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写新时代新征程恢宏气象——新时代诗歌创作笔谈

　　叶延滨：新时代诗歌十年，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和新面貌。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新时代的要求，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百年新诗历史证明了的诗之大道。百年新诗真实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心路历程。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有代表性的诗人和堪称经典的诗篇。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民族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时代之作。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至近现代蝶变出新诗，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生动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水准，更是对诗歌这门艺术的坚守与开拓。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对外开放的姿态、对现实高度关注的努力、对中国诗词传统追溯的坚守，应该成为支撑新时代诗人创新创造的传统和资源。

　　杨克：作为一名诗人，要时刻以在场者的细微观察为当代生活作证，脚踩坚实的大地，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在诗歌写作中，青春是创造出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永葆活力与敏感，去感受新时代的脉搏，写出当代的新题材、新意象、新经验、新词汇，潜心创作出有浓郁人文关怀与温暖人性底色的作品。

　　当代诗歌应弘扬诗歌的恢宏气象和健朗的汉语雄风，要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领悟生活与生命的真谛，放飞艺术创新的翅膀，坚守恢宏与朴素之正道，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传递新的经验；把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气直、辞盛、文工的优秀诗歌作品。

　　李少君：百年新诗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诗在经历向外学习、向内寻找、向下挖掘的阶段之后，开始呼唤向上的超越。诗歌界普遍在呼吁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

新时代诗歌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尤其是在主题写作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和进展。倡导主题写作，是当代诗歌重建总体性的一种努力。新时代呼唤有深度、有广度和有高度的主题诗歌写作。这是新时代背景下，新思想、新观念的一种精神折射，与新时代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主题诗歌写作，强调将小我和大我融合，将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时代普遍性、社会公共性相结合，体现为一种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这将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过度个人化导致的思想层面的虚无状态。

　　梁鸿鹰：诗歌创作如何有效地回应新时代，我想有很多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毛泽东的诗词写过两次反“围剿”、秋收起义、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重大战役和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给人以思想启迪和心灵震撼。诗的思想与境界、诗的语言和审美力量均得到彰显。革命历史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营养，在新时代重写革命战争的历史，仍可挖掘出充沛的诗意。

　　现在有不少诗歌作品书写当下的新经济新生活，如脱贫攻坚、数字经济、高铁等，呈现出可喜的创作局面，但关键还在于如何写好。我们对新事物的认识、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如何避免简单化、表面化，如何克服和避免思想的稀释，如何防止诗意浓度的降低、避免感情的虚伪与做作、避免标语化口号化，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

　　在新时代的诗歌发展中，诗歌理论评论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比如，如何吸收古典诗论资源，如何建立中国的诗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当前的诗歌批评，问题意识还不够强，赞美式的评论过多，真正指出问题或者从理论上有所提炼的真知灼见还比较缺乏。诗歌评论要有自己的价值坚守，最为紧迫的是要把一些该立起来的思想、原则、标准、范式树立起来。

　　吴思敬：这些年来的诗坛上，对诗人角色的认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主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强调私人空间，认为写诗纯属自己的事，与国家、民族、他人无关。他们或是热衷于对身边生活现象的叙述，或是在各种语言实验中自得其乐；另一类是强调公共空间，主张诗人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面对社会问题、社会变革，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方法问题，更是涉及诗人应该如何把握世界，如何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诗人角色的认同问题。

