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更需要杜甫

　　本书是读杜甫诗随笔，把新诗和杜诗放在一起欣赏，分四部分：一、新诗百年，回过头来重读杜甫；二正大：杜甫思想之于新诗；三、杜学：杜甫技术之于新诗；四、关于杜甫与新诗的几点思考。这些随感，是对杜甫的致敬，但绝非对杜甫的崇拜；是对新诗的期待，但绝非对新诗的贬低。
　　《杜甫与新诗》出版后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完全是此书的重要性决定的。
　　杜甫是古诗中首屈一指的大诗人，百年新诗中尚未出现杜甫式的大诗人。在我看来，《杜甫与新诗》的出现可以纠正中国当代诗人以西方诗歌为主要参照系的文化偏执倾向，也就是说，它对中国当代诗人构成了这样一个提醒：与其从国外到处寻找写诗的借鉴，不如以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大诗人为榜样。
　　众所周知，新诗诞生于对古诗的反叛，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刻意回避古诗传统的态度。书中详细梳理了重要的中国现代诗人对待杜甫的反常态度，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杜甫是中国古诗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诗人，对杜甫的态度其实是对古诗的态度，尤其是对讲究格律的近体诗的态度。这当然是中国现代诗人一心追求自由或自然并以此为准绳建设新诗的需要，其实也是新诗自身还很虚弱的表现，它怕经受不住古诗这种“异质物”的吸引而失去自己。
　　如今自由精神已在新诗中得到落实，中国当代诗人不再担心被古诗同化了，因而是时候亲近中国古诗传统了。事实上从闻一多以来这条线就没有断过，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写作中呈现出亲近古诗传统的倾向，张枣与昌耀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当代诗人，他们都体现出鲜明的古典倾向。事实证明，只有亲近传统才能转化传统，进而激活传统，更新传统，使中国诗歌得以切实发展；那种借助翻译诗歌进行的先锋探索大多是猎奇搞怪的行为，虚张声势而已。
　　我注意到，有人质疑书名为什么不是《李白与新诗》，这位质疑者很敏感，对杜甫尤其是他运用的格律充满了警惕。在他的潜意识里，李白才契合新诗的自由精神，杜甫就是个格律诗人，是新诗的反面或障碍。我倒是认为《杜甫与新诗》更有意义。
　　李白属于个人主义者，追求享乐，充满自由精神；杜甫是个集体主义者，注重服从大局，同情民生，尽管其爱民是以忠君为前提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李诗是自娱的，杜诗是感人的。从诗体上来说，李诗以古风体见长，杜诗则是律诗的巅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代表中国古诗艺术高度的并非古风，而是近体。因此，杜甫比李白更古典，相比而言，李白显得很现代。从诗学层面来说，李白属于天才型诗人，具有难以师法的一面，而杜甫属于技艺型诗人，其诗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呼应更广泛更密切，诗艺也更精湛。而且，诗人杜甫对新诗的启发更丰富，更有可操作性。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杜甫的诗艺剖析与相关新诗对应起来，从而凸显出杜甫的伟大，以及中国当代诗人的贫弱。更重要的是，“杜甫与新诗”这个命题充满了张力，在这个社会与诗歌的双重自由主义的时代里，迫切需要的是杜甫式的节制，而不是李白式的放纵。
　　作者说，“我读杜甫，头一件事就是想把他作为自由诗人，而不是格律诗人”，对此我想说的是：杜甫的自由是在熟练掌握格律之后达成的自由，而不是单纯的自由。我认为这也可以反衬中国当代诗人所有的只是单纯的自由，或低级的自由。杜甫对现代汉诗的更深启示或许在于，中国当代诗人应致力于现代汉诗的韵律建设，使诗歌获得富于韵律的形体，从而使现代汉诗走向成熟，像律诗那样真正可以称为声音的艺术。

《杜甫与新诗》作者师力斌博士

　　师力斌，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开始发表诗歌，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巨龙杯首届高校诗歌大赛、第三届名广杯诗歌大奖等奖项。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中国诗歌民刊年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多种选本。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环球时报》《中国文艺评论》《艺术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诗探索》《山花》等刊物。编有《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张颐武主编）、《北漂诗篇》三卷（与安琪合编）、《后窗“四人谈”――北京文学评论集》（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