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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陶城报》的幸福时光

—— 谨以此文纪念《陶城报》创刊二十周年

2020-11-30 作者:张况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中国作协会员、著名诗人张况与《陶城报》难以忘怀的一段缘。


 

  调进《陶城报》
 

  1994年4月至1997年7月间,我在佛陶集团《陶城报》编《陶然》副刊。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千来个日日夜夜,续写了我与《陶城报》难以忘怀的一段缘。

  眼睛眨一下,十二个年头就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依然很怀念在《陶城报》度过的那段舒心日子快乐时光。于我,于我的文学之路,它都可圈可点。那是改变我人生路向的三年,把《陶城报》理解成我文学创作的加油站或起飞之地,也无不妥。

  当时的总编辑张永农对当时的佛陶集团党委副书记霍锐锦说:“小张是块好料,烦你做做厂长工作,把他让给我吧,报社急需用人”。

  就这样,我成了报社一员,并被安排在副刊部工作。

  后来,我辗转才知道,当时倘没有二位领导的直接关心和过问,也许人家厂长就不会把我“让”出去;不把我“让”出去,我也就只好继续呆在工厂跑龙套。顺理,我也就成不了“诗人”、“书法家”、“市作协副主席”,我的命运也就得改写。最终慢说养家糊口,也许因身无长物成为自顾不暇的下岗工人也未可知。

  及今想想,还真有点后怕。

  好在张总是爱才惜才的作家,霍书记是有包容心有远见的诗人。他们都是业余耍笔杆子的好领导,认可我当然缘于我的诗文。说实话一辈子能遇上这么几个好人,那是幸运的。也许我那些不雕不饰敝帚自珍的文字确曾打动过他们的内心。我不认为,没有力量的文字会给我带来这样的好运。凭我当时非汉语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尴尬角色,要过度为带“CN”号报纸的编辑记者,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属傻子说笑。

  我娘喜极而泣,从乡下来电话说:“祖宗保佑,烧高香了,我儿子遇贵人了!”。

 

  “陶然”副刊编辑札记
 

  总编辑张永农是一位令人心生敬畏的严肃长者,平日里不苟言笑,一脸的风霜甚少有融化的时候,堆在眉宇间的刚毅与倔强,述说着这位老报人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在海南插队时我也只编过农场小报,跟你一样,也不是科班出身。你还年轻,别怕苦,要有信心,多向同事们请教、学习。”张总对我语重心长。

  我对他古板的教诲忍俊不禁是因为他卷舌音太重且又咬字不准的“广州话”听得我云里雾里。在他面前,我不住地点头,意在表明我听懂了他的话,让他放心,并且表示一定会按照他的教诲去做的。

  从空气有些凝固的总编室出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同事们以为我受什么刺激突然傻掉了。听我解释之后,他们都说我像孩子。

  “我简直受不了张总的‘广州话’,非驴非马!那话音显然像杂交水稻……”我说。

  同事们闻言也笑,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我,张总其实是一位外冷内热、和蔼可亲的好领导,至于他那四不像的“广州话”,你听着听着你就会习惯的。

  初出茅庐,我放开了手脚甩开了膀子,干得不亦乐乎。颟顸愣头青一个,了无牵绊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试图把副刊弄出点名堂来,不知天高几许,竟在张总面前夸下海口:“誓将本报副刊弄得比日报晚报高出几个档次来!”

  “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此抱负,那是好事!”张总淡然一笑,耸肩道,“写诗的年轻人,得点香,立马飞鸟化凤。”

  我于是仗着自己在文学界的一点小名,开始厚着脸皮写信与名人名家约稿。

  刚开始时自然碰得一鼻子灰。十天过去了,音讯全无;半个月过去了,全无音讯。撒下去的一厢情愿的网,几乎颗粒无收。弄得我心里发怵,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二十多天后,终于盼来了一棵救命稻草:本土名作家安文江答应给我供稿。回信时怎一个“谢”字了得?我高兴得几乎都想拥抱他了。

  随后的日子里,叶延滨、程树榛、赤皇吟、张同吾等一大批外地著名作家、诗人也都乐意为我赐稿,且不忘在稿屁股上谦虚地附一句:“供你补白!”。

  那时我就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名家,其实大都没什么架子。

  光阴荏苒,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名诗人名作家为“陶然”副刊题过字赐过稿了。印象较深的有国家文化部原代部长、老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诗刊》原主编张志民等名家,他们对“陶然”的关心,使我内心不免有些“陶然”。那感觉,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冰心、贺敬之、张志民、张同吾等文坛名宿后来还陆续为我的拙著题写过书名呢。

