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表述的可能性：个人叙事与语言叙事

　　当我们谈及某些职业时，历史可以成就一切，只要你能从中走出来。

 
　　从语言文字符号表意功能而言，阅读孙文波的诗有些费劲。这个认识曾经获得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认同。这种感受性的来源在于对孙文波诗歌自身内在特点上产生的一种认识上的错觉。从文本的外在形式上看，孙文波的诗大部分充满了堆砌性的文字。这些犹如大厦一样堆砌的文字给阅读本身带来了一种沉重的压迫感，甚至充满了压抑性的文字重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沉甸甸的文字恰恰不是语言性表意效果的饱满性的象征。相反，它是诗人内在表述压抑性或者焦虑性的一种表现，甚至存在一种“自为感”的表意性缺陷。语言的恐慌或者表意缺失性症候恰恰成为了阅读孙文波诗歌作品具有明显个性化的外在形式之一。诗歌本身是一种语言性技巧艺术。语言性表意的自身缺陷促使诗人不断地探求其他介质介入诗歌现场的可能性。同时，语言作为诗歌的媒介，它仅仅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自身如此冷静，不包含任何可能的意义指向。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不是感性，而是一种观念性的。语言通过自身的符号间接性引起事物的观念性存在。比如，人，在不同语言中呈现为不同的语言符号，这种语言符号是僵化的、凝固的，要具体呈现一个感性的“人”的形象还需要语言符号的“再赋形”。在这种需求力量的推动下，历史因子自身的丰富性、时间性和可塑的柔韧性等特质恰恰成为了一种介入诗歌表述的必然性选择。中国当代诗坛的扛鼎性诗人孙文波在此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实践。而且，这种实践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意识如何切入诗歌现场？或者，历史意识在诗歌现场如何完成自身价值系统的语言性转换？从根本上讲，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在转入诗歌叙事之中时是存在自身的缺陷和不自足性的。对于这种自身的不足性叙事缺陷，诗人自身务必保持一种极为警惕的表述性倾向。如果忽略了这种历史意识自身的缺陷性，历史表述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就会被弱化，甚至陷入一种历史与诗歌两种虚构的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能的潜在的危险在于双重的消解，即历史与诗歌的虚构性可能就会被无限制地扩大化或者脱离自身的价值存在，从而导致叙事的无效或者陷入荒诞的境地。历史自身的真实性指涉是诗歌现场引入历史叙事的可能性起点和基本条件。首先，诗人应该明白一个问题：历史意识介入诗歌叙事的根本目的在不断地引起或者保持读者对于诗歌自身涉及的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向往从而实现其对个人化的历史或者历史的个人化产生兴趣的接受性效果。当然，在历史意识介入诗歌叙事的过程，会出现历史的实在话语与诗歌的虚构话语之间的一种互补、平衡和调和的存在。从根本上讲，这种互补、平衡和调和的状态是实在指涉对象与虚构指涉对象之间的一种叙事挣扎与博弈。这种关系会导致现实的人在接受性上陷入一种由真实的生存状态向虚构话语关系的转化之中。在这种转化关系中，诗人自身的叙事功能被放大，促使接受性主体进入一种诗人特定的虚构幻象之中。一个成熟的诗人正是在利用历史意识介入诗歌叙事的手段，巧妙地进行个人化的历史知识碎片与历史的个人化叙事之间的转换，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知识性叙事输送和认同性建构。对此，诗人孙文波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大胆而又有意义的探索和实验。试举一例：
 
　　无数聪明的人，死于过于聪明。这时候，
　　我的心底，观念之树又结出了果实。
　　我想到了螳螂。想到了时间，就是无影之风。
　　我也想到“壮烈”作为形容词的残酷性，
　　贤主、枭雄，粘染着同样浓重的血腥味。
　　而这一切，让我不得不说，阅读中
　　看到的文字，呈现的恰是历史之魅。

