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敬畏诗的圣洁

　　叶延滨是诗坛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他40年前以反映知青生活的代表作《干妈》登上诗坛，作品两次获中国新诗奖，很多诗文被译介到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诗歌界公认的“常青树”。他先后主政中国新诗南北两大刊物《星星》《诗刊》达26年，后来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被诗友称为中国诗坛的“大管家”。

　　诗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生活、学习与创作？诗人如何回应现实生活的呼唤，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带着这些讨教课题，应《中国青年作家报》之约，笔者对叶延滨进行了专访。
 
　　叶延滨1948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和积极乐观、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作为上世纪“老三届”插队的知识青年，于1969年来到延安插队。

　　到了延安，他住进生产队饲养员老汉栗树昌家仅有的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他喊老两口干大干妈，老两口直接叫他干儿。那时他身上长满了虱子，也学会了所有农活，唯一保持的学生习惯是睡觉前要在煤油灯前看一会儿书。他枕边的《鲁迅全集第二卷》和《战争与和平》残本，是他最珍贵的财产，也悄然催生着他的文学之梦。

　　艰苦而动荡不定的生活中，他始终保持读书和书写的习惯。1973年在秦岭深处一家部队工厂时，他开始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原《延河》）投稿。1974年初，他得到《陕西文艺》邀请，到省城西安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在那里他认识了《陕西文艺》主编王丕祥老师。王丕祥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他：这娃有生活，就不太知道写作规矩，让他来参加会，向大家学习，我们还要请他到编辑部来帮助工作……这是我们的延安娃，我看是个好娃！

　　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曹谷溪等作家朋友。特别是他当上了见习编辑，可以凭主编的批条，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书。这段时间，叶延滨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叶延滨动情地说，每次走进这个图书资料室，自己就想，这就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了写作的尝试。

　　1977年恢复高考，叶延滨正在四川省西昌地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组工作。埋在心底的大学梦悄然萌芽，他想报名参加高考，但组织上因为舍不得放走骨干而不愿意开绿灯。次年，他在上班的路上被路边树干砸伤，医生给他开了一个月的病假，于是他才得到了带伤复习功课的机会，以全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并以30岁“大龄青年”的身份进入大学。

　　后来，他常常感谢那棵幸好没有砸到他头部的树干，笑称自己是被一棵“幸运树”给“砸”进了大学。
 
　　《诗刊》“青春诗会”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而1980年的第一届“青春诗会”更是改革开放之初诗坛上的重要事件。当时还是在校大学生的叶延滨，有幸作为17位青年诗人之一参加了这次诗会。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结识顾城、梅绍静、江河、舒婷等十几位优秀的青年诗人。叶延滨说，参加“青春诗会”最重要的收获是听到了当时中国最高级的文学课：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17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分析讲解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此时文坛的名流大家，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也就是在这次“青春诗会”上，邵燕祥老师从他的几份备选诗作中选出《干妈》。这组诗写的就是那位饲养员房东的媳妇，就是叶延滨那瘦小的、豁了牙的干妈，就是那急性子、热心肠的干妈，就是那扭着小脚在风雪中走了30里、只为给他买盏能照亮书本的煤油灯的干妈……后来，这组诗和诗友的作品一起发表在1980年第10期《诗刊》上。正是凭着这组诗，初出茅庐的叶延滨，在参加“青春诗会”第二年就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歌奖，不久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出过一本书。

　　在这次“青春诗会”上，叶延滨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一面论”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座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正是这个“三点一面论”，清晰地指明了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方向。
 
　　回望叶延滨的诗歌创作之路，其实就是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诗意记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大量诗作表现的是陕北农村的生活场景以及自己在过去年代中的生活体验，同时他又以城市变革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都市抒情诗，在艺术手法上倾向于现实主义。随后，他大量吸收欧美诗歌中的表现方法，运用诗剧、电影蒙太奇以及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表现自己或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再之后，他在诗歌创作上转向写一些更具个体生命体验和东方民族心理及追求的短诗，以智行写作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艺术方向走向真水无香的境界。

　　叶延滨曾以树的困惑来描绘自己不可摆脱的窘迫：根扎进了传统的土壤，越扎越深，而枝叶却以叛逆的姿态向天空伸展，展示一个飞翔的梦境。“我不是一个时髦的现代派诗人，说实话我对那种追风赶潮的艺术流派所衬托的这块土地的古老浑厚感到惊讶。”