　　我以为，不宜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把“私人空间”绝对化，钻入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用“公共空间”遮蔽“私人空间”，看不到诗人的形象，摸不到诗人的脉搏，听不到诗人的心音，诗歌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如何在诗歌中既保持“私人空间”，安放自由的心灵，同时又向世界敞开，汲取它的博大与生机，这对一个诗人是重大的考验。在我看来，善于处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关系的诗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意识对新时代的诗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陈涛：谈论新时代诗歌，我想通过几个关键词来表达我的感受。一是活力。这十年，世界、国家、生活的变化，可以用高速、剧烈、创新来形容。诗歌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题材、风格、群体，包括诗歌与生活、读者、科技、媒介、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诸多变化当中，有一个是没变的，那就是诗歌的活力。诗人多，活动多，交流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二是传播。当下的传播格局当中，诗歌是文学门类中最具天然优势的。我们不仅有庞大的诗歌群体，还有读诗的传统。诗歌朗诵在不同的知识和年龄群体，都有众多的拥趸。这十年，我们看到很多诗歌节目，看到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譬如改编成歌曲、话剧、舞台剧。在诗歌的传播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诗歌经典化的力度不够，需要加强。三是时代。这些年，诗歌对于新时代的反映和表达更多的还是流于生活的表层。对于诗人来说，这里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敞开的意愿，一个是缺乏敞开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期待读到那些从更宏阔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层面进行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诗歌作品。

　　王士强：综观这十年的诗歌，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日后诗歌史叙述中的“新时代诗歌”或许已经初具雏形。在我的观察视野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它的特质：本土性、多样化与建设性。

　　百年来，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西方与本土、现代与传统、模仿与原创这样的对立性范畴之间摇摆、迁移中前进的，其间有过数度明显的转向。此种状况在近些年有了明显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追赶者”“被启蒙者”的角色，摆脱了面对“西方”与“世界”而“迎头赶上”的焦虑，更多的是即时、平等的交流。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快速普及有关，而今的信息交流非常便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之间的“时间差”已基本不存在，中国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文化系统、文化传统出发来进行的。如此，新时代的诗歌是更为本土化的，面对中国、面对当代，扎根于中国土壤，观照今日的中国与世界，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心理与审美。它们传达了更多的中国经验，讲述了更丰富、更真实的中国故事，在审美上也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式的审美特征。

　　这种本土化当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一直以追赶、学习、借鉴的姿态面对西方的中国新诗来说，这种本土化是一次重要的转型，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近十年的中国新诗没有出现明显的潮流、流派、思潮，而是呈现为分散、弥散的状态。诗歌在走向“四面八方”，更宽阔、更自由，各种写作方式各显其能、各领风骚。没有比较明显的潮流或流派，并不是诗歌没有活力的体现，而恰恰表明它更为成熟。诗歌在当今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到了诗歌本身，它不再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或主流地位，而是向内用力、专注自身。诗人不再依靠“群体”“团体”的声势获得影响，更多的是靠个人的创作实力、文本质量来获得反响，这也推动了诗歌真正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这种“个人化”并不是脱离时代与社会的，不是拒绝交流的，而是以高度成熟的现代主体为前提，以个人化的观念和风格为保证的。

　　近十年的诗歌也呈现出建设性的特征。结合百年新诗的历史来看，这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就最近的情况而言，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发展降低了诗歌的门槛，解放了诗歌生产力，颠覆了此前的诗歌格局。诗歌的标准也更为多样，诗歌写作的参与者激增，诗歌“产量”呈指数级增长。当然，这种“狂欢”一方面体现着自由、丰沛、活力，但也是相对无序、混乱的，有诸多突破底线、哗众取宠、混淆是非的情况出现。随着时间的演进，写作者本身会有一种自律意识、反思精神，而且从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的角度，也需要建立更为稳定、理性、公平的秩序。故而，诗歌需要走向更加具有建设性、生产性的状态。近十年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便是在重构诗歌的秩序、重建诗歌的标准。这一方面与外在的监管有关，监管的覆盖面比较广、比较及时，过于极端、失去底线的东西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与诗人和诗歌界内部的变化有关系。诗人们确实是更沉潜、更专注、更纯粹、更注重自身建设，诗歌在向更高、更远、更宽阔、更深入的空间探索、前进。

　　新时代诗歌更为本土化、多样化，同时也更具建设性，在面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表达新经验的过程中，体现出更多的中国特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此基础上，新时代诗歌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更大的进步，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