　　　　—— 《乙未年五月十六读史随手记》

　　该诗共25行，是一首比较完整的历史介入诗歌现场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诗歌作品。在叙事布局上，诗人连贯性地将“我眼中的历史、历史中的历史、虚构中的历史”进行了传神而又细腻地呈现。诗人眼中的历史，如此：“恍惚中，拓跋焘犹如独角兽/蹲坐在被砸倒的石碑上。两眼炯炯，/盯着我。历史的混乱让我头冒冷汗。”这是诗人阅读历史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具有某种个人化的特征，即所谓的“个人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个人对于历史的观察、贴近和思考。但是，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存在历史的普遍化认知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缺陷可能对于接受性主体历史认知的构建存在某种危险。诗人描述的历史中的历史，如此：“胡夏人的统万城，白色粘土/这时也闪着如刀刃的光。影像一转换，/数千骑兵奔驰，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这是什么样的警示？当我把/目光投向东方，看见的是柔然人尸横千里。/往南，涛涛大江护佑了刘宋的建康城，/让其勉强安于一隅。但佛教徒却四处逃散，/小沙弥们惊慌失措，没有守住经文，/焚书之火像蝴蝶一样飞舞。而在我的故乡，/小国，如雨后竹笋突然冒出好几个，/喧闹一时，转瞬间又灰飞烟灭，犹如儿戏。/不过，当我终于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下午，如箭簇飞逝。白纸上的黑字再度清晰。/定眼看，我看到的是宫廷乱象和民族的变性：/一个人的英年，被亲人的剑戟砍断。”在这里，诗人采取“叙事+通感”的叙事模式，比如“胡夏人的统万城，白色粘土/这时也闪着如刀刃的光。影像一转换，”，前一句在于叙事，呈现某种历史真实；后一句重点在于诗人自我认知的描述；这种前后句呼应、相映成趣的叙事特点给诗歌自身增加某种程度上的获得感和诱导性阅读体验。诗人虚构中的历史，如此：“无数聪明的人，死于过于聪明。这时候，/我的心底，观念之树又结出了果实。/我想到了螳螂。想到了时间，就是无影之风。/我也想到“壮烈”作为形容词的残酷性，/贤主、枭雄，粘染着同样浓重的血腥味。/而这一切，让我不得不说，阅读中/看到的文字，呈现的恰是历史之魅。”诗人虚构中的历史是历史叙事介入诗歌现场的关键性所在。但是，这种叙事更多的表达了诗人历史的个人化概念。
　　对此，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做了如此描述：“这就意味着，叙事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元代码，一种人类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如同巴尔特所说，叙事产生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用语言描述该经验的努力之间，它‘不断用意义来替代被叙述事件的简单副本’。所以，叙事能力的缺失或对它的拒斥必然意味着意义本身的缺失或遭拒斥。”①这里，“意义本身的缺失或遭拒斥”就是一种关于阅读接受性主体的感受性问题。当历史意识介入诗歌现场后，诗人的意识无法再阅读中获得认同或者感受的时候，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可能就存在无效性的文字表述的风险。如何避免这种无效性的文字表述的风险呢？
　　“真实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的意义，是情节、准情节、副情节或者失败的情节的意义，通过这些情节，那些生活所包含的事件被赋予具有可辨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的外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那种追求有情节的故事的一致性的生活。历史的行动者期望将其生活预想成具有情节的故事。”②这里，海登·怀特对于日常真实人类生活做了一个结论性的描述。这种描述在于强调历史介入诗歌行为之后，诗人就要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那种追求有情节的故事的一致性的生活。”这里的“一致性”更多地指向诗人自身的叙事手段、价值和语言模型。就诗人孙文波而言，他将自己内在的个人化历史观念揉入独特的诗歌语言手段之中，同时又重现给这种历史符号和语言符号进行双重赋形，从而将个人化的情绪对现代性的困惑、反思与对抗等内涵进行整体性解构、支离、转化，然后再组合、重装，进而实现个人化历史和历史的个人化话语模式的双重呈现。诗人孙文波的创作对这种经典性解构历史符码的过程可谓驾轻就熟、炉火纯青、游刃有余。再试举一例：
 
　　他长得高大威猛，或瘦小羸弱，不重要。
　　只在我的诗中存在，现实中已没有位置。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读史随手记》

