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推出诗集《人与土》：微信时代下诗歌写作的新探索

 　　“我写诗是为了让生活更加轻松与快乐，我通过写诗获得了快乐。”王旭明说。2017年9月17日，中国新诗百年抒情诗论坛暨王旭明诗集《人与土》研讨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召开。活动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姚雪雪表示，中国新诗百年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抒情诗人，其中抒情诗构成了整个百年新诗的核心。王旭明的抒情诗集《人与土》是今年的出版精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北京诗歌出版中心总监、诗人周瑟瑟说，今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年，前三十年主要是抒情诗，中间转向个体的抒情，集体的腔调被个体的生命体验取代，后三四十年抒情被叙事或修辞写作覆盖，抒情的声调降低的原因是原有过多假的成分，让真正的现代诗人反感。后三四十年以口语与叙事为主要手段，把假的抒情赶出了现代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什么是好的抒情诗？我认为个体的真实的感受无疑是最好的抒情，客观、直接、朴素与准确的语言是最好的路径。”周瑟瑟认为，“王旭明的诗首先面对人，其次才是土。人在诗里是人性，是真实的情感，诗要写透人性与情感，并不容易，王旭明选择生活中细微的切入口，他抓住激起他想像的生活细节，切入到诗的本真，抵达澄明。而土对于诗来说，是生命之根，是诗的出发与归宿。”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导、诗歌翻译家汪剑钊说，诗主情，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所谓的“言志”、“咏怀”实际也与情感的抒发有关。当代诗坛曾出现的“反抒情”和“冷抒情”实际还是抒情的变体，骨子里仍然有强大的情感在推动。王旭明的诗无疑是在抒情诗的传统下展开的，他的抒情的有效性还得益于作者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诗歌评论家谭五昌说，从百年新诗的发展脉胳来看，抒情诗的传统是强大与根深蒂固的，从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到郭小川、食指、舒婷、海子等，这些杰出的与优秀的现当代诗人，恰恰是因为出色的抒情诗篇而在新诗史上留下他们闪光的名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什么很多诗人很反感抒情，因为抒情方式单一，且过度抒情，导致滥情，导致人们审美疲劳。王旭明的诗歌文本充溢着强烈自觉的生命意识与时间意识，其最为出彩的精神亮点，便是黑夜意识的自觉呈现，他笔下的黑夜意识则展现了作者极为敏感、细腻、焦虑、神秘的人类共通性的黑夜体验与死亡体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光明追求与生命情感的正向诉求。

　　诗人安琪则认为，王旭明诗作有一股浩然正气，这使他的诗歌语言刚硬、直接，像一把利斧，直接劈向所遇到的事、物，甚至情。王旭明喜用短句，他的诗因而有一种“脱口而出”的特色，他随时随地的感想借助诗歌这种形式得到酣畅的倾吐，不用“婉言”、不隔靴搔痒、不打诳语、不虚张声势、不躲闪不逃避，他仿佛在用诗歌这种形式对抗他的前新闻发言人身份，那个身份需要的，恰好是他目前诗歌写作的另一面。

　　诗人洪烛称王旭明的作品为“新抒情诗”，既继承了传统，但并不保守，兼容并蓄，还汲取了现代派诗歌诸多有益的技法，譬如用叙述来抒情，用叙事来抒情，甚至用议论来抒情，抑或夹叙夹议来抒情……而不再只是用抒情来抒情。它的面孔不再只是单一的哭或笑，还有着更为丰富，五味俱全的表情。心情丰富了，表现心情的手法丰富了，抒情诗的表情也显得丰富了。

　　诗人邰筐认为新诗通过一百年的发展实践，其抒情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子把泛抒情推向极致以后，抒情诗经过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及物，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内敛。“好的诗歌一定是藏在泪水的后头，在生活的背面，在心灵的褶皱里，好诗是厚厚的冰层底下仍然向前涌动的那股暖流。在这种背景下读王旭明先生的诗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的新诗集160首中有67首都是写黑夜的，比如《沉没》《真诚》《独白》《2017端午之夜》《台湾夜》《阿布扎比之夜》《夜之歌》等，揭示的全是被生活遮蔽的那一部分，这就给自己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和切口。因为黑夜会让人褪去一切伪装，变得真诚起来。”

　　诗人桂杰为《人与土》中的150多首诗歌配写了赏析，他表示，一首诗在报刊上发表了，是否就意味着完成或者终结了它的使命？但从王旭明的诗歌写作中可以看到，创作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诗歌的抒情的完成是通过与读者的交互、共情、碰撞来完成的，他的优秀作品也是读者在朋友圈中流传最广的，他的诗歌写作把朋友圈当成主阵地，并通过诵读来完成传播，是属于微信时代下诗歌写作新的生态。

　　朗诵艺术家詹泽朗诵了《人与土》中的作品，他回忆读王旭明的第一首诗是《苍凉》，其中的高旷辽远，洞穿历史，慨叹人生，冷峻的笔触中，并没有坚硬的镂刻，而是温暖的鼓舞和智慧的点燃。“《人与土》，把辛辣的讽刺，幽默的嘲弄，厚重的思想，信手铺展，通心达肺，酣畅淋漓。他的每首诗，入口华润，回味无穷，愉悦中获取思考，思考中展开想象，想象中感喟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