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谢冕读李黎:诗歌其实就是梦想
——读李黎《诗是什么》有感
2020-12-05 作者:谢冕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本文原载文化部《艺术评论》2014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
读到李黎的新书《诗是什么》,我感到很高兴。我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书。首先,我要谈谈书中那篇写朦胧诗的论文。在书里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像遇到了老朋友,非常亲切。虽然我当年就对这篇文章非常熟悉,但这次我又重新读了,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它引起了我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李黎在这篇文章里对80年代出现的朦胧诗进行了评说。而他的对话对象主要是艾青先生。他认为艾青先生自己写的诗就是朦胧诗。大家都知道艾青先生是中国诗歌界的领袖人物。他当时对朦胧诗的严厉批评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他称当时年轻诗人们写的诗是“迷幻药”。我作为朦胧诗的支持者,当时在学术和政治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仅是艾青先生,还有臧克家先生等诗歌界、文学界前辈都对朦胧诗人不以为然。今天年轻的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情况了,但是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知道的。而李黎当然更是知道的了。在当时那种孤寂、压抑及至无奈的气氛里,读到李黎的这篇文章,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安慰和欣喜的感觉。那种感觉好像是一种在孤立无援的境遇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对我的支持是来自于一个年轻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心中对李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感激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中,论争双方并不是对等的。一方面是批判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另一方面被批判者的力量则非常弱小,而且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伸出一个友谊之手、援助之手,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而且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李黎这个年轻的朋友。此外,当时的朦胧诗论争非常情绪化,很多语言都是不冷静、非理性的,也很难说是恰如其分的。就在这样的时候,李黎写出了这篇文章,它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思辨,那样的理性。我今天重读时还非常感动。作者在里面提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朦胧诗的时代精神问题;第二是自我在诗中的位置问题;第三则是朦胧诗在当时的处境,即在带有惰性的阅读习惯中,怎么去理解懂与不懂的问题。为此,李黎用了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理论来予以阐述。特别是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朦胧诗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问题,还有诗中自我的问题等,都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李黎这篇简短的文章抓住了这些问题并予以回答,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的辩论对象是诗歌界的泰斗----艾青先生。他作为年轻学生敢于与年龄比较大的泰斗级人物论辩,而且能够在理性的论证过程中抓住要害,让艾青先生难以回答。
当年人们对朦胧诗进行批判时,会举“鸽哨声音也成熟了”为例,认为鸽哨哪有什么成熟不成熟的区别呢?公鸡打鸣可以分出成熟或不成熟,因为老公鸡打鸣可以算作是成熟,而小公鸡打鸣可以说是不成熟。而鸽哨没有什么成熟不成熟。那时候人们的理解能力就是这么个水平。而李黎举了艾青先生的名作《树》为例: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他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他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他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并以此去追问:如果鸽哨无法分出成熟或不成熟,那么风和空气又怎么能告诉那两棵树它们之间的距离呢?艾青先生根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大背景对诗歌非常无知、非常盲目的时代,这样的追问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的那种孤立无援中,在不对称的对话和批判中,我看到了李黎那样一个很理性的声音,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个,我甚至在李黎身上感受到我们中国社会是有希望的。因为真理就在那里,判断力就在那里,不会因一时的社会风潮,社会舆论而改变。中国诗歌发生变革的潮流不可能被压制。我们的青年人就不仅有勇气站出来,而且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话。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话在非常情绪化的环境中,能够以冷静、理性方式说出来。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激和感动。我觉得中国社会是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尽管面前非常艰难,但新一代的学者正在成长,而且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李黎印象深刻,始终没有忘记。而且我看到他理论功力深厚,就建议北大中文系把他请过来。当时的系主任是严家炎先生,他听了我的建议后欣然同意,把李黎调到北大来。于是,李黎和我就成了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这就是李黎在北大中文系教诗歌美学的背景。这段经历是让人很难忘怀的。
