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为中国百年新诗答辩

 

　　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等传统方式，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

　　

　　叶延滨：中国新诗是从传统诗歌的母体中诞生的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新生的婴儿，不是传统诗词的自然延续，而是在一场大革命时代的“剖腹产”。看似与传统的“割裂”，也是所有新生儿必然的剪断脐带的手术。那把剪刀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诗学等新思潮对一个封建帝国的冲击。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文言书写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传统古典格律诗歌大一统的诗坛，出现了自由体并且以现代口语为主的中国新诗。尽管与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诗词相比，百年新诗还是个毛头小子，但他毕竟“割断脐带”，自立门户了。

 

　　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叶延滨：中国新诗出现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否定传统的大喊大叫，其实有其合理的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指摘新生婴儿的哭闹，每家都养过孩子，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笑，不是拍巴掌，而是哭，是闹，是叫，这孩子一哭一闹一叫，爸妈高兴了，爷奶也高兴了。也没有人指摘少年时期的叛逆，青春期叛逆，对已有的东西怀疑、否定，这些都是新生命的证明。因此过多指摘新诗草创期的过激，只是证明缺乏对新事物的了解。新诗确实是与旧体诗词不同，喝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狼奶”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样式，新诗叛逆式的宣示虽然过激，却有破旧革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因此，新诗应该向传统诗词学习传统，正如当代的传统诗词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创新。背诵一万句“飞花令”，那一万句还是别人的，而写新诗的诗人必须写出自己的诗，那怕只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因此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传统诗词的必由之路。

 

 

　　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延滨：中国新诗百年，之所以能“独立门户”，重要的是表现出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一是自由体，二是日常口语白话入诗。自由表达和与现实语境直接发生关系，是新诗的重要的立足点。当然也可以用尝试用格律写口语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表达和自由精神，就没有中国新诗。当然，怎样在自由表达中找到最好的表达，这也是新诗正在努力，尚未完成的愿景。

 

 

 

　　新诗的主要资源是西方诗学，西方诗学带给新诗哪些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各是什么？在语言的音乐性、诗体的建构美、表达艺术、境界问题、诗歌的美与力等方面，能否把新诗与旧体诗做一整体比较？

 

　　叶延滨：西方诗学及西方现代文明思潮对新诗的产生起了极大的推动引导作用。中国百年新诗， 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产物，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人展示的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并且善于学习的新姿态。作为只有百年的中国新诗，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其中，应该很好地向中国传统优秀诗歌学习，使之更加具有中国风范和中国气度，是应该强调的问题另一面。

　　中国传统诗词，自《诗经》始，历经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的诗教传统：讲究格律平仄，起笔引经据典，典雅精美，营造意境。不仅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高的艺术品，也是一个东方大国最重要的诗教：家国天下，见贤思齐，乡愁亲情，循规蹈矩，起承转合，进退有序，温良恭俭……这些都是在理想中和谐社会里精英人杰的德行品格和做人规范。中国新诗是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产物，除了艺术上打破旧制之外，其精神上的追求，也令国人耳目一新：鼓吹自由，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力求创新，勇为人先……我以为，这也是振兴中华所要大力宏扬的民族精神！传统诗歌中值得发掘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新诗的自由创新精神，侧重不同，若能互补借鉴，弥足珍贵。

 

 

　　虽然已走过100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入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百年新诗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对百年新诗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叶延滨：新诗走过了百年，也争论了百年，声称不读新诗的人也不少。不论有多少人声称不读不喜欢不点赞，中国百年新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成就卓著的文学门类，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首先，要对中国新诗有一个大的概念：新诗是自五四以来，用自由体和白话口语写的诗歌。因此，大概念的中国新诗，应包括以下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诗人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出版物）发表的以阅读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二是诗人为演唱和演出写的自由体的歌词和歌剧等；三是广大诗歌爱好者在以前的黑板报、现在的网络或手机上发表的自媒体诗歌。明确以上3个新诗版图，许多问题也就好回答了。

　　也许你可以不读那些纸上的诗歌，但你不能不唱不听用自由体白话新诗配曲的当代歌曲，你更不会不懂田汉作词的新诗谱写的国歌。自由体白话口语新诗已经深入人心，但媒体常常热炒的诗歌热点，表现出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爱唱卡拉ok的人唱得走板荒腔就说音乐界出了问题，有人却常把类似情况的一些诗歌爱好者在自媒体和网络上的习作，炒得热火朝天。

　　当然， 郑敏先生所说，新诗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她说的是事实，也是百年新诗回顾中，学术界和诗界应该探讨的课题。新诗不可能全盘继承古诗传统，那么应该继承什么？中国新诗在发展中有各种流派和诗潮，有些著名学者至今习惯地持一端而排它，也是至今新诗评价常常无法得到共识的原因之一。总结和研究新诗百年的成就与不足，还是诗界和学术界重要的课题：一，中国新诗理论的建设尚不令人满意。一些有影响的新诗论者，尚且满足于对某一学术流派的研究，并以某一流派的观念来“经典化”中国新诗。这种持一端而排它的学风，使诗界难在理论上形成共识。认真研究百年新诗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流派创作的成就与经验，全面梳理中国诗人吸收西方现代诗学并在结合汲收中华诗歌传统的实践中，创造中国当代新诗的中国新诗学，尚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景。二，中国新诗的教学尚无与传统诗词共存的诗歌教育体系。戏剧有中国戏曲与话剧，美术有国画与油画，音乐有美声与民族唱法，等等，吸收西方与发扬国粹，兼收并蓄，各成体系。而中国新诗与传统诗词两方面的教育，都显得十分欠缺。三，由于理论指导和诗学教育滞后，进入自媒体网络时代，取消了入门的门坎，当下的新诗创作，突显标准混乱与优劣混杂的浮燥之病，一般受众的认知度降底。

　　中国百年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的作品，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喜悦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都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除了那些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还有许多在诗歌艺术上做出贡献的诗人，细数百年历史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单子，写出一部厚厚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