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通过诗歌看到美好人性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196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和武汉大学，获比较文学专业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著译若干种。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 樽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当代中国文坛鲜有于创作、翻译和评论方面均有建树的“三栖”作家，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汪剑钊其人其作堪称是个独特存在。无论是灿若群星的俄罗斯诗人诗作，还是博大精深的俄罗斯现代哲学，抑或是翻译家自己的创作与评论，汪剑钊的名字常常与读者不期而遇。很多中国读者接触阿赫玛托娃、波普拉夫斯基、曼杰什坦姆、茨维塔耶娃等诗人诗作，或别尔嘉耶夫探讨人类精神之路的箴言警句，也许就是从汪剑钊的译本开始进入的。除了翻译、评论，汪剑钊还是位勤于笔耕的诗人，其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十月》等多种纯文学刊物，并入选进国内外数十种诗歌选集和年鉴。

　　本月下旬，汪剑钊将抵深圳参加新一届的“诗歌人间”活动，日前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他。

　　中国与俄罗斯：耐人寻味的诗歌生态

　　记者：作为既是诗人又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在您看来汉语诗歌与俄罗斯诗歌的最大不同点在哪里？

　　汪剑钊：说到不同点，首先应该提及的必然是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在造字中所谓的六书，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天然地有助于诗性的呈现。此外，现代汉语的意义主要依靠词序，一般不能颠倒，它的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俄语有性、数、格的区别和变化，在词的变化中体现了时态和次序、主体与客体，这使得它在表情达意时更准确，逻辑也较严密。另外，由于上述特征，它在词序上却十分自由。例如，汉语中“我爱你”一句，在俄语中可分别表达为“я（我） люблю（爱） тебя（你）”“люблю я тебя”“люблю тебя я”，甚至“тебя люблю я”，但意思仍然不变，只是在着重上略显差异。或许正是这种词序上的自由度，给俄罗斯诗人在押韵上提供了很多便利，迄今，格律诗在俄罗斯还占有主流的位置。不过，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布里奇、艾基和库普利扬诺夫的自由体诗写作已冲破了这种局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第二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俄罗斯诗人大多有着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来到这世上似乎都负有某种使命。事实上也是如此，熟悉俄罗斯历史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不少诗人之所以敢于孤身对抗强权和独裁，其背后都有着关于上帝和彼岸的信仰在支撑着。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诗歌虽然在技巧上并不怎么“先锋”、“超前”，却得到了世界性的公认，其中精神的厚度或深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当代中国诗人整体上精神孱弱，且有严重的投机现象，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说已是不错的人格承担，实际也蕴含了一定的投机性，因为，这“穷”或许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的宿命，在大多数情况下，“独善其身”已是很好的选择了，殊不知，有很多担当已在“独善”中流失了。

　　中俄诗歌的不同点自然还有很多，可以写成一篇长文章。以后有机会再谈。

　　记者：在俄罗斯，诗人往往有着崇高地位，而在中国尤其是现代诗人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能否谈谈您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汪剑钊：诗歌在俄罗斯的地位很高，其中有传统的承续，也有现实的土壤。自普希金以降，诗人一直被认为是民族的代言人，先知式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被看作母语的守护者和建设者。这种观念在现代也得到了延续，首先，他们的诗歌教育极为普及，人们在中小学阶段就熟悉了自己民族的大诗人及其作品。我于1998-1999年在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有一位帮我们打扫房间的清洁工，名叫娜塔莎，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居然能够跟我一起交流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诗歌的感受和体验，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权力高层对诗歌的重视。2010年6月1日，俄罗斯诗人沃兹涅先斯基逝世。当天，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拍去了唁电，称他为“一个其创作为祖国文学构成了整个时代的人。著名的‘六十年代人’的杰出代表，他拥有巨大的天才与罕见的诗歌音调。……我们心底将永远留存关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美好而清晰的记忆。”当然，俄罗斯诗人也对得起这份重视，他们的不少创作成果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学遗产。至于中国现代诗人，也有被“重视”的时候，但这种“重视”多半来自诗歌之外，有时比不重视更糟糕，它破坏了诗歌的生态环境。