　　这是一首经典的读史随想诗。该诗结构谨严、造词精雕、思虑深邃。它以一个虚构而又具有历史感的南匈奴人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匈奴族群消亡的历史。读来冷人怆然凄凉，内心悲痛。
　　在诗歌叙事模式上，诗人采取了“诗+历史”的裹挟式模式。这种模式如下：“他在语言中存在：……；如果你问他是谁。我会告诉你，/他是镜像，也是历史；……；一直走到这首诗中。/撕裂纸页。……；一个南匈奴人，我在一首诗中看他，思考着怎样/把他带到遥远的南方。让他与我在海边一起散步，/谈论现在。……；只在我的诗中存在，现实中已没有位置。”其中，“……”这些被省略的部分就是虚构中历史、讲述中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历史。这些概念中的历史的一个恒定的概念就是“南匈奴种族”的自然消亡史。
　　诗人如此描写历史中的历史：“一个南匈奴人，/走在黄河开阔的河滩上，望着芦苇丛，/大雁低飞盘旋。野鸭在水洼中/追逐扑腾。”这些历史碎片涵盖了南匈奴崛起、分裂，走向中原，逐步汉化的过程。
　　诗人如此描写讲述中的历史：“一个南匈奴人，/骑着高头大马，逐赶着羊群。/在战争的纷扰中存在，经历过无数次死亡，/被鲜卑人杀死，被汉族人杀死。但他仍然活着，/在荒凉的黄河边走着。”这里讲述了南匈奴在战争中走来，又在战争中走去，最终在与鲜卑人和汉族的战争中走向消亡，但是在历史的记载中，“他仍然活着”。
　　诗人如此描写虚构中的历史：“他可能坐在一处隆起的/沙丘上眺望落日，也可能站在改道的黄河滩上，/想着捕鱼。或者他对视线中每一座山顶上的塔，/以及远方矗立的成群华表构成的天际线很好奇。/不过，他肯定感受到族群消失的悲哀。”这是一种历史感的转化，更是一种历史意义的探索和追问。在虚构中，诗人完成了历史的个人化过程和个人化的历史过程。这双重的驱动力促使诗歌内在张力的不断爆破，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和阅读的体验。
　　然而，诗人的历史的个人化过程并没有停止而是在不断地延续和发展。他如此说：“我告诉他什么？历史的沧桑/如大戏。他经历的已经消失。一个南匈奴人，/他长得高大威猛，或瘦小羸弱，不重要。”这是一种虚拟的对话状态。诗人和历史的真实之间存在一种对话逻辑。这种逻辑着眼于一种诗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其实，在后现代语境之中诞生的新历史主义从来不会着眼于宏大的历史事实本身。在诗歌叙事中，诗人更多的在于强调语言的非确指性存在，文本的多义性象征，语言意义的无限的延宕性以及结构的非连贯性和差异性等。历史不是一种逻辑的线性存在模式，而是一种无线坎坷而又曲折的叙事呈现。
　　最后，诗人孙文波将历史的个人化态度原宥于“现代性的阵痛以及绝望性的呐喊和追寻”。他说：“只在我的诗中存在，现实中已没有位置。”这句话既是对于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于当下的关照，即表述了诗人一种内在的对于现代性的困惑和挣扎。此时，历史的真实与诗人内在的真实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促使诗歌的历史叙事成为了个人化叙事的代名词。或者说，诗歌本身已经成为了诗人自我言说的工具。这种工具性更多地烙上现代性困境叙事的可能性。“现实中已没有位置。”这既是一种呐喊，更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于现实困境的关照和触摸。环顾四周，作为当代人的我们似乎无不如此。
