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阳：透过父亲的作文本

　　故乡兴隆县政协计划编纂我父亲、诗人刘章的文史资料，2020年11月25日，安排秘书长马建军等几位同志来到石家庄，搜集、拍摄、复印。我为他们翻找父亲的遗物和有关资料时，看到了一个父亲上高中时的作文本。阅读父亲高中时写下的作文，我非常惊讶，不是一般中学生作文的腔调，语言简洁干净，内容情景交融，没有一点穿鞋戴帽政治口号的毛病。虽然篇幅都不长，但成熟完整。在这个作文本里，有一首诗《我要做个普通农民》，日期落在了1957年4月19日，这就是后来刊发于《人民日报》、有些传奇色彩的那首诗了。多少年来，关于父亲的这件往事，我知道故事，没成想父亲还保留着原稿。可惜的是，与父亲天地相隔，没有机会拿着这本作文，听父亲亲自讲一讲那段过往了。

　　父亲过世后，他的书房始终保持着原样，所有物品一直没有动过。我们觉得，保持父亲生前室内的布局和物品的摆放，接续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状态，父亲也就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头一次翻看父亲的遗物，进一步感受到父亲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各种物品分门别类，整理的条理有序，保存完好。父亲的遗物引起了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特别是那本作文，激起了我对父亲高中生活的回想和追索。父亲的高中生活是在承德高中(现承德一中)度过的，时间是1956年10月至1958年2月。父亲在承德高中读书时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那里，是他文学旅途的出发地。父亲读了三个学期高中就半途退学，是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险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承德高中是父亲接受系统教育的最高学府，也曾是他的伤心之地。我常想，如果父亲不是赶上了那样一个年代，不是赶上了那样一场运动，如果父亲在承德将高中读完，并从那里走入大学，他走出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轨迹，事业成就也许更大。

　　父亲的初中学业是在兴隆县中学完成的。三年的初中生活，他表现积极活跃，幸福快乐，他自己称之为“春风般的初中三年”。他有天赋，爱读书，知识面广，活泼开朗，善良敦厚，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喜爱。他的班主任张老师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某某同学再学三年，知识也赶不上刘玺(那时我父亲名叫刘玺)。他在学习的同时，还是老师的小助手。学校里有什么活动，需要为黑板报写稿子等事，班主任都交给他。学生的复习资料也大都是他刻印。父亲说，他的近视眼，就是在煤油灯下给同学刻手章、给老师刻复习资料造成的。1956年夏，临近初中毕业，社会上的肃反运动还在持续，由于他的班主任张老师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是被清查对象，因此，影响了抓工作的心情，把毕业前的事情都交给了几个班干部，学生的毕业鉴定都是父亲起草的，张老师稍作修改，再由他工整誊抄。父亲回忆，班上一名叫朱慕贞的女同学，平时喜欢打扮，他由于“左”，竟然在鉴定书中写上了“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评语。张老师心不在焉，也没有删去，朱同学看到后大哭一场。为此他非常懊悔，深感愧疚，后来曾撰文向朱同学道歉。

　　父亲曾多次与我们说过，他由于性子急，马虎，再加上有些偏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尽管也不错，但从来不是最拔尖的。但是在老师和校领导的眼里，他始终是好学生。那时，县里没有高中，承德高中是承德地区的最高学府。政策规定，县中学可以保送少量优等生入承德高中。父亲初中毕业时，县中学校长黄鹏宵和教导主任李权午力主保送了父亲。父亲曾谦虚地说，若不保送，他不敢说准能考上，伯乐之恩，三生难报。我觉得，老师慧眼视才，大胆荐举，也是难得。

　　父亲是1956年9月29日启程到承德高中报到的。那年，我们乡里升入承德高中的仅父亲一人。从故乡的小山村到承德市，步行要走两天，需翻越几座大山。途中，他住在了寿王坟铜矿的堂姑家里。父亲的童年时代，夜晚用的是松明照亮，解放后才用上煤油灯。他在兴隆中学读书，用的也只是玻璃罩子灯。而寿王坟铜矿，当时已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工程，虽然这时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但是已从唐山架设过来供电线路，矿上用上了电灯。当天晚上，姑父吴占春领他登山看夜景，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景色，让他激动异常，很快写出了一首诗作-—《矿山之夜》。到了学校，他把诗稿交给了《承德群众报》文艺部的刘光波老师，很快就发表出来。父亲从兴隆中学开始接触文学并试笔创作，投过稿，始终没有被采用。《矿山之夜》应该算作他的处女作，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这年冬天，他又在《承德群众报》发表了《姑娘回到故乡》等多首作品。虽然他觉得那些作品都不够成熟，后来编辑出版作品集时并没有收录，但必定给了他肯定和鼓舞，给了他向大报大刊攀登的勇气，那是他第二年登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的一个个坚实台阶。

