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诗写作是一种解域性行为——北塔域外诗精选集《解域》出版

　　
　　作为《中国当代域外诗丛书》（第一辑）之一种，北塔诗集《解域》于2025年1月正式由澳大利亚先驱出版社出版。丛书另外五种是阿诺阿布的《小普罗米修斯》、刘剑的《域外蛩声》、王桂林的《移动的门槛》、赵剑华的《随风辽阔》、之道的《咖啡园》。
　　《解域》共收诗作约100首，是作者以诗人身份在过去整整20年间访问50个国家的山程水驿间所做，涉及亚洲、欧洲、美洲。作者所做域外诗总共约有250首左右，此为精选集。书前由北塔为丛书所做的总序，还有他的自序；书后有附录，列举了他所访问的国家、时间以及事由等。此书体例完备，信息丰富。此书封面、版式由诗人书法家王桂林等设计，雅致、精致且别致。
　　这些外国题材作品不以题材取胜，不是旅游诗，不是风景诗，更不是宣传诗，而是诗，是作者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到启迪的产物，有新意，有创意。作者认为，域外诗写作与域内诗写作在美学上没有本质区别，诗歌写作是人类不断拓展自我界限、不断突破艺术局限的努力和利器，在本土辖域化程度越高的时代，其解域的功能越强。域外诗写作提供了一种解域的可能性甚至便利性，人在异域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疆域。
　　据悉，诗集《解域》首场新书发布会即将于龙年年尾（腊月廿八）在北塔的老家苏州市盛泽图书馆北塔诗歌文化工作室举行。这是全中国龙年最后的诗会之一。对于作者的诗歌生涯来说，发布会之后的新年将是另一场解域运动的开始。
　
　　
附录1： 　　
　　在中国诗人中，我算是到域外交流比较多的之一。关于我和中外诗歌交流的关系的概况，我曾经应重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办的刊物《中外诗歌研究》的约稿，写有一文；此处不赘。
　　很多人问我到底去过多少国家，我以前从未曾计算过，所以只能答个大概，“几十个吧”。我觉得我没必要太强调这个数字。第一，我不像有些诗人，刚出去几趟，就自擂为“国际诗人”。第二，还有些诗人，根据酸葡萄逻辑，说“出国交流再多也不算国际诗人”。如果我强调我出去得多，会打掉这些人的擂台、掀翻那些人的醋缸；我还不至于如此不厚道。
　　但是，这一回，我恐怕得当仁不让了。因为我们要总结和展示的是专门的域外诗写作的成绩。这不仅要对过去有交代，还要对将来负责。说实话，是要为历史留档，是十分严谨的工作，越详尽越具体，越有文献意义。
　　于是，我比较全面回顾并整理了我的域外交流访问经历和域外诗写作总量情况。截止目前，我曾到访过亚欧美三大洲的48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我重复多次去过，比如去过三次以上的有美国、德国、法国、罗马尼亚、马来西亚、韩国、印度等。我的域外诗已经积累了200多首（包括一些组诗）。我自己单独出一本域外诗集，数量上是完全够了。我打算联合更多写作域外诗的朋友出版更大型的“中国当代域外诗选”，甚至出版中国当代域外诗丛书。
　　跟旅游达人（兼诗人）比，其实48个国家根本不算多。他们是以“百”论的。我之所以写的域外诗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我是去参加诗歌活动的，那种每天沉浸于诗歌的氛围，很能激发我的灵感和兴致。当我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时，团员之间时时相互激励、切磋、摩擦甚至争吵，更有助于写作。
　　
　　域外写作，对于我们这些“游客”（visitor）而非定居者（resident）而言，实际上就是采风写作。
　　在中国，我还算是比较喜欢或者说适应采风写作的（我在国内只剩宁夏没去过）。采风写作，要写好，其实很难。当有人跟我说采风写作很容易的时候，我不仅怀疑他的写作态度，甚至怀疑他的写作水平。
　　采风写作是命题作文，有题材甚至主题的限制。幸好，我参加过上百次采风活动，但还没有一处的主办方给我们规定主题，他们只是希望我们着笔于当地的题材，而同样的题材，我们作为主体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情感。然而，采风写作的限制不在于题材，还是在主题。这是因为，很多作家进行采风写作时，尤其当主办单位是地方政府时，先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根思想的绳套，或者在自己的头脑里划了一个观念的圈套。于是，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应景的、奉迎的，甚至是马屁和口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但缺乏真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沦为一次性宣传消费品。这样的写作者往往本来就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带有不自觉的奴性。还有一种采风写作不良心态值得反思，把采风写作不是当做写作事业的一部分，而是完成一项临时任务。他们或者硬写，即在没有任何感想或感触的情况下，勉强动笔；或者轻写，即轻视采风写作，降低或者丧失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这样轻率写出来的所谓作品，恐怕作者自己看了也会轻贱、恶心。我从未曾以这样廉价的功利的原则写作，因此，我的采风作品，过了10年、20年，也还能看，有些甚至是我的代表作。
