.Modern Chinese Poetry.com)目前为止，已有近千首诗歌被翻译成英文，通过网络，中国当代新诗真正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在关于这次合作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及其翻译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双方的互动也始终存在不对等的问题。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崛起，当代汉语诗歌期待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发声，同世界文学达成愈加丰富的交流与对话。”我认为交流与对话，才是诗歌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之路。
赵：说到交流与传播，自然绕不开诗歌翻译。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歌不可译，您刚才提到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Pathsharers Books （美国同道出版社）合作开展“汉诗英译”项目,您认为诗歌可以译吗？诗歌由谁来译更合适？
李：我认为诗歌是一种心学，古代诗学多有阐述。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和雅集。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分享的。从这个层面讲，诗歌本身是应该具备交流分享以及翻译潜质的，所以，诗歌可以译。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宇宙是“有情天地，生生不已。”天地、人间、万物都是有情的，所谓“万象为宾客”“侣鱼虾而友麋鹿”“好鸟枝头亦朋友”，等等。可见，诗情同样可以传递，人们常说好诗难以翻译，其实不然。比如“寂静”的感觉，人皆有之，诗人与译者也可以有共同的交流基础。当然，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美是很难翻译的，比如音律，比如氛围。所以有人说，能翻译的是意，难以翻译的是美。无论从意的角度还是美的角度，海外译者和国内译者所面临的难题都是一样的。对于海外译者而言，他们受语言环境浸染，在语言与传播方面占有优势；对国内译者而言，在汉语诗歌理解上占一定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这也是我们汉译英项目选择中外译者合作的原因之一。
赵：“诗歌是一种心学”这个观点对诗歌翻译很有启发，其中深奥有待进一步探索。就传播力而言，从传统纸刊到云传播，从与国外网站合作到与短视频平台联手，您认为云传播具有哪些优势？
李：从诗歌发展史、媒介发展史来看，诗歌传播渠道理应多样化。诗歌云传播具有广阔的前景，将各种传播的限制降到更低，更加能够走近大众，被越来越多读者接受，这也是我提出诗歌“草根化”的原因之一，此外，某种程度上云传播还可以弥补单纯文字翻译所不及之处。2019年，《诗刊》社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大型文化诗歌类节目《诗·中国》，自2019年10月13日起在安徽卫视每周日晚黄金时段播出，获得业界广泛赞誉。节目精选大众耳熟能详的古今诗歌经典，综合运用朗诵、访谈、纪录片等多种形式，讲述一首诗的前世今生，挖掘诗歌背后不为人知的文化内涵。继第一季取得成功后，2020年，安徽卫视继续与《诗刊》社合作，联合出品《诗·中国》第二季，于3月14日起每周日在安徽卫视播出。这为我们今后国际诗歌交流提供了新思路，语言文字翻译带来的局限有望进一步克服。
《诗刊》社一直都在不断开拓诗歌传播新渠道，新方式，力争破圈跨界，打开诗意的新通道。2020年以来，《诗刊》社推出多场云端诗歌活动，阅读分享会、朗诵会等。2021年9月12日下午，第37届青春诗会诗丛首发式暨诗歌纪录片《青春之诗》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开启了以电影形式讲述青年诗人故事的序幕，这是诗歌跨界的又一举措。纸刊与网络媒体多方联动，推动了诗歌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生成新的文化因子。诗歌将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成为“动”起来的文化形象，我们期待开创新时期诗歌国际交流与传播的新格局。
赵：从译史角度您如何看待（诗歌）对外翻译行为？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中国特色”？
马士奎（以下简称马）：从母语译入外语的行为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很多国家都有促进文学对外传播和翻译的举措，但真正成规模地主动译出本国文学作品的现象较为罕见。我国当下在文学译出方面投入远超绝大多数国家，因此将这种翻译现象视为中国特色也不为过。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对外文学翻译传统的国家之一，自晚清起，陆续将包括诗歌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译入英语等语言。有些外译作品曾经产生一定影响，部分译作还被收入国外教材，但总体而言，接受效果明显低于预期，我们的慷慨“赠与”远没有获得目的语文化同样积极的反应。文学作品走出去包括以下层次：走进外语--走出国门--走进国外图书馆资料室--走进小众群体--走进大众群体。应该说，我们的外译文学作品中，真正走进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大众群体的少之又少。当然，接受效果不能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这种主动送出文学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其积极意义和存在的必要性。
我认为可以用以下几句话评价对外文学翻译的现状：政府的重视，译家的自信，域外的冷遇，国外汉学家的恶评，研究的升温，评价标准的模糊和评价主体的错位。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们的译者，尤其是一些古典诗词的译者常常自信满满，对自己译诗中的妙处津津乐道，但这种妙处有时是否能为目的语受众感知，尚存较大疑问。另外，由于国外对我们的译出作品往往缺乏关注，现有的评价大多来自国内学界，这种脱离目的语环境的评价，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存在一定疑问。
赵：译史上是否有比较成功的诗歌外译案例，译者身份构成情况如何？