　　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连续报道了知识青年吕根宝、吕宜泽等人还乡务农的通讯，还配发了社论，号召知识青年把文化献给家乡，建设新农村。父亲想，对党团组织的号召，应该有回应。于是，在4月19日的作文课上，他问胡鸿荫老师，可不可以自由命题，胡老师说要觉得有话说，可以。于是，他挥笔写下了《我要做个普通农民》。诗中用第一人称写法，首先自我批判了轻视农民的错误思想，后半部分抒发了扎根家乡做个普通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决心。交作文之前，他誊抄了一份寄给了《人民日报》。5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发表了。胡鸿荫老师先看到了报纸，兴冲冲跑进教室，向父亲报喜道：“刘玺同学，你知道吗?《人民日报》把你的诗发表了”。父亲嘚瑟地问：“老师，给我的作文判分了吗?”胡老师说：“那还用判，那还用判。”在我见到的父亲的作文本上，其他作文老师都给评判了成绩，全是五分，还有相当有见地的评语。只有《我要做个普通农民》一篇没有打分，也没有评语。

　　父亲初入高中时，是有些失落的。在小学时他是学生干部，在初中时是团支部委员，总是学校的名人，老师眼里的红人。到了高中，学生生源更整齐了，他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入学后他连个团小组长也没有混上，觉得自己失宠了。开始，老师指定他当宿舍长，他觉得如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受到了羞辱，没干。《人民日报》发表了诗作，他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他自己后来反思：“为此产生了骄傲情绪，开始翘尾巴了。”学校看出了他的问题，于是团委书记找他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你的诗，这是党培养的结果。你要谦虚谨慎。”父亲年老反思，这话并不错。要不是党领导人民军队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他这样一位出生在“无人区”，六岁不知酱味的穷孩子，怎么能有机会上高中。父亲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没有上过学。可惜当时他没有买账，心想，我发表了诗，还要记在你团委书记的功劳簿上?端阳节那天，父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自题写到：“学习屈原，为国高吟。——一九五七年端阳，十八岁于承德”。

　　奶奶在四十岁才生下我父亲，对这个老儿子格外娇宠，从小到大，没有骂过他一句，没有打过一掌。伯伯和姑姑们对他也都非常疼爱。父亲童年生活尽管苦寒，但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从小就不怯生，敢说话。他六岁那年四月的一天，为了躲避敌人抓捕，我奶奶和大奶奶两家人，逃到了高山之上。不料因有汉奸告密领路，他们两家共十四口人，还是一同落入了敌人的魔掌。面对敌人的枪口，在生命难保的情况下，他勇敢地站出来向敌人求情：“先生，放了我们吧，我们还是孩子呀---。”两个兵将枪放下，一个对另一个说：“这孩子，真敢说。”另一个说：“也干净，不像有些孩子，从不洗脸。”敌人果然没有对他们下死手，把他们赶下山关进了人圈。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从人圈里逃出，保住了性命。我的大奶奶也就是父亲的大娘曾多次说：老侄子聪明，敢说话，救了我们十四口人。小学和初中，老师慈祥，同学友善，大家以诚相见，亲密无间，很少钩心斗角，没有虚情假意，他总是有啥说啥，直来直去，率性而为。可是到了1957年，父亲依然这样就不行了。报纸上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是大毒草，父亲为之不平，在同学中公开说那不是毒草。有一个星期六，一名女同学邀他同去看枪毙犯人，父亲拒绝了，还跟人家说，一生一世，老早结束生命，对那个人来说，毕竟是悲剧。这样的言论，本是个人见解，怎想到有人别有用心，暗记在心，成了后来批判他的条条罪状。

　　由于天真，不谙世事，尽管社会反右的狂风暴雨已经来势汹汹，应该谨言慎行才是，但父亲却像一块政治绝缘体一样，全然不知，没有感觉，依然我行我素。再加上受武侠小说的影响，还常常出点风头，给学校提尖锐意见，或搞点小事端。有一次选举出席某级别会议的学生代表，班主任指定候选人，他串联同学推翻重选，最后选了班里的团支部委员、诗人何理。还有一次，全年级的化学考试，同学们大都没有及格，他跑到行署教育局“告状”，导致此次考试成绩被废弃。当时他们在校外住宿，宿舍冷，班里张学诗同学写了《宿舍小调》，发泄不满情绪，惹怒校方，组织批判。父亲写了假批判真包庇的《道是无因却有因》。父亲老年回忆，当时的他，真是有点孙悟空闹天宫的劲头。