　　域外写作是一种更加自由的写作。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因为到了国外处理的又是外国题材，汉语写作者基本上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禁忌和压力。如果碰到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以诗代骂。哪怕是在思想管束比较严的国度，他们恐怕也管不着游客的写作。域外写作可以说是心灵的度假。旅行往往是度假，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放松。当我们不再焦虑、抑郁、恼怒，我们的心灵更能敏感地接受新的外来的信息，更能从容地处理这些信息，从而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
　　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把写作当做一种追求自由、实现自我的精神事业，不仅是思想的自由，而且是思想方式的自由，甚至是语法的自由。在写作时，我从不给自己下套子，而是要把原有的套子卸掉。在遵守底线或基本规则的条件下，加大力度破除藩篱，挑战权威，拆解定势，打破俗套。域外写作和域内写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且差异很小。
　　我从不率性动笔，很少即兴书写。我不是那种走到哪写到哪的人，写诗不是泄屎；我从来主张不硬写，如果没诗找诗，那么诗就不会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比如，2004和2008年，我两度访问美国，走了许多地方，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洛杉矶等，但不知为何，那两次一首诗也没写，甚至觉得美国太散文，只写了一些散文。直到2011年，我第三次访美，终于诗情喷涌，遂成17首，似乎把前两次该写的都补回来了。
　　旅途中有灵感，我会记下来；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急着就凭一点火星，去成就燎原的火势。而是会积攒下来，往里加入更多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包括书面材料），再进行思想的提炼和精神的升华；然后，再动笔。因此，我的笔尖扎得比较深，我的幅度拉得比较宽。有时候出来的不是一首两首，而是包含十首八首的组诗。本书中选了不少这样的组诗。
　　我之所以定了这个“一国一首”的原则，是因为我需要把面拉得宽一些，相当于先画一个概略图。由于我去过比较多的国家，哪怕“一国一首”，也足够出一部比较厚的诗集了。
　　
　　我更没有像某些才高九斗的诗人那样仅凭耳食材料或图文介绍就能写作域外诗。我的写作中当然会用到间接经验材料，包括别人写的游记，有关的诗文，甚至更加干巴巴的介绍文字；但我的一个从未曾打破的原则是：到实地感受之后，我才会动笔。我把这种模式概括为“感受第一，认识第二，修辞第三”。书中有一首诗比较特殊，即《卡西莫多忆巴黎圣母院》。那是看着圣母院火灾视频时写的，这是否仅凭间接经验？我要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两度造访圣母院，曾经爬上顶楼，曾经模仿卡西莫多敲过钟。我还有一次在塞纳河上远眺圣母院的经历。我在看视频时，关于那些经历的记忆不断重新浮上脑海。因此，我模拟卡西莫多忆的口吻，写了这首诗，还是以我的实地感受为基础。
　　    我觉得，仅凭认识（包括知识和认知）的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根本特点，他们甚少乃至基本没有个人的现场的生命体验；因此，我一般拒绝被归入那个类型（尽管我的社会身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知识分子），社会身份与文学身份可以不同，有时甚至差异很大乃至相反。
　　我们阅读别的作家的诗文，是在跟他们进行潜在的对话，隔着时空的对话，或者说模拟对话；那么，到作家的故居或墓地或他曾经去过写过的地方，去拜谒，去祭奠，从而展开的对话是什么性质的呢？我称之为高仿真对话（facsimile talk）。在他的书房里，看着他的笔墨纸砚，除非你的感受系统太钝，你更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他的音容、他字里行间的心跳和呼吸。我们作家代表团去出访，一般都会去寻访当地伟大作家的故居和墓地，去展开这样的高仿真对话。一方面，我们因为之前已经阅读过他们的作品，热爱或崇拜他们，所以到了现场会一诉衷肠；另一方面，我们会揣摩当他们听见我们对他们的倾诉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会如何应答我们的感叹或疑问。把这样的对话的精华部分写下来，就构成我们自己的诗。本书中就有我跟耶稣、米沃什、卡夫卡、阿赫玛托娃、洛尔迦、佩索阿和斯特林堡等人的高仿真对话。