　　然而，从某种角度而言，诗人对于历史的渴望是苍白的，甚至它也无法赋予诗人内在宁静。海登·怀特说：“‘历史’证实，无论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始终渴求从其仅仅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历史也同样证实，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满足这种渴求。无论是历史上所实际确立起来的实践，还是什么科学，都不可能指引我们获得我们应该渴求的东西。”③这种描述非常无奈而又令人叹息。人，不仅仅是诗人，它仅仅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物。那么，它就必须受到社会性的摧残和鞭挞。诗人要想获得内心“渴求的东西”，无论是历史，还是语言，都无法克服内在的缺陷。这种在历史关照下的现代性的困惑依然就是一种永恒的困惑而已。
　　其实，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历史介入诗歌现场绝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时间的角度而言，90年代诗歌，它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据此，这个称谓似乎已经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可能也已成为一种“历史介入中国现代诗歌”的内涵性揭示的时间节点。但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对于历史叙事的态度却存在诸多差异。比如，西渡认为：“历史意识是八十年代诗歌区别与九十年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八十年代强调的是诗歌对历史的超越，强调诗歌独立的审美功能。主张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这种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歌对历史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④这里强调诗人自觉处理历史资料的能力和探索基本历史时态介入诗歌现场的立足点在于审美意识。此言不虚。但是，历史介入诗歌现场，除了基本的审美立场之外，我认为，更多的应该关注历史自身的意义和对于现代性乃至于对于后现代性的塑形或者构建的作用。对此，诗人自身仅仅就是一个启动历史意识的手柄或者开关。他务必在历史意义之外寻求现代以及后现代的病症意图获得某种具有价值的切口或者引导性的价值和意义。
　　“不过，它也只是在以下程度上，对于一种人类的新生活来说才可能是创新的和构成性的：它实际上预测了历史的规律，并运用它们揭示了整个人类戏剧的‘情节’，这种情节使得人生的表面现象不仅回顾起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可望是有意义的。”⑤在这里，海登·怀特给出了历史意识赋予诗歌自身的作用、价值和实践性探索的道路。其实，就历史介入诗歌而言，诗人的探求在于获得某种对于人类新生活的创新和构成性。这种目的必须建构在对于预测了的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人类戏剧的“情节”。同时，这种具有揭示意义的情节能够给予接受性主体带来回顾、理解并且由此获得某种“可望”的意义。纵观孙文波的诗歌作品，对于历史编码的拆解和赋能，他自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实践。这种实践的切口是自觉的或者说是自为的。比如：
 