　　古典与现代：高速时代不必坐牛车赶路

　　记者：今年恰逢中国新诗百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关系？

　　汪剑钊：10月下旬，我参加了厦门举办的“鼓浪屿国际诗歌节”，其中有一场中外诗人对话由我主持，题目为“诗的断裂与传承”。它涉及的其实就是你提的问题。记得我在开场白中说道，对传统的态度实际意味着一个诗人的写作起点。必须承认，我本人是受惠于古典诗词的，尤其是盛行于宋代的“词”，它格律严谨，但在句式的长短中又给出了一定的自由度，几乎满足了我高中和大学时代所有的唯美主义想象。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古典诗歌在形式上不擅于对现代生活的表现和反映，我们对它的继承更多的应是精神层面的，语言内部的，而不是平平仄仄或“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什么的韵式。否则，就有点像在高速时代非去坐牛车赶路了。

　　记者：您自己近期的诗歌创作？

　　汪剑钊：翻译和研究占据了我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此，我的诗歌原创数量不高，发表的更少。今年，《人民文学》第8期和《扬子江诗刊》第5期各发表了一组作品，前者是《莫斯科诗札》，记录了我在2009-2010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的一些感受和思考；后者是“新诗写新疆”活动激发的灵感，题为《阿克苏诗简》。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就拿出去发表了，它们都写于四五年前。今年也写了一些，有的只是初稿，想再打磨一下。大体状况如此。

　　作者与作品：做人远比写诗重要

　　记者：如果让您阐释自己的诗歌观，您最想谈到哪些方面？

　　汪剑钊：我的诗歌观大概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通过诗歌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人性。”人到中年，我越来越觉得，做人远比写诗重要，诗可以不写，但人不能不做。与那些诗写得还不错，但做人问题很大的人相处，我觉得他们实际离诗仍然很远，相反，与有些可能从来不写诗，甚至不读诗的人在一起，由于他们善良的人性，对美的追求，我却看到了诗的存在。当然，诗的技术也十分重要，没有它们，诗只是坯胎，尚未成形。关于我的诗歌观，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看一下《诗歌的乌鸦时代》《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与《诗歌的意义蕴藏于人性》等文章。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您如何评价本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您心目中诗歌与音乐有着怎样的关系？

　　汪剑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先是散布阿多尼斯获奖，后来又捏造鲍勃拒绝领奖的谣言，甚至还炮制了1234点拒绝的理由。记得我在某个微信群还说过，给不给是评委的责任，领不领是鲍勃的自由。其实，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那就是评委们的事，评奖有自己的规则和要求，委员们照章行事。就我个人来看，今年颁给鲍勃，虽然令人有点意外，但还是符合“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标准的。此外，最近二三十年，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力图在评选中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希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也在地区上实现某种平衡，体现其世界性，从而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鲍勃堪称美国的老愤青，他的批判精神和歌词的鼓动性令人血脉贲张，青春常在，这实际也是文学的力量。

　　在我看来，诗与音乐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众所周知，诗脱胎于歌，以书面的形式进入文学，但它身上音乐的胎记并没有消失，其中，韵脚、节奏、声调，等等，都是诗的重要元素。现代诗依然追求音乐性，只是它可能更隐在一些，更贴近灵魂的声音。但是，就诗而言，音乐仍然只是一个层面，它是不是诗，还要看它的语言部分，或者说文字部分，如果脱离了音乐，它仍然能启发人的思考，给人以美的享受，那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反之，它仍然在诗的范畴以外。在这方面，鲍勃，似乎还可加上俄罗斯的维索斯基、奥库扎瓦，还有古希腊的荷马，都作出了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