李黎的这本《诗是什么》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一本叫《诗是什么》的书。那本书非常古老,我读了以后很害怕。我心里想:虽然我对诗歌理论感兴趣,可是诗实在是太难懂了,“诗是什么”这个问题,真是难以回答。那本书中甚至列举了上百种对“诗是什么”的回答。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尽管自己对诗歌很有兴趣,但是做不了这样的学问。而且这种学问本身就肯定有问题。作者把古今中外无数理论家关于诗的论述都拿来放在一块,列出上百个条目。其实还是不能让人知道什么是诗。虽然我一辈子都在做诗歌研究,但前不久有一个人问我,“谢老师你说诗是什么?”我还是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要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至少得写一大本书。于是我就说“对不起!我做了一辈子的诗,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李黎对这个题目肯定是情有独钟,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是什么》。这篇短文不到三千字,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回答了究竟什么是诗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学者能够在很短的篇幅里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不光涉及中国古籍中关于诗歌起源问题的论述,而且能够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讨我国古典诗学上的缺憾,非常了不起。他的视野是那么开阔,文字是那么简练、而探讨的问题又那么重要。我觉得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尽管李黎很年轻,但是他的功力是非常深厚的。所以我在80年代看到这篇文章时,心里非常高兴。我相信李黎本人对这篇写于1986年的文章也非常重视。到了2013年,他在二十多年后又对它重新进行了论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写的比较粗疏,或者来不及论述。例如李黎认为中国古典诗学断然排斥个人主体。但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内容。到底应该如何表述,是需要进一步细致考量的。
我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而且在诗歌界“混”了很久。我感觉我们的诗歌批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我们的博士生、年轻学者、批评家,动不动就批判中国古典诗论,而且总是引用西方理论进行论述。这样的论文看后让人非常头疼。因为它往往连篇都是引用,摸不清作者到底要讲什么。虽然这样的作者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我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为什么在我们的博士论文当中,诗歌研究当中,没有中国的影子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司空图这样的中国理论家吗?
相比之下,李黎就很不一样。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久,肯定对西方的哲学、文学以及心理学等理论非常熟悉。但读李黎的文章,里面并没有这些西方的东西。而且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知道《二十四诗品》,而且还写出了关于这部著作的东西。比如里面谈到《二十四诗品》对意象这个概念的分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李黎的功底非常深厚。而看看我们眼下的博士生,特别是做诗歌理论研究的博士生,他们对中国古典的疏远和陌生是非常严重的。我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李黎在回答“诗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的答案不仅仅牵涉到诗歌理论,而且始终与我们身处的当下社会息息相关。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提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实际’,关心‘实效’,注重‘实用’,崇尚‘实力’的‘务实’的时代”。而他恰恰是要用诗歌来与这个时代去对话。李黎的想法和我是相通的。我们都觉得诗歌其实根本没有用处。诗歌是虚的,不着边际的,无法落实的。诗歌其实就是梦想,而且诗人就是做梦的人。把实际上本来没有的东西写得天花乱坠,那就是诗人。我想李黎选择在今天出版这本《诗是什么》,就是想提醒我们,不能不在意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丢弃审美的东西;一个真正有趣味的人,有审美判断力的人,肯定是一个高雅的人。而如果我们大家变得高雅了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在前进之中了。
(注:原文发表于文化部《艺术评论》2014年第一期)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中,论争双方并不是对等的。一方面是批判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另一方面被批判者的力量则非常弱小,而且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伸出一个友谊之手、援助之手,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而且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李黎这个年轻的朋友。此外,当时的朦胧诗论争非常情绪化,很多语言都是不冷静、非理性的,也很难说是恰如其分的。就在这样的时候,李黎写出了这篇文章,它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思辨,那样的理性。我今天重读时还非常感动。作者在里面提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朦胧诗的时代精神问题;第二是自我在诗中的位置问题;第三则是朦胧诗在当时的处境,即在带有惰性的阅读习惯中,怎么去理解懂与不懂的问题。为此,李黎用了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理论来予以阐述。特别是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朦胧诗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问题,还有诗中自我的问题等,都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李黎这篇简短的文章抓住了这些问题并予以回答,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的辩论对象是诗歌界的泰斗----艾青先生。他作为年轻学生敢于与年龄比较大的泰斗级人物论辩,而且能够在理性的论证过程中抓住要害,让艾青先生难以回答。