马：诗歌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相较而言不可译因素更多，或者说翻译过程中的损失更多，尤其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语等语言后，往往减色不少，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纵观中国文学外译历史，可以说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外译作品接受情况优于1949年以后的译作，尤其早期旅法人士的法译作品，包括曾仲鸣、梁宗岱和罗大冈等人的法译中国诗歌，在法国各界尤其是文学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瓦莱里即通过梁宗岱法译的陶潜诗选，认识到中国古人的“勇气、耐性、朴素、纯洁与渊博”等品质，感受到“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并且预感“中国会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罗曼•罗兰读了译诗后，更为中法两国之间显现出的“姻亲关系”和心灵上的“酷肖之处”而感到惊喜。
英译中国诗歌中，1932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英韵》（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Rhymes）是第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中国诗集，所收译诗虽因显得呆板而受到批评，但译作完成过程和译作本身都很有特点，也曾产生一定影响。译者蔡廷干是晚清和北洋时期政治、军事和外交界显赫一时的人物。少为人知的是，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开拓性贡献，而且也是对外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先驱者之一，我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家诗》首个英译本即出自其手。为保证译稿质量，蔡廷干在翻译过程中曾向众多中外人士求教。因其特殊背景和经历，蔡氏与许多在华外国各界人士建立了友谊。除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时任燕大生物系主任 C.S.Wu 教授之外，蔡廷干在译序中还向另外七人表示致谢。其中，曾完成《中庸》《论语》等中国典籍英译的英国汉学家、时任中国海关官员赖发洛（(Leonard A.Lyall），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英国著名记者、供职于《京津泰晤士报》的伍德海(H.G.W.Woodhead),上海《宇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经理戴维斯（R.W.Davis）,英国学者蒋景德（C.Walter Young），以及美国驻大连领事兰登（W.R.Langdon）等外籍人士均曾对译作语言进行润色，或者指出译诗存在的错误。
晚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译者背景多样，身份多重，阅历丰富，尤其早期留洋人员还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文学和学术名流往来密切，熟悉目的语社会的诗学特征、学术规范、出版体例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及接受习惯，如梁宗岱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莱里结成异国忘年之交,“得常常追随（瓦雷里）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他和法国文豪罗曼•罗兰（Roman Roland, 1866-1944）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认为罗曼•罗兰“在精神和道德方面” 曾给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经历在当今不易复制，但理念值得借鉴。对比来看，当今以外语教育界和涉外机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翻译队伍欠缺不仅体现在语言，还包括知识结构和阅历单一，自身文学素养欠缺，对目的语文学规范的认知明显不足。
赵：您如何看待海外华人译者的传播力量？
马：从事中国文学外译者包括中国本土学者、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学者，也有相当多的译作是中外学者合作完成的。不同群体的资质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优劣之处显而易见。看上去，海外华人学者可以避免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学者的劣势，但实际上他们的英文创作往往远比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更受欢迎。在翻译主体方面，一味纠结译者身份尤其是译者国籍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重要的是看其生活阅历、语言背景、文学素养、个人兴趣和翻译能力等条件。
晚清和民国时期旅法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经验不无借鉴价值。他们大都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突出的创作能力，留法时间普遍较长，不仅外语水平达到相当程度，还主动融入法国社会，与当地文学和学术等领域名流往来密切，熟悉目的语社会的诗学特征、学术规范、出版体例和读者的阅读情趣及接受习惯。他们普遍注重副文本手段的运用，尤其是一些作品附有法国知名人士的序言以及致法国本土人士的献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减少外来作品的陌生感，降低读者的理解成本。另外，作品多由法国主流出版机构出版，相对比较容易汇入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系统，而且当地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报刊上的正面评价对作品的接受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同时，他们身居海外，洞悉法国译者介绍中国文学时的盲点和死角（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忽视），也便于学习过往法国译者的经验，有助于提高作品的传播效果，其贡献是法国本土译者无法完全取代的，甚至可以起到补充和匡正作用。总体而言，这些学者没有留下太多翻译理论，有些人曾在著译序言中谈及自己的体会，可以看出其选题原则和翻译理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学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然可以给人启迪。