　　我的脑袋里有另外的教育；耻辱、丧失、仇恨，
　　构成重重铁幕，让我在残破石头的纹路中，
　　找不到热爱的理由——到是突然无来由的风
　　扫过地面。几片枯叶打着旋来到我面前，
　　聚合分开，似乎构成我心中的国家图景。

　　　　—— 《圆明园游补记》

　　圆明园作为一种具有国家耻辱性的记忆符号已经被时代和历史本身赋予了某种更加庄严而又凝固的意义和象征。触景生情、睹物思史。这种情状对于很多诗人是极易发生的惯常拟态。然而，诗人孙文波游历圆明园却能够生发出某种具有个人化的意义性衍生物。他这样展开对于历史事实的模拟：“下午。我来到时，历史在这里/撕开一道缝隙；王朝的繁华和衰颓/全部写在凌乱的石头上。”诗人模拟的语态如此舒缓而又如此曼妙，充满了某种神秘探求的意识。诗人的情绪也随着游览物景的变换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赋形。他如此说：“我说：过眼云烟。脚步仍然不免放轻，/对局部细节的窥视，欲望的小涟漪，在心里转。/想象复制图像；某个具体的下午，群体性出场，/……；在我的耳朵里挤成一团，/犹如爬进一群蚂蚁，让我感到累。/……；历史本身，如果要更清晰了解，还需一步步深入，/……；这些太宏大的事，我没有能力完成。”诗人如此情感的变化和不断地转化一步步促使个人化历史的赋形塑造。这种赋形塑造如此：“我的脑袋里有另外的教育；耻辱、丧失、仇恨，/……；聚合分开，似乎构成我心中的国家图景。”纵观全诗，这又何止于历史本身？这种赋形与赋能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完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转化和重塑，其更为微妙的后果在于接受性阅读，在于接受性主体缓慢的进入和陶醉。这种“进入和陶醉”在于诗人自身对于历史的观察和触摸已经脱离了自身阅读和认知的限度悄无声息地侵入了阅读的肌体，然后慢慢流入血管，扩散四方，最终凝固成另一种对于历史价值的认知和把握以及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照、思索和切入，甚至有可能带来某种具有疗救价值的诗歌文字形态。这是诗人孙文波诗歌模型的内在运行肌质。这种肌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拓性和创新的意义。
　　对于在诗歌中历史概念塑造的问题，克罗齐的认识独到而又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因此，不同于克罗齐的评论性文章，在成体系的作品中，克罗齐试图把历史的概念塑造为不取决于单一隐喻的表征，而指向一个复杂的存在来对抗本质、技术和纯粹思想的相似体。历史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类别。”⑥这是海登·怀特对于克罗齐历史观的一种综合性的概括和提炼。但是，这种观念对于诗歌创作一样具有参考和引导性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历史概念的塑造和采取隐喻手段进行重新赋形，这仅仅只是诗歌创作中的历史意识的起点。在诗歌的创作中，这种历史意识最终的“指向一个复杂的存在来对抗本质、技术和纯粹思想的相似体”。
　　然而，对于现代诗学中所呈现的历史意识，一个成熟的诗人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今天的历史局面是，我们正处于一种‘超历史’的结构当中，曾经明晰的历史方向感变得模糊，甚至毫无方向可言，我们不能知道哪一种历史主体将收编我们的未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下的各种历史谋划和各种现代性的方案都越来越暴露出其盲视和短路的一面，分裂大于共识，敌视大于和解，而分裂和敌视的力量相当，无法打破这一平衡状态。那么，‘超历史’的结构就表现为世界的多极化与历史主体的多元化的力量均衡，任何单边的历史方案都无法获得认同和实现，各种意识形态对未来的谋划而展开历史的竞赛，试图主导历史的格局和走向。”⑦在后现代语境之下，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诗歌已经被无限制地多元化了。这种多元化拒绝任何可能性的统一或认同。对于这种知识谱系的考察，任何一个诗人似乎都有无上的权威和解释能力。这种“超历史”的表达和叙事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诗歌自身的束缚。其实，从根本上讲，历史的诗学和诗学的历史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又相互教益的双向驱动关系，二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塑造，浑然天成自成一体。诗人孙文波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更能够将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能够发挥到极致。
　　历史意识介入诗歌现场是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问题。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需要更多的其他因素的介入、补充和平衡。“诗歌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如何可能？这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所蕴含的最核心的问题，但也必然是引起诗歌争论和分裂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诗歌到语言为止’，或是诗歌是情感、形象的表达等等诸如此类的定义，而太久忽略诗歌与真理的关系，正如我们对‘真理’一词已经漠不关心或者抱有敌意。”⑧ 其实，诗歌的问题又何止于“真理”的追求，它还需要道德边界的原宥。所以，真正的诗学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架构。在诗学谱系之中，历史、道德、真理、时间、空间、宗教、哲学、政治、伦理等等概念都需要涉猎和重塑。诗学就是一个重塑或者重估一切知识体系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对于这个重塑或者重估一切知识体系价值和意义的过程的体察，诗人孙文波的诗歌作品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值得赞许和学习。
 
　　注释：
　　①．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美国、董立河译、北京大学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海登·怀特：同上、第233页；
　　③．海登·怀特：同上、第195页；
　　④．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诗探索》、1998年第2期；
　　⑤．海登·怀特：同上、第193页；
　　⑥．海登·怀特著、罗伯特·多兰编：美国、《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马丽莉、马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107页；
　　⑦．张伟栋：《有关诗歌的“当代性”问题》、《新诗评论》、2017年总第21辑；
　　⑧．张伟栋：《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新诗评论》、2016年总第20辑。
 

 

　　孙文波简介：1959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当代诗人。1979年退役回到成都。现居北京。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1990年以后亦从事诗歌批评的写作。作品被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1996年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1998年6月受邀参加第29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著有诗集《孙文波的诗》《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骊歌》，文论集《写作、写作》等。北京·上苑艺术馆——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