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根、干、枝

　　在当下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异彩纷呈的时代，乱花迷眼般的信息铺天盖地，确实让我等有目不暇接之感。

　　春末夏初，获柳忠秧君新古体诗集《楚歌》一册，顿有爱不释手之意，这可能由于柳忠秧先生的诗风、或者叫做诗写追求与在下颇有相通之处，这种新古典主义的诗风追求，让我倍感愉悦欣慰，似有想说的话，更有不吐不快之感。

　　尽管，柳君的诗写偏于“古”，而我则偏于新诗的“复古”。但味觉、视觉、心路的一致，自然让清风拂面，让窗棂大开，让我等可以遍览沃野那诗风浩荡的巨木。当然，成就此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国的新古典主义诗风，在借鉴了17、18世纪英国文学领域兴起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应效仿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和当时法国的经典著作，文学作品的价值应视是否为人文主义服务来决定，诗歌必须抒情、壮美、有教义、讽喻、富于戏剧性，每一种诗体都有自己的一套创作原则的文学元素外，长期以来，秉承更多“诗教”理念的中国诗人们，在诗写创作上，更多的还是为注重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味”的诗写探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五四”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贺敬之先生的新古体诗主张的推动和一批批诗人们前赴后继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创作，为中国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构建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其实，老一代的的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们的一些诗歌名篇，都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标志。而他们后的年青一代，也为此付出了心血。

　　如舒婷的著名代表诗作《思念》“ 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 /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 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 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 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呵，在心的远景里/ 在灵魂的深处。”

　　这首诗歌，堪称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之作。短短十句，七出比喻，贴切，自然，巧妙，感人。语言技巧自然精致，意境营造高妙灵秀，有古典文学的典雅，又有现代文学的情感气息，意象选择独出心裁，节奏舒缓自如，这些正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美学追求。

　　除了舒婷等诗人的“标志性”诗歌创作外，一些诗人更是直接地提出了新古典主义诗歌的诗写理论主张，其中洛夫先生的诗歌应回归传统，余光中先生的新古典主义诗学论等，都非常有影响。

　　香港著名诗人蓝海文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诗歌《诗》，是他对于新诗创作的深刻思考,这大概是他的“新古典主义”诗歌理论的一个先声，他在诗中写道：“自从抽离了根/曾经遍访四方/身上开满异域花朵/而身却似游魂飘荡一棵流浪的树/终于回到故乡/把根重新植进土壤/新绿就在枝上成长”。

　　1987年6月，蓝先生在《世界中国诗刊》第7期上发表了《回归传统，迈向新古典主义》的社论，正式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倡导，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蓝先生执著地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中不断努力地完善着“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主张。

　　1999年04期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曾发表了杨剑龙先生的《引传统为现代的诗学观念——评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主张》一文，文中，杨剑龙先生高度评价了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主张，并引用蓝先生在《关于“新古典主义”》一文中的一句“‘新古典主义’是经过数十年实践，自中华文化沃土上潜移默化、健康茁壮成长起来的,它是传统和现代的焊接点，而且已经走成一条健康而宽坦的道路”作为论据。

　　事实确实如此，当代中国的一批既继承中国诗歌传统又充分吸收中西现代文化元素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们，正在用一部部鸿篇巨制，续写着中国诗歌的辉煌。柳忠秧的《楚歌》，应是当下新古典主义诗歌作品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

　　《楚歌》分四辑，第一辑即是他的五百行长篇古体组诗《楚歌》，全诗五十首，每首十行，每行七字。朗朗鸿篇，跌宕起伏。一部史诗，以宽泛、历史、雄壮、豪迈的视野，浓墨泼写着楚文化近三千年的精彩。如他的开篇之句：

　　夜读春秋寻大义，醉向伯牙觅知己，

　　心怀李白笑孔丘，顶礼文公求正义，

　　词慕屈子追司马，武尊卫青霍骠骑。

　　莫说唐宗怜宋相，野草斜阳奈何兮！

　　五千年来日月明，大江东去长空碧！

　　开宗明义，豪迈雄壮，将他的诗写宗旨，世界观和人文关怀倾囊抛出，畅怀放歌。一部流淌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这样在诗人博大的胸襟中被熔铸、醇提，如万里江河平湖开闸般的汹涌奔出，滔滔不绝，娓娓道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老先生在他的《楚歌一曲动江河——读柳忠秧长篇古体组诗楚歌》一文中曾这样评价《楚歌》，他说：“较之新诗，《楚歌》应该属于旧体，作者将《楚歌》定位于‘古体组诗’是适当的。

　　中国旧体诗分古、近体，《楚歌》从体制看，近于古诗歌行一类，但比旧时歌行，于奔放之中更显整饬。全诗五十首，每首十行，每行七字，基本是一首一韵，间或有‘兮‘字的嵌入，则是明显地增添了楚辞的元素。