　　“好的新诗，真正中国气派的诗歌，其体内都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就像爷孙和父子，不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当代新诗创作出了不少大家，他们非但不排斥古体诗，而且都从古体诗词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谈到“新旧融合”，叶延滨总能以浅显的话语道出真知灼见。

　　作家石英曾言，叶延滨写的新诗，但他是在据有丰厚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与中国民间文学元素的基础上，较完备地实现了与现代中外新诗的相谐对接。趣在言外，味在笔外，诗在诗外，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回味空间。诗评家吕进说：“叶延滨的诗从来不糟蹋汉语，明快、朴素，但又含蓄，他的诗给我的印象是遵从‘隐’的民族诗歌美学的诗，他给读者的始终是‘更咸的盐’。”

　　是的，如说生活是大海，诗歌与哲理是盐，那么他一直想给读者“更咸的盐”。

　　我在他的诗集《年轮诗章》中，看到了处于时代大潮中的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诗性记录，同时又看到了一个当代诗人大爱之心、智性雅趣、悲悯情怀。诗人自选了30年来各个时期的作品，按年代顺序编辑，一是给读者展示值得赏读的诗作，二是为研究者勾划出诗人创作的脉络，三是用诗人的创作成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幅诗意的“年轮”。
 
　　笔者有着在《诗刊》8年的“学徒”经历，见证和领略了叶延滨的不凡之处。他能在几个小时内审看完我们几个人审校两天的稿样，而且每一处不妥的句子和不当的标点勾画得清清楚楚；他能在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余迅速转换思维视角，打开笔记本就能接上写作思路，或诗或文，出手便有，结构巧妙，佳句连连。

　　多年来，除了写诗、编诗，他还撰写了大量可品可读的随笔、杂文、散文、评论，甚至还有小说、歌词、广告词等，著名的“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就是他信手拈来的佳句。

　　从那些精彩篇什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见一颗自由而深刻的心灵，可以看见他睿敏的悟性、深厚而广博的社会生活积淀和学者化的知识累积。正如诗人、小说家、编剧邹静之先生所言，诗是艺术的母体，一个深谙诗艺的人不可能不把诗意的思维与触角向其他艺术领域延伸与辐射。叶延滨的创作实践正是如此。

　　品读他的散文随笔，便是欣赏另一种形式的诗。有人说，叶延滨的诗透着杂文家的风骨，杂文也常有诗的意象、诗的气质。对此，他坦言：“诗与杂文是我的两手，让我感动的，美好的，常常笔下成了诗；让我愤慨的，丑陋的，不吐不快的，常常成为笔下的杂文。美中有瑕，诗中也就有讽有谐。吐出心中块垒，人生一大快事，文章自然也神采飞扬。杂文没有风骨不可立身，杂文没有情致也难成美文。”

　　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且长期担任诗歌编辑和主编，几十年间，他以多重身份深度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发展潮流，除了自身的创作，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他把廓清诗歌发展脉络，为诗人们提供清晰的诗坛图景与发展走向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叶延滨说，在快餐文化充斥的当下，很多人担忧中国诗歌正在边缘化，但是“诗歌是一种文学艺术，关乎人的内心世界，关乎个人价值，承认诗歌的独特性在于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情感方式、个人价值。中国从有文化以来就有诗歌，诗歌从来没有成为全民大众消费的文化快餐，诗歌的生命力在于，它虽然不是处于今天消费文化的中心，但它是延续人类精神的链条，诗歌消亡了，我们的精神情感也就面临中断的危险。”他坦言，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进行调整，要倡导对诗歌的尊重，倡导对诗歌的敬畏之心，让青年一代受到更好的诗歌教育。

　　谈到当下很多诗人和爱好者为全力打赢防疫阻击战加油助力的诗作，叶延滨认为，关注社会事件，感同身受地关注他人安危冷暖，是诗人的天职。历史上很多重要事件，诗人每每成为最早的“发言人”，因为诗人往往更敏感，感情更为炽烈。很多诗歌作者共同面对一个重大事件，观点和角度不同，艺术作品的成色和品位不等，只要是出于真诚与善意，不必苛刻地衡量与评价。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次突发疫情，作家诗人应当在关注的同时，更多地为战胜灾难与困难鼓与呼，当然也需要更深地思考与省察。

　　诗人无法拒绝悲喜，但诗人可以在悲喜中变得深刻、睿智与通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米沃什词典》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核心……”如果说每一个人生活和命运的轨迹是一片浪花，那么他一定是身处在时代宽阔而汹涌的河流之中。

　　诗人叶延滨，给了我们这样积极而肯定的回答与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