　　现在有一句话，青春是用来挥霍的。1957年，十八岁的父亲确实有一股挥霍青春的劲头，这也就使他的浪漫时光与同龄人相比，消费的快了一些。

　　1958年的年初，放寒假前，学校在同学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有几个同学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了学籍。这些同学的遭遇，让父亲终于看到了政治环境的紧张。但是当他刚刚有所警觉，不想在学校党团组织没人同他谈话，在没有任何人通气打招呼的情况下，团支部就突然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对父亲进行辩论批判。一些平时思想并不进步的同学，这时成了批判父亲的积极分子，成了英雄。批判父亲的罪名是不认可流沙河的《草木篇》是大毒草;不看枪毙人，同情死刑犯等。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有人追问他：为什么“右派”老师施永龄等对你好，可见你们骨子里都是反党的，臭味相投。有的人甚至怒吼：“划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父亲已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吓得脊梁骨冰凉。批判会是疾风暴雨式的，不容父亲分辩，不容他讲话。

　　后来得知，批判父亲的会议，是他的班主任杨老师鼓动召开的。不知杨老师当时是真的想帮教父亲，还是想自己表现。如果想帮教父亲，理应直接找父亲谈谈，他们可是师生关系呀，他面对的可是只有十八岁的中学生呀。

　　当时，年轻的党支部委员甄树春老师为父亲说了一些公道话。他说：“刘玺同学本质是好的，是耍个人英雄主义。”他也婉转批评父亲道：“我担心，由于你的骄傲自满，影响了你的天赋的发挥。”父亲是个勇于自省，敢于认错的人，他始终认为甄老师批评的特别对。甄老师的话，他感受到了温暖，使他警钟长鸣，受用一生。说他反党，他觉得实在冤枉，从不认账。

　　1958年1月25日，腊月初六，大寒时节，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自己独自到避暑山庄的山顶上去阅读，并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写在了一块山石上。父亲在自传《一生一首诗》中，对这一段经历有记述。回忆中，父亲认为买书、背诗似乎是在他被批斗之前，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从他当时的心境和他周围的环境不难看出，那是在他被批斗之后。他当时的心境是“郁暗”的。另外，他买书的日子已经是腊月初六，也是进入大寒的第六天，此时的承德，正是冰天雪地，如果不是内心憋屈、孤独，怎会在这样的日子到山顶上去读书，还在石头上写诗励志。按照惯例，腊月初六，北方的学校已经临近放寒假了。学校真的会在父亲即将启程回家之时，抢抓时间用一场批斗会为他送别吗?我能体会得到，那个冬天，对于父亲来说有多冷。

　　放假后，父亲是提心吊胆回到家里的，因为他怕在学校挨批判的事情传到家乡。革命老区的孩子，老党员的后代，因为不谙世事，差点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让父老乡亲知道，多丢人啊。到那时，乡亲们又怎能知道他在学校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自己怎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好在，全乡只有他一个高中生，那时消息又不灵通，没有人知道。

　　那个春节父亲过的注定是郁闷的。能不能继续上学成了问题。他多么希望继续上学呀，因为他是那么喜欢读书，喜欢校园。父亲出生在战乱年代，儿时过的是东躲西藏，死里逃生的日子。七八岁之前，他没有见过书是什么样子。日本鬼子投降后，日子相对安定下来，1948年村里建成了小学，父亲才有机会上学读书，那年他九岁。与父亲一起上学的同班生，有的已经二十多岁。他们兄姊七人，只有他有条件上学了，所以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很用功。

　　父亲生在1938年腊月，属虎。奶奶说，她生老儿子之夜，梦见从家屋后山梁下来一只猛虎，于是总觉得这是什么征兆，常念叨他是黑虎星，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要好好念书。奶奶拿定主意要供父亲读书成才。分家时，奶奶把土改时分到的最好的二亩地(湾道沟)给了父亲，她跟伯伯们说，谁也别争，这块地是留给我老儿子读书用的，没人争执反对。我的爷爷刘文魁，上过一冬夜校，因为聪慧，竟使他比本村有钱人家子弟读四五年书学问还深，成了村子里的文化担当，乡亲们呼他“大先生”。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穷人，又需要文化，1938年，他成了八路军的办事员。1942年，党建立基层组织，他成为了村里第一名党员，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化名刘国开展工作。爷爷在1948年曾脱产，父亲一直保存着爷爷当年的油印工作证，为冀东区八区公所公务人员。爷爷应该比一般的村民更懂得掌握文化的重要。九岁之前，父亲没有名字，人们都呼他乳名小老。1948年冬天入学前，爷爷为他取名刘玺，把他送进了学堂。父亲升入初中，也是爷爷送他入校。辗转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已经开学十日，家里还没有做任何准备。爷爷没有任何迟疑就领着他上路了。半路在柳河的亲戚家，爷爷为父亲借了一床被褥，解决了父亲住宿的铺盖。供父亲读初中高中的费用，也大都是爷爷做泥水匠和乡村货郎挣得的。爷爷和奶奶是半路夫妻，父亲不是爷爷亲生，但他始终视父亲为己出，使父亲享受到了父爱的滋味。