当年人们对朦胧诗进行批判时,会举“鸽哨声音也成熟了”为例,认为鸽哨哪有什么成熟不成熟的区别呢?公鸡打鸣可以分出成熟或不成熟,因为老公鸡打鸣可以算作是成熟,而小公鸡打鸣可以说是不成熟。而鸽哨没有什么成熟不成熟。那时候人们的理解能力就是这么个水平。而李黎举了艾青先生的名作《树》为例: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他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他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他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并以此去追问:如果鸽哨无法分出成熟或不成熟,那么风和空气又怎么能告诉那两棵树它们之间的距离呢?艾青先生根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大背景对诗歌非常无知、非常盲目的时代,这样的追问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的那种孤立无援中,在不对称的对话和批判中,我看到了李黎那样一个很理性的声音,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个,我甚至在李黎身上感受到我们中国社会是有希望的。因为真理就在那里,判断力就在那里,不会因一时的社会风潮,社会舆论而改变。中国诗歌发生变革的潮流不可能被压制。我们的青年人就不仅有勇气站出来,而且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话。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话在非常情绪化的环境中,能够以冷静、理性方式说出来。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激和感动。我觉得中国社会是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尽管面前非常艰难,但新一代的学者正在成长,而且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李黎印象深刻,始终没有忘记。而且我看到他理论功力深厚,就建议北大中文系把他请过来。当时的系主任是严家炎先生,他听了我的建议后欣然同意,把李黎调到北大来。于是,李黎和我就成了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这就是李黎在北大中文系教诗歌美学的背景。这段经历是让人很难忘怀的。
李黎的这本《诗是什么》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一本叫《诗是什么》的书。那本书非常古老,我读了以后很害怕。我心里想:虽然我对诗歌理论感兴趣,可是诗实在是太难懂了,“诗是什么”这个问题,真是难以回答。那本书中甚至列举了上百种对“诗是什么”的回答。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尽管自己对诗歌很有兴趣,但是做不了这样的学问。而且这种学问本身就肯定有问题。作者把古今中外无数理论家关于诗的论述都拿来放在一块,列出上百个条目。其实还是不能让人知道什么是诗。虽然我一辈子都在做诗歌研究,但前不久有一个人问我,“谢老师你说诗是什么?”我还是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要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至少得写一大本书。于是我就说“对不起!我做了一辈子的诗,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李黎对这个题目肯定是情有独钟,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是什么》。这篇短文不到三千字,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回答了究竟什么是诗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学者能够在很短的篇幅里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不光涉及中国古籍中关于诗歌起源问题的论述,而且能够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讨我国古典诗学上的缺憾,非常了不起。他的视野是那么开阔,文字是那么简练、而探讨的问题又那么重要。我觉得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尽管李黎很年轻,但是他的功力是非常深厚的。所以我在80年代看到这篇文章时,心里非常高兴。我相信李黎本人对这篇写于1986年的文章也非常重视。到了2013年,他在二十多年后又对它重新进行了论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写的比较粗疏,或者来不及论述。例如李黎认为中国古典诗学断然排斥个人主体。但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内容。到底应该如何表述,是需要进一步细致考量的。
我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而且在诗歌界“混”了很久。我感觉我们的诗歌批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我们的博士生、年轻学者、批评家,动不动就批判中国古典诗论,而且总是引用西方理论进行论述。这样的论文看后让人非常头疼。因为它往往连篇都是引用,摸不清作者到底要讲什么。虽然这样的作者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我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为什么在我们的博士论文当中,诗歌研究当中,没有中国的影子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司空图这样的中国理论家吗?
相比之下,李黎就很不一样。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久,肯定对西方的哲学、文学以及心理学等理论非常熟悉。但读李黎的文章,里面并没有这些西方的东西。而且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知道《二十四诗品》,而且还写出了关于这部著作的东西。比如里面谈到《二十四诗品》对意象这个概念的分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李黎的功底非常深厚。而看看我们眼下的博士生,特别是做诗歌理论研究的博士生,他们对中国古典的疏远和陌生是非常严重的。我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李黎在回答“诗是什么”的问题时,他的答案不仅仅牵涉到诗歌理论,而且始终与我们身处的当下社会息息相关。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提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实际’,关心‘实效’,注重‘实用’,崇尚‘实力’的‘务实’的时代”。而他恰恰是要用诗歌来与这个时代去对话。李黎的想法和我是相通的。我们都觉得诗歌其实根本没有用处。诗歌是虚的,不着边际的,无法落实的。诗歌其实就是梦想,而且诗人就是做梦的人。把实际上本来没有的东西写得天花乱坠,那就是诗人。我想李黎选择在今天出版这本《诗是什么》,就是想提醒我们,不能不在意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丢弃审美的东西;一个真正有趣味的人,有审美判断力的人,肯定是一个高雅的人。而如果我们大家变得高雅了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在前进之中了。