　　旅游资源大概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类。对这两类，我都写有大量作品，因为我热爱自然，也喜欢人文。其实，两者不可分，自然应该是人文的底色，否则文化就是矫情、伪饰的；人文应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自然的理解，否则就是浮面的、轻浅的。但跟普通游客相比，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或者说观览内容确实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发达王朝、重要事件、伟大人物尤其是文化名人）密切有关的地点或实物属于人文旅游资源，这些资源让我倍感亲切，也更容易成为我写作的资源。当然，最好的资源应该是自然与人文双重性质的，比如书中收入的《奥赫里德》组诗之一，那组诗写的马其顿的奥赫里德的城与湖，1979年和1980年，奥赫里德城和奥赫里德湖先后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还有我的代表作《马丘比丘之外》组诗和《无……歌……哭——吴哥窟物语》组诗，写的也都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有些人说我们的出访是借机游山玩水，这简直是对我们的考察行为的无知和诬蔑。在我带队的情况下，我会要求团友们在出国之前，尽量多做功课，阅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甚至阅读那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我还会帮大家寻找、甄选有关的优质资料，在邮件群或微信群里分享，一路上我们讨论的也是有关的话题。比如，去秘鲁之前，我让大家精读聂鲁达的《马丘比丘之巅》等作品；去印度之前，让大家精读泰戈尔的作品；去以色列之前，精读《圣经》；去布拉格之前，精读卡夫卡；去西班牙之前，精读塞万提斯和洛尔迦；去葡萄牙之前，精读佩索阿；去丹麦之前，精读安徒生；去瑞典之前，精读斯特林堡。注意，是精读，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以前就读过。我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不仅阅读目的地国家的古典作品，还想办法找来活着的作家的作品，以便去之后，能跟那边的作家（哪怕不是我所阅读的作家本人）进行更加鲜活的具有当代性的对话。这些准备和做法使得我们的出访迥异于普通的旅游，使得我们的旅行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览，而是深度的体验、认识甚至是反省。
　　因此，我们的写作绝对不是游记，不是关于景物的浮皮潦草的说明或叙写，不是关于行程的似繁实简的流水帐；而是要有细致的观察、深刻的感受、人类的意识和悲悯的情怀。
　　在国外走得多了之后，我们的全球意识和人类意识会得到加强。由于读书或听国际新闻，所谓“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常住在小村小镇的人也会有全球意识和人类意识，但那样的意识往往是空落的、悬空的、抽象的，而旅行能够帮助我们充实、实话、具体化这种意识。这也算是旅行者的特权。因此，我们的诗中这种意识是表现得比较多，比较集中和强烈的。全球意识和人类意识意味着我们时常在多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感受和写作，我们的题材、主题、策略甚至音韵都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包含着许多外来的元素。我们会站在现代文明的最前言，回顾以往，对理性甚至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甚至反思文明本身，从而探讨诗歌之于人类的根本功能。
　　不过，全球意识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国意识。我们在域外遇到问题时，常常会想：这个问题是否在中国也存在过，或者也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遭遇、处境、悲剧？比如，我的代表作《马丘比丘之外》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节是：
　　
　　我终究要被那团印加的乌云
　　追猎。它骑着大鸟，奔袭大半个
　　地球，追到了北京，逼迫一管
　　羽毛帮它排泄掉泪水的石头
　　
　　我想说的是，当我领略了或者说承受了印加文明的魅力或悲剧，尤其是体会到原始信仰的回归；就不可能再释然，从此他会成为我的思想体系的部分或印记。那种古老的被毁灭了的声音请求在我的诗中复活，进而成为我们反思中国人精神问题的参照；正如桂林在点评中说的“在信仰严重缺失的中国，这组诗仿若惊雷炸开，振聋发聩。”的确，我考虑得最多的是信仰问题，信仰之有与无、真与假等。我写于罗马尼亚的《飞蚊症与齐奥塞斯库》一诗的最后一节是：
　　
　　甚至当我闭上眼
　　我也能看见它
　　像彩虹拉的一粒屎
　　