　　家乡离县城一百六十华里，父亲读初中时，奶奶曾骑毛驴，晓行夜宿，往返五六天时间到学校去看他。这是奶奶一生中最远的出行。那时乡村没有电话，也没有投递员，每年估摸着该到父亲放寒暑假的日子了，奶奶就到离家一里地的北台子地沿路口张望，迎接父亲归来。为此父亲曾作诗一首《雕像》：“常忆读书在外，放假归乡/总见母亲在高坡眺望/目光凝视，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这情景永远鲜明/而母亲沉睡荒壤/回首家乡每一座山峰/都似母亲望我的模样。”父亲是奶奶的心尖子，对父亲给予了厚望。

　　春节过后，假期结束了，父亲没有按时返校。这时他的心里是非常矛盾的，常常自己与自己打架。返校不返校，犹豫不决。虽然父亲没有按时返校，但是没有收到一封学校老师或团组织劝他返校的信函。母亲说，她与父亲结婚后，曾多次听父亲说过，那一阵子他天天盼着收到学校劝他返校复学的信，如果收到了，返校复学不是没有可能。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不让他返校复学，也许就是学校研究之后的一个态度和决定。

　　父亲入承德高中读书时，三大伯夫妇与爷爷奶奶搭伙过日子。1957年底，三大伯分家另过，搬到了二十里之外的安子岭村。春节过后，奶奶的肝病复发了。家中有一些寿材，爷爷想把板材卖掉，筹钱为奶奶买药治病，奶奶不同意，认为那是三大伯治下的，爷爷无权处置。半路夫妻本来粘合度差，易裂，奶奶曲解了爷爷的好意，还出口伤人骂了爷爷。爷爷一气之下，也犯了男人最不该犯的错误，动手打了奶奶两巴掌。这下两人结了死仇，奶奶把爷爷赶出了家门。奶奶身边只剩下父亲一人陪伴了，这时他想返校也拔不开腿了。万般无奈，父亲写了退学申请，学校很快给他寄来了高中肄业证书:“河北承德高级中学肄业证书/(57-58)肄证字第11号/学生刘玺现年十九岁，原籍河北省兴隆县人。曾于本校高中贰年级第壹学期肄业。一九五八年退学。/此证/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高中肄业，成了父亲一生的最高文凭。后来父亲回想，寒假结束后他迟迟没有返校，奶奶可能看出了问题，虽然始终没问，但对他的希望破灭，加重了病情。我想还有另一种可能，奶奶知道自己病的很重，实在舍不得父亲离开，所以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也就随了她最后的心愿，在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巧妙地把父亲留在了自己身边。

　　奶奶病的越来越重，不能做饭，父亲也不善炊事，他只好把刚生下表兄一个月的二姑接回了家。二姑做饭，父亲与乡亲们一起出工劳动。每隔三天，他到乡里为奶奶买一次药，回来后为奶奶煎服。1958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奶奶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九岁。父亲和二姑，始终侍奉在她的身边。特别是二姑，离家舍业整整侍奉了奶奶八个多月。二姑夫曾两次到家想接二姑回去，看到眼前状况，吧嗒吧嗒嘴把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父亲一岁多时，其生父客死黑龙江瑷珲。他不满二十岁，又失去了母亲。

　　虽然离开了校园，但父亲始终没有中断学习。虽然农活非常繁重，虽然侍奉重病的奶奶心情焦虑，但他常常坚持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寒假回家时，他带回了《普希金文集》和《裴多菲诗选》，这时成了他的精神伴侣。他还托人从承德给他邮寄《诗刊》，还订阅《人民日报》。没有钱，他就一次订阅一个月的。结合报刊发出的文艺导向和表现形式，在田间地头，在为奶奶买药的路上，父亲构思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火热生活的作品，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这些作品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特别是1958年10月《诗刊》一次刊发组诗二十首，使他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1958年《诗选》以“党是春雨社是花”为题选编了他的五首作品。1959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燕山歌》。有人说，他在诗坛一出现就直接进入了盛花期。只是，他怕用本名刘玺发表作品，被学校里的人看到后给报刊写信，告他是“准右派”，导致报刊封杀他，从1958年起，他投稿改名“刘章”，后来，他的原名却少有人知道了。

