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伯英长篇小说《汾江河畔》
陈伯英是佛山近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小说家，继去年向中国扶贫事业致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海之歌》出版之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汾江河畔》如今又要呱呱坠地了，颇有点趁热打铁的意思。这是一部关于佛山本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旨在盘活佛山历史，讲好佛山革命故事，为佛山风云激荡的年代立传。伯英勤奋如此，堪称佛山作家中的劳模，值得为之竖拇指点赞。
我与伯英朝见头晚见面，同一口锅里混饭的文友，彼此中午常在饭堂有一搭没一搭聊些文学话题，漫无边际说叨点轶事趣闻。个性鲜明的伯英是个有韧劲有才华有文学抱负的作家。天资聪颖加笔耕不辍，苦心人天不负，遂使他有了“三年抱两”的丰硕收成。小说付梓之际，伯英嘱我为序。我自然不敢简慢。
光阴催逼，时不我待。年岁渐长的伯英，显然对日复一日流逝的时间表现得十分在意。这些年一些作家英年早逝的个案对伯英触动颇大。他对我说他想趁着自己年富力强还能写时完成“汾江三部曲”。这无疑是个宏伟的写作计划。我感佩他的创造力，同时也劝他“悠着点”“别太猛”。
伯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人生规划如此清晰，这让我为他的文学自觉感到放心。这部《汾江河畔》是他“汾江三部曲”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伯英告诉我，接下来他还将马不停蹄地创作第二部《红棉花开》和第三部《琼花盛放》。他说他的“汾江三部曲”写的是佛山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轰轰烈烈的革命故事、战斗岁月、壮丽诗篇，旨在砥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佛山的革命烈士树碑。伯英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致力于本土题材创作，我认为这是他回报社会、回报佛山、馈赠青春的最直接方式。一个作家有此奋斗方向，那是对文字的高度尊重，对佛山的深沉大爱。
伯英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作家，写作中，他践行不动真情不写作的原则。每有体悟，必将饱满情感流泻于笔端，形诸文字，启迪人世;生活中，他乐于深入基层、民众，服务百姓、社会，燃烧生命激情，激发创作灵感，以拼尽全力的姿态挖掘佛山本土丰富的历史资源、文化内涵，以此来表达他对佛山这块神奇土地的热爱之情和深刻感悟，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富于内涵、满蓄潜力的簇新境界，服务于创作。伯英对佛山的爱深沉而具体，他试图用善良向上的文字承载内心的这份负荷，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我想他一定能够做成、做好。
伯英对自己的文字表现得很负责任，虽不能说到了苛刻程度，但虚心如他，一直很能接受同道中人的各种有益意见，以此修正自己创作中的各种短板。伯英的文字正朝着更为乡土味更为切近人心和人性的审美范式迈进，在坚持讲好“佛山故事”的过程中，他一直饶有兴趣地致力于本土题材的挖掘、构思与创作，坚持与佛山的历史文化对话，最终开拓出了一条属于他的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方法。
新时代背景下该如何讲好“佛山故事”，伯英对此显然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展开方式。眼下这部小说的杀青，就是一个铿锵有力的正面回答。
土地是有灵魂的。佛山文学根植于岭南这块灵性沃土，自然能够世代赓续，传灯不灭。佛山文学事业的发展，镌刻着一代又一代佛山作家辛勤劳作的足迹，佛山文学的天空响彻作家诗人们躬身砚耕的劳动号子。我看见伯英是其中喊得最为带劲、干得热火朝天、流着淋漓大汗的一个。
伯英感念佛山之美，感受佛山之变，聚焦这块岭南热土，发现了佛山的精神密码，感悟到了这块神奇土地上涌起的“山乡风云”，发生的沧桑巨变，最终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来结构并触摸这块热土的精神内核，他的作品中律动着千年佛山的心跳节拍与历史回响。
伯英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1918至1922年间发生在佛山的革命风云故事。品读伯英的文字，我能真切感受到古老汾江河的潺潺魅力，感受到佛山古镇那段峥嵘岁月的印记和历史文化嬗变。作品时代感很强，开合自如中，不乏昔年真实影像闪现，颇见伯英善讲故事，精于安排人物命运的能力。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其中吴勤、陈铁军、钱维方、梁桂华、王寒烬、梁敬熙等，是佛山人民耳熟能详的著名革命历史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一直是佛山人民所津津乐道和不能忘怀的历史遗存、精神遗产，具有重要的地域代表性和真切的说服力。革命烈士吴勤武功高强、身材魁梧，曾被选拔为孙中山的卫士，他曾参加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与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老一辈革命家均有接触，后由谭平山、罗绮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小说对吴勤这段革命史的描述，既真实可信，又生动活泼，很能提振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小说对革命烈士陈铁军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史也不吝笔墨，让人们看见了一个知识女性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其成长过程是历经磨砺饱经霜雪的，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时冲动。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娓娓道来中带着历史的余温和浓烈的时代气息。
