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查晓先生画鹰

　　自梁楷以后，中国的大写意便开始闪亮登场。过去人们常见的干净准确的线条、丰富多彩的细节，通通消失。物体的空间，质感、气质、性格被墨色的浓淡、走势所取代。画家的表现，从具体的形式，转移到情绪、冲击力。可以说，画家在意的是自我与忘我之间那个伟大的G点。《泼墨仙人图》为代表的大写意风格，在西方直到七百多年以后，法国艺术家杜尚在《下楼梯的裸女》中才有所表现。

　　近些年来，我所看过的画展，不管是花鸟，还是山水、人物，大多呈现的是物象的刻意写实，繁复堆砌，大同小异。作品的个性，或者说画家的个性几乎难以看见。我不是画家，但常常纳闷于大写意这一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何以被市场和媒体所抛弃。站在今天的角度，窃以为，大写意是唯一可以抗衡西方各种绘画流派的独孤九剑，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焦点透视的终结者。听说许多画家一辈子只画婉转峨眉的仕女，一辈子只画双手捋须的孔子，我真为他们感到羞愧和难过。

　　一幅画，只是物的再现，只是笔墨的游戏，只是技艺的炫耀，如果在农耕时代，还多少有点意思的话，对于后工业时代的今天而言，已经毫无价值。因为今天的科技，要把维纳斯的断臂接得天衣无缝，要再来一幅更加细致入微的《清明上河图》，都不是难事。艺术家们之所以不屑于去做，是因为他们懂得，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作者的个性、气质、思想、喜悦或者悲悯，再完美再天价的作品也只是垃圾。

　　大写意进入花鸟，徐渭功不可没。那个九死一生的绍兴师爷，像一面猎猎作响的大旗，几百年来，一直高高飘扬在中国书画艺术的顶峰。是他，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一举奠定了大写意的江山。他的花鸟，至而今仍无能望其项背者。

　　在宽斋，酒后，我跟查晓先生说，去年在遵义，我见过你画的兰草，气韵生动，章法严谨。今晚笔墨都是现成的，他们喝他们的酒，我们上楼去，你再舞几笔，如何?他微笑着说，舞几笔嘛，舞几笔。上楼梯的时候，他又说，刚才用你的鹰爪杯喝酒，我给你画一只鹰。

　　我的书画桌在三楼，空间不大，杂七杂八的堆了一些东西，平时仅供我用毛边纸附庸风雅。他摸了好几张纸，都很不满意。他说，下次给你带两刀好纸。纸不好，墨洇不开不说，容易失控。一想到我的假一得阁，我的假狼毫，我更加不好意思插话。在边上站着，怔怔的望他裁纸，调墨。

　　鹰是彝族的图腾之一。就我所收藏而言，具象的鹰显得呆板，抽象的鹰似乎又不生动。从杭州带回来的那张李苦禅复制品，无人的时候，我倒是时常拿出来观望。

　　我将碟子盛来半碟水放在案边，又找来一盒抽纸，刚移开碳火盆，一回头，他已在纸上大开大合，驱墨如云。几分钟不到，一只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的鹰跃然纸上。其浓淡、轻重、干湿变化万千却又浑然天成;其苍劲、超脱、力量极目八荒却又动静自如。

　　六三年出生的查晓，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很难相信他不高的个头中蕴藏着如此强大艺术张力。这只鹰仿佛不是画出来，而是被他体内的洪荒之力逼出来的，它一出现，马上和这个世界产生了不离不弃的关联。宽斋假山旁边的竹子，远处山坡的轮廓，楼下小贩的叫卖，一时间都被鹰的翅膀带动起来。仿佛竹子，山坡，小贩都是为了见证鹰的出现。站在画前，我目瞪口呆，平生第一次真正领教了鹰扬天下这四个字，平生第一次读懂了一只鹰的内心。抓起查晓先生放下的毛笔，我用抽纸小心拭擦，对这只我平时写字之后都懒得清洗的湖笔，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如果罗丹说他只是去掉石头多余的部份是真的，那么，毋唐置疑，查晓先生仅仅是用想象，便让一直潜伏在宽斋的鹰重生。

　　回到楼下和朋友们继续喝酒，但我实际上仍旧被那只鹰的自由和神韵牵引着，甚至生发成我对艺术判断的标准：一个真正的画家，不在于他的画多少钱一平尺，也不在于他有多传统，有多现代，而在于他的作品有没有艺术的自觉性，有没有普遍意义的有生于无。如果他的技巧不足以表达他的思考，或者说他的思想通过笔墨无法得到体现，那他根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画家。只有那些经得起美学检验，经得起精神层面审视的作品，才有可能将画家送上艺术的宝座，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画家画了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原因。

　　感谢查晓先生，让我无意中看到中国画新的可能和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