　　我的飞蚊症就是在罗马尼亚产生的，而且是在参观完齐奥塞斯库为他自己建的超豪华的宫殿之后。齐奥塞斯库当年用来凝聚、召集、蒙骗百姓为他卖命的是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他自己住在欧洲最奢靡的宫殿里，而让百姓生活于贫穷、压抑、恐惧和愚弄。这样的共产主义在齐奥塞斯库所刻意营造的话语系统里，被描绘成彩虹一样美丽、斑斓，但对于革命后觉醒的百姓而言恐怕狗屎不如。这样的幻象和宣传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狗屎的现实，见到的只是虚幻的可望不可即的美好，如同拉磨的驴子嘴巴前面的萝卜。统治者所要求百姓的就是闭嘴闭眼，只相信他们所虚构的。当你睁开眼，你就会看到彩虹的背面的残酷现实，或者说，那似乎是无比美好的仙女其实也会拉屎撒尿。我想要打破的就是这样对所谓理想的迷信和依赖。然而，悖谬的是：飞蚊症比狗屎更可怕可恶，它就在你的眼睛里，已经属于你的眼睛的一部分，你越是闭眼，越容易看见它。我想要告诫那些人：他们被蒙骗太久了的眼睛，看不见太阳的黑子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病灶、污点。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彩虹和屎尿，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甚至依然存在。在我们中国经历过建国初期欣快症、大跃进狂躁症和“文革”妄想狂症历史的人难道不感同身受吗？
　　正如我力图在全球意识和家国情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或共同点，我也试图调和我的人类意识与个人意识，我喜欢把我放到对人类问题的探讨的语境里，而不是抽身出来做旁观的客观的描述和判断甚至审判。
　　原始宗教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各自发生发展，但具有最共同的特征，因此最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是人类信仰的自然属性。基督教产生于对原始宗教的破坏和改造的过程中，比如，从多神教走向了一神教，从人格化的偶像崇拜转变为没有个性的上帝崇拜。在传播过程中，基督教受到不同文明中的信仰的挑战，在克服挑战的同时尽量同化或融合不同的信仰，或者力争找到不同信仰的共性。因此，基督教一直在主观故意地力争找到或强化一种新的“普世性”。由于这种“普世性”不是信仰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为的，不是现存、并未实现的，或许，我们称之为“普适性”更为妥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普适性”的人本主义特点跟儒家的“天下意识”和佛教的“普渡情怀”惊人地相似，都是在脱离了或者说摒弃了原始宗教的普世性之后的一种普遍追求。但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被赋予单一的善乃至至善的价值，而儒家的“天”却有着多样的多变的面向——有时被寄予至善理想，有时象征着善恶同体的现实。因此，在我的另一部作品《拜苦路——致耶稣》（组诗）中，对于儒家文化中两可思想（在某些条件下，允许恶与善共存甚至互换）更加惨痛的反思，最后一首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
　　
　　我的家离你只有5个时差
　　我也有上帝，但不叫耶和华
　　你们那位把魔鬼逐出天庭
　　打入地下；而我们这位
　　跟魔鬼出双入对，永不失败！
　　
　　 伊甸兄读完后，说：“《拜苦路》写得很有力量，诗中有着丰富的痛苦和痛苦的丰富。这确实是个很值得写的题材，人类的命运、苦难、救赎……”他看重的是我的诗中的人类意识；而给桂林印象深的是其中蕴含的“个我性”，他说“有我在亦有神在。”的确，这组诗一共16首，其中一半左右都有“我”，我始终在耶稣的身边，有时甚至直接化身为耶稣；按照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说法，耶稣属于全人类，那么，当我拥有了耶稣的视角、心态和感受系统，我也就取得了人类性。总之，在我的人类意识中，个我意识并没有缺位。我们这一代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人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后来，经过19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艰难地从集体主义的藩篱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个人化的视角，扛起了个性的大旗。但我现在的反思是：个性，如果不跟民族性和人类性结合，能走多远，或者能够取得多大的共情度和合法性。只有通过非个人化的努力的成果，个性才能坚实、雄阔，才能有足够稳当的立足点和比较宽广的生长点。因此，我重新对纯粹或极端的个性有所警惕，当然，这不是说要把个性拉回到集体主义的范畴里，而是要把借助集体主义的桥梁，把个人性和人类性联通起来。
　　
　　
　　
　　2022年5月22日
　　京郊营惠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