(注:原文发表于文化部《艺术评论》2014年第一期)
李黎简介
李黎,当代诗论家,诗人,美中基金会创会主席,世界华语诗歌联盟创始人联席主席,北京美在其中文化发展中心法人,联执主席。
曾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插队三年,历任生产队长、知青创业队指导员等。(1975年夏中学毕业前夕在辽宁日报发表第一首长诗《朝阳初升》,并领衔在辽宁电视台朗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78级本科(当年所在地区文科第一名)丶82级研究生。
1981年本科三年级时,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著名的《朦胧诗与一代人 兼与艾青啇榷》长文,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人民日报丶诗刋丶新华文摘等均做转载)。
85年秋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任教,主授"诗歌美学"。
1986年出版第一本诗论专著《诗与美》(哲学、美学大师李泽厚亲自作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被美国杜克大学破别入取(免托福与GRE,全额奖学金),成为国际著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大师F·杰姆逊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1992年在美国参与发起创建美中基金会(US and China Foundation),创立"美中论坛",24年来致力于美中之间多领域与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文化、教育、环保、慈善、演艺、传媒、金融、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收购兼并,企业重组与上市等等。
主要出版著作包括《诗是什么》《诗与美》《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特征》《诗的超越》《中国现当代诗歌艺术赏析》等。其中《诗是什么》被业界专家评价为"代表了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中、英文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参加2015年五月纽约国际图书展,并正式举办首发式。(此书以被大英图书馆等多家著名图书馆收藏)
近年来李黎与其团队推出"诗歌中国"与"诗韵中华"之创意,于2014牟10月正式创立"世界华语诗歌联盟",并于2015年秋在江南诗歌名城镇江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华语诗歌大会"(44个国家近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开幕式),在全球推进华语诗歌的回归与审美文化的传播,提出"以诗歌的复兴带动文化的复兴,以文化的复兴带动中华民族的复兴",被社会广泛关注。由他亲自作词的歌曲《爱,在同一个星球》(陈彤曲,朱佳莉廖昌咏对唱,)获2012年几十台春晚最佳演唱奖,是当年东方卫视春晚的压轴节目,广受好评;由他总创意、总策划、总撰稿、总监制的历史上首个大型原创诗歌音乐舞蹈史诗《诗韵中华》,自公演以来始终广受海内外的关注、赞誉、热评。李黎连续多年被选入《世界名人录》与《美国专业人士名人录》。
曾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插队三年,历任生产队长、知青创业队指导员等。(1975年夏中学毕业前夕在辽宁日报发表第一首长诗《朝阳初升》,并领衔在辽宁电视台朗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78级本科(当年所在地区文科第一名)丶82级研究生。
1981年本科三年级时,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著名的《朦胧诗与一代人 兼与艾青啇榷》长文,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人民日报丶诗刋丶新华文摘等均做转载)。
85年秋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任教,主授"诗歌美学"。
1986年出版第一本诗论专著《诗与美》(哲学、美学大师李泽厚亲自作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被美国杜克大学破别入取(免托福与GRE,全额奖学金),成为国际著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大师F·杰姆逊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1992年在美国参与发起创建美中基金会(US and China Foundation),创立"美中论坛",24年来致力于美中之间多领域与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文化、教育、环保、慈善、演艺、传媒、金融、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收购兼并,企业重组与上市等等。
主要出版著作包括《诗是什么》《诗与美》《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特征》《诗的超越》《中国现当代诗歌艺术赏析》等。其中《诗是什么》被业界专家评价为"代表了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中、英文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参加2015年五月纽约国际图书展,并正式举办首发式。(此书以被大英图书馆等多家著名图书馆收藏)
近年来李黎与其团队推出"诗歌中国"与"诗韵中华"之创意,于2014牟10月正式创立"世界华语诗歌联盟",并于2015年秋在江南诗歌名城镇江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华语诗歌大会"(44个国家近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开幕式),在全球推进华语诗歌的回归与审美文化的传播,提出"以诗歌的复兴带动文化的复兴,以文化的复兴带动中华民族的复兴",被社会广泛关注。由他亲自作词的歌曲《爱,在同一个星球》(陈彤曲,朱佳莉廖昌咏对唱,)获2012年几十台春晚最佳演唱奖,是当年东方卫视春晚的压轴节目,广受好评;由他总创意、总策划、总撰稿、总监制的历史上首个大型原创诗歌音乐舞蹈史诗《诗韵中华》,自公演以来始终广受海内外的关注、赞誉、热评。李黎连续多年被选入《世界名人录》与《美国专业人士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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