小说中的其他一众人物如梁复然、郭鉴冰、吴歌、杨霞、黑牛、劏牛强、马苏等，则是一群生活在古老汾江河畔、致力于佛山发展、时代进步的佛山儿女。这群有志青年是底层民众的生动缩影和力量所在，他们的生活阅历和奋斗人生是陈伯英笔下重点描摹的部分，有着较为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和价值指向。这些人物的成长过程中也许有过短暂的迷茫，一时的彷徨，但他们最终都能拨云见日，意气风发地找对人生的奋斗路向和目标，他们是追求光明和希望的一群有生力量。年轻一代经过时代风雨的洗礼之后，最终都能找到属于他们个人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塑造起到很强的导引作用。
这部小说对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佛山的革命史都有所触及，对佛山民俗风情、非遗文化等也有较为具体的铺陈与抒写。比如佛山韵味很强的百年龙塘诗社，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粤剧文化、行通济活动，以及秋色巡游、武术比赛等等，在伯英笔下均有上佳的文笔表达。祖庙万福台、东华里、仁寿寺等名胜古迹也都被伯英巧妙地融进了小说故事中，成为佛山历史风情画卷的一部分。小说将红色基因和佛山历史文化做了嵌入式的融合，释放出厚道的文学潜能，彰显出朴实的文学价值，读来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伯英从历史深处走来，打通了一条贯穿佛山革命历史文化脉络的抒情之路，这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这是讲好“佛山故事”的关键所在。
虽然小说故事情节仍有拼图结构之嫌，人物个性还不够鲜明独特，心理描写尚欠些细腻精准，语言表达还稍缺精当有趣，但这并不妨碍小说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抒情。颖悟如伯英，我想我一定能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中看到他对这些空间作进一步提升的。
历史一如人生，有顺境，必有逆境，逆境是磨难之一种，是一位作家成名之前的一道暗沟或明坎，它能给人予成长历练。佛山是一座富矿，历史上不乏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这为佛山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更多的可能性。陈伯英在小说中所铺陈的这段革命故事，是对佛山波澜壮阔历史的一次有意义的梳理打捞与探寻。
写作的最初动机当然是因为有表达的冲动。但光有表达的冲动是远远不够的。写作与文学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家陈伯英把握好了佛山革命历史这一重要契机。以小说的叙事风格表达人物个性、历史事件，这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文学精神的真诚追求。伯英的写作看似散漫，但其作品始终贯穿着“真情”二字。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客观地说，中国当代小说每年虽以数百上千部的吓人“堆头”示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千呼万唤，仍未见《三国演义》《红楼梦》式的真正触及人类灵魂和历史痛点的大开大合式的旷世之作问世。一些文学机构和精致利己主义者为了获得各种奖项，削尖脑袋拼凑各路“资源”，进行毫无底线的“公款”攻关等骚操作，以及令人不屑的各种关系“搭桥”、人情“连线”，其实他们所包装粉饰的大部分作品不过尔尔，多是些难有国格人格风格可言的平庸之作。中国小说家在对西方言说方式的刻意模仿中带偏了个体和群体的写作路径，形似和神似的“仿造”“克隆”之作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似此非驴非马般的“庸常”作品，连西方的徒子徒孙都算不算，只会将自己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死胡同”，变得毫无个性面目、文学审美价值可言。愚见：中国小说家应彻里彻外扫除仰望西方话语霸权的自卑心态，从重读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重读中国历代名家名作，尤其是中国明清小说中重拾文化自信，进行一次彻底的“遗体”告别和从头到脚式的精神补钙，否则难有作为。
佛山千年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当然也只是一小段涟漪而已。但这无妨它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汾江是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河流，她既是滋哺佛山的文化源头，也是佛山最负盛名的“财富之河”，谓之佛山的“生命之河”，我看贴切。佛山在我国明清时期之所以能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骈列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与华北的北京、华东的苏州、华中的武汉并称“天下四聚”，佛山的非遗如粤剧、陶艺、武术等民间文化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享誉中外，所有这些与古老汾江河的默默奉献和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作家陈伯英在佛山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这次，他以“汾江河”为母题，对佛山革命史进行非虚构创作。说明他在自己的文本创作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向和抒情方式。
是的，能为古老的佛山留下一些激情文字，伯英的写作是光荣的。这部长篇小说无疑是“讲好佛山故事”的一个有益补充。
2023年3月15日、16日夤夜
佛山石垦村 南华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