  副刊一热闹,捧场的人和读者来信就多起来,在多次的读者问卷调查中,我编的副刊均名列前茅,所推荐参加国家、省、市评比的文章也屡有斩获。张总因此在不少场合颇有几分得意地对人说,他当初没有看错人。

  知道他在夸我,内心有几分窃喜也很正常,幸福感也就自然被我按下不表。

 

  编余琐忆
 

  随着弟妹考上大学,我除了经济上尚不轻松之外,编之余有友、友之余有诗、诗之余有酒,我觉得自己一个寒门出身的孩子有此造化,挺满足的,活得也挺舒坦的。在报社工作,最堪留恋的也许是繁杂的编务之余,与张总、李重光、许学锋、杨晓明几个打“拖拉机”了。编辑部主任李重光顾家,一下班总是屁颠屁颠赶着去买菜煮饭带孩子。为此,报社女同胞们给他封了一个雅号“二十四孝老公”。平时每到下班时间,我们几个不用急着回家的大男人就揶揄他道:“李大记,今晚有冇‘自由’呀?一起切磋切磋?”。

  大多数时候,李大记都红着脸堆着苦笑,摇摇头腼腆撤退。大家对此虽然惋惜,但也表示理解。

  有几次他破天荒应允陪打,一时间,满屋子都是开心的笑声,或佯装啧啧称奇: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或说反语夸张挖苦:翻身农奴得解放矣。弄得李大记只有傻笑和点头的份。那廝也因此而经常出错牌挨扣分,接着你就能听到与之搭档的许叔怨声道:“李大记心不在‘马’,这局又该被张总画‘乌龟’了!”。

  一阵讪笑遂又响起。

  跟大伙吱一声,我们几个玩牌,从来不赌,谁输就在谁名下画一个大“乌龟”以示警戒,也顺便带点“羞辱”的味。

  一次周末,张总与李大记搭档,许叔与我配对,对垒双方打了一下午,彼此旗鼓相当,杀得难分难解。双方都被画了六七个大“乌龟”。天黑了,家里催饭的电话此起彼伏,大家只好罢手,约定改日再战。一干人等在电梯里还沉浸在刚才的输赢里七嘴八舌,说谁出错了几张牌,谁又浪费了几个“主牌”。

  梯到五楼停了,管电梯的池师傅一进来见我们喋喋不休,就逗张总道:“又输了吧?老张!”。

  “开玩笑!他们输惨了!”张总指指老许,答的干脆。

  许大记马上来气:“谁说我们输了?!不服再来?”。

  张总也不示弱:“再来就再来!谁怕谁?”。

  于是一群大男人将手机直接关掉,趁着周末,直干到深夜,弄得陪看的池师傅呵欠连连也不好意思早退。最终我和老许愣是让张总和李大记抱了一大堆金钱“龟”回去才罢。

  据说他们三人回去都不同程度受到夫人的数落和虐待。周一上班时财务小姐李志锋说了一句:“重光的耳朵上起泡泡了!不知膝盖红了没有?”。大家闻言哈哈大笑,直怀疑他没有被老婆拧耳珠子罚跪搓衣板才怪呢。

  还好,我那时还住集体宿舍,尚属“光棍”一条,再晚回去,也没人敢把我怎么样。

  说实话,张总的牌技确实不咋的,谁跟他拍档谁输,还老爱唠叨别人出错牌。他可是个不认输的主,“乌龟”被画多了他就干脆自嘲:“退休后,老汉开养殖场去,赚个盆满钵满,眼红死你们,老张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可别指望跟我借钱!”。小老头嘿嘿嘿笑得像个老顽童。

  编余的洒脱,简单的快乐。那年头我瞅不上女孩,女孩也瞅不上我,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真感谢《陶城报》赐予我的那段幸福时光!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忆起那些已经远去的有趣场景,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没有人知道,我缘何而笑,笑些什么。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

  幸福是心灵的感受,能时常感觉到它的存在,我的内心感到温暖、富足。
 

  2009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