　　所以，《楚歌》是既保持了古体诗跌宕自如的气势，而又兼富近体诗讲究音韵美的一种诗歌体式。

　　据诗集注释本称，作者赋予《楚歌》的含义有三：一是取自项羽本纪的垓下之歌；一是取自汉乐府中与横吹曲、鼓吹曲并称的楚调曲名（如梁甫吟）；其三，则是启发感染于现代艺人演唱的同名歌曲《楚歌》的曲调和意境。

　　这就暗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楚歌》是一篇来自多方启示的、融通今古的综合之作。作者是楚人，他选择以地理方位的楚地作为抒情的出发点，又在汗漫无际的人文时空中纵横驰骋他的想象力，从而铺陈咏叹楚文化的绚烂与华美。

　　人们不难发现，贯穿全诗的理想精神，来自屈原和李白。”在这里，谢冕先生事实上已经给柳忠秧的《楚歌》确定了“既保持了古体诗跌宕自如的气势，而又兼富近体诗讲究音韵美的一种诗歌体式”的“古体组诗”之新古典主义的诗写风格的定位。

　　《楚歌》第二辑，以楚辞体（骚体）、辞赋体、歌行体、诗经体（四言古诗体）结集，第三第四辑则是他的其他一些诗歌的汇总。

　　在此，我想说说《楚歌》的第二辑，在此辑中，既有柳忠秧的成名作《岭南歌》、《天下洞庭天下楼》，也有《国骚》、《楚颂》和《天下江山黄鹤楼》；有神龙诗章》、《中秋月祭》，当然也有《楚黄云深书院辛卯秋祭孔圣辞》。

　　这些由激情淳香浇灌蕴育的朗朗诗行，或骚体、或辞赋、或歌行，或四言古诗体，势如江河东去，一泻千里，形似品读经典，赏心悦目。传统的典雅，现代的情感，独立的视觉，构架的巧奇，史论的精到，意象的灵秀，节奏的舒缓，语言的美感等新古典主义的诗歌要素，均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黄海晴先生在2004年的《华中师范大学》 上发表了《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诗学论》，他在文中说道：“余光中诗学产生于中国古典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两大显性因素和缺位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这一隐性因素所形成的张力场。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余光中诗学体系以“现代诗”范畴为核心。从特定的时空而言，这一概念指50年代以来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核心的台湾诗歌创作，是“五四”白话诗阶段之后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

　　余光中对“现代诗”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其重心在其中“纵而言之”的“中国古典文学”因素和“横而言之”的“外国的文学”因素，从而使它由一个单纯的特指的文学概念发展而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

　　它的诗语是以白话文为主干，而以适当的欧化和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富有弹性的语言；它的意象是丰富的、立体的、四度空间的，植根于现代社会中，运用了多种现代创造手法；它的表达熔知识与想象于一炉，形成具体与抽象交错，时间与空间对换，五官感觉的重叠，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在此，我倒是想套用黄海晴先生的话来评价柳忠秧的《楚歌》。我认为柳忠秧所关注的诗歌核心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从出生的那天起，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因，早已牢牢地根植在我们的血肉之中，脑海的图腾和意识流，镌刻和奔流的也是中华文化的血和气，作为民族文化精华的文学诗歌，传统应是柳忠秧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是他永久不会改变的根和气，是他的文化之根，诗写之根、创作之根。他的诗学体系以“古体诗”范畴为核心，以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为诗写的沃野，其重心既有“纵而言之”的“中国古典文学”因素和“横而言之”的“现代时空”因素，从而使它由一个单纯的特指的现代古体组诗文学概念发展而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新古典主义诗学范畴。它的诗语是以现代语言为主干，而以适当的文言句法和借鉴的西方表现手法为调剂的新的富有弹性的语言；它的意象是丰富的、立体的、四度空间的。他植根于现代社会中，运用了多种现代创造手法，天马行空，大气象大场面大历史地纵情放歌；它的表达熔知识与想象于一炉，形成具体与抽象交错，时间与空间对换，五官感觉的重叠，心灵震撼的谐和，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厚重感。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柳忠秧的诗，为什么我们厚重的土地总是会拒绝肤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要说《楚歌》是新古典主义诗歌根、干、枝的重要表现视窗之一的原因。

　　通读《楚歌》，我注意到另一篇序文的作者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文学院博导、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蒋述卓先生对柳忠秧的几句评价：“柳郎（我们都这样称呼柳忠秧）是一位富有侠骨豪情的诗人，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诗人，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诗人。”蒋教授文中论述祥祥，在此我也就不再一一展开，我非常同意蒋先生对柳忠秧的“三个一”评价，但我还想加上一条，即：

　　柳忠秧是一位拥有大胸襟能站在高处的诗人。

　　　　　　2015年6月3日完稿于羊城菊味书屋

　　（胡红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兼诗歌委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山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及广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地质图书馆客座研究馆员，二级作家，副主任医师。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小说选刊》《花城》《人民日报》《文艺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出版有《山道》《胡红拴诗选》《地球语汇》等，主编《放歌山海——中国国土资源诗歌六十年》《行吟大地——中国国土资源散文六十年》《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等各类书籍68部，计1000余万字。主编各类文化丛书近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