赵：您认为文学外译中有哪些经验举措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马：说到文学外译，我们不得不提到2007年出版的《译出与否———PEN/IＲL 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虽然有些久远，但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报告》说明世界各国都有被外界了解和理解的愿望，非英语国家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屏障，即伊利·格鲁沙所言“交流之痛”(the pain of communication)有着同样深切的感受，面对文化和文学“走出去”这一难题表现出同样的焦虑，所反映出的译者的困境也带有一定的共性，各国的应对措施则同中有异。
其次，这份报告以相当篇幅介绍了非英语国家推动作品外译的措施。倘若没有源语国家资助，出版机构特别是英美重要出版社通常不愿意出版源自其他语言的作品。政府介入文学外译的最常见的手段是通过专门机构为相关出版社直接提供资助，或者为本国作品的译出营造条件。如加泰罗尼亚的拉曼▪鲁尔研究院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间为 250 余本图书的外译提供资助；成立于 1991 年的“荷语文学创作和翻译 基 金 会”(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常年为出版荷语文学译作的国外出版机构提供资助，符合条件的作品可以获得 70 % 的翻译费用支持；法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推广法国文学，法国国际出版总署(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caise，BIEF)早在 1873 年即告成立，得到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及外交部的支持；性质类似的机构还有创建于 1963 年的“柏林文学论坛”(LCB)、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爱尔兰图书交流公司、波兰图书协会、芬兰文学信息中心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一些较大的欧洲国家还在国外设立中心或办事机构，并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加强与所在国出版界的交流，扩大本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
此外，《报告》还体现各出国促进文学外译的其他具体措施。不少国家都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或者创办英文杂志，及时向外界介绍本国文学出版动态和作品翻译情况等，如比利时政府在网上提供佛莱芒语文学作品的详尽数据，并且明确公布资助翻译的条件和计划;斯洛文尼亚也在互联网上列出了外译本国作品的详细目录；荷、德、法等国的相关网站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内容更新及时;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杂志《德语新书目》(New Books in German)全球发行，每期印数 3000 册；荷兰也每年两次用英语出版荷兰非小说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书目。各国经验还表明，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单靠作家和出版商的努力难以真正达到文学走出去的目标，文学经纪人或中介机构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报告还指出，译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还需要借助目的语国家文学评论家和报刊的力量，为作品进入其文学系统铺平道路。各国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出资邀请国外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商来访，资助本国作家出访、参加国际文学节，或者在国外举办文学活动，而法兰克福和伦敦等地举行的有影响的国际图书展也是推广文学的良好契机。
赵：具体到当前文学外译现状，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拓宽传播渠道？
马：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文学外译的举措，成绩显著，同时困难和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就翻译出版而言，长期以来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环节均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条件具备时，争取使更多的译作进入欧美主流出版社，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告的英译本《中华隽词》和蔡廷干的《唐诗英韵》均由英美重要出版社推出，并且请国外知名学者作序，译作出版后不久即获得较好的反响。其次，进一步吸引国外学者参与中国作品的译介，除部分项目对国外招标外，积极尝试国内作家、学者与国外译者的合作，在寻求合作时不必局限于欧美国家，应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如印度籍作家、诗人维克拉姆•塞斯，他所翻译的李白、杜甫和王维三位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在 1992 年出版后曾引起广泛关注。另外，在译材选择方面，由于古典诗词译本较多，宜酌情多译介现当代作品。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文化需求方面渐渐由“贵远贱近”转为“厚今薄古”，新作的译出也有助于西人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
赵：“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史为“鉴”而非“限”，因此才有了当下的“新格局”。 媒介技术的广阔前景为当下诗歌创作与传播注入了无穷活力，中西文化交流需求则呈现“厚今薄古”之势。如果说历史与未来使当代人的生存空间得以延伸，那么聚焦当下之“新”则赋予我们栖息大地，仰望星空的自由，再次感谢李主编与马老师对中诗翻译栏目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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