　　年轻的时候，父亲对承德高中对他开展批判活动，导致他被迫中途退学是有怨恨的。1958年5月13日，父亲剪裁一块红布，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宁愿天下人负我/而勿使我负天下人。/五八年五月十三日/刘玺题”。这块红布，连同父亲的初中毕业证、高中肄业证，《燕山歌》的出版合同，以及爷爷的工作证和热河省政府奖励爷爷革命有功的函件等，作为家庭文物，父亲生前交给了我保管。这次家乡县政协的同志来寻资料，我提供给了他们。年老之后，父亲的认识产生了变化，把那块写有誓言的红布托在一张纸上，又在红布下方加写了几句话：“1958年4月愤而退学，思白脸君子，想人生之路，题此誓言。今日偶然见到，感慨万千。做人也难，办事亦有负人之时，徒言何勿使我负天下人?他日当就此而作文。1988年8月10日记”。是啊，人生如萍如寄，风吹浪打，怎能时时都能把控。

　　1958年，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被迫退学，中断学业;慈母病重，终而辞世;在国家大刊物发表作品，产生影响。这一年，生活的面孔对父亲时冷时热，让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尝到了过多的酸甜苦辣。他的心情可谓过山车一样跌宕反转，悲欣交集。这一年，他经历的太多，承受的太多，也收获了很多。

　　承德高级中学后来更名为承德一中。1993年建校九十周年时，曾邀请父亲回校参加纪念活动。那时父亲心里还没有释然，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消化，他拒绝了，回信称“贵校”没有叫母校。到了2003年，父亲的心情完全平复了。当学校举办庆祝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再次向他发出了邀请，他愉快接受了。学校也把他视为贵宾，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回校期间，他宴请教过他的老师吃了一顿饭，遗憾的是，上学时对他很好的施永龄老师，已于一个月前去世了。他惦念了半辈子，曾想方设法打听施老师的下落，后来知道施老师后半生相当艰难，本想见面时与老师叙叙旧，安慰安慰，临了却只差一个月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一生尊师敬师，秉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他与小学教过他的司兰章老师、王玉老师，中学教过他的张君涛老师、李权午老师、刘殿忱老师等，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有时在年节还送上一份敬礼，并为多位老师著文，叙写师生情。但是因为内心的创伤，他长时间断了与承德高中老师的联系，从承德高中退学后，几十年没有踏进过该校的大门。再次回到母校，已经四十五年过去。

　　尽管心情复杂，承德高中始终在父亲的头脑中占据着一块位置，他始终忘不了承德读书时的青葱岁月。1958年腊月在承德山上读《普希金文集》时，他捡了几个红叶夹在书里。当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将要与承德作别，留作纪念。一生中，父亲无数次从书中拿出红叶翻看。其实他看的不是那红叶，那红叶是他打开那段往事的按钮。1982年4月，他写过一篇散文《红叶相思》：“我曾经在承德读一年半书。十七十八，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像春天的小苗，吸收着每一滴知识的雨露;像出巢的小燕子，自由奋飞，柔情似霏霏雨雾，希望像七色彩虹。春月夜，我曾经和同学们到南菜园的大坝上，或悄悄而行，听武烈河里蛙声一片;或放声谈笑，论古说今。那溶溶月色，那袅袅柳丝，至今还留在记忆的屏幕上。秋天，我曾经独登南山，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1985年夏，我技校毕业即将工作前，曾到承德、北京游览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去承德。回家后向父亲讲述旅游经历，当说到避暑山庄南山积雪亭时，引起了父亲的话题，对我讲了不少他在承德的求学生活。他当时的情态我永远忘不了。1998年，父亲又在回忆录《一生一首诗》中有写到：“在《普希金文集》里，还夹着承德南山的红叶，四十年，与诗在一起，没有化作尘土。红叶四十年如故，我已垂垂老矣。”

　　父亲对承德的情感难以割舍。

　　人们把自己求学读书的地方都尊为母校，表达了无限的深情和爱戴。从学校的角度说，既然为母，也一定应该有母亲的襟怀，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视为自己的亲子，传承的是自己的血脉。我觉得特别是中小学校，更应该懂得宽容、爱护，因为投奔其怀抱的，都是幼子。对待自己的幼子，可轻打重骂，但不能羞辱他，冤枉他，伤害他。一个园丁，学问是否深厚，知识是否渊博，固然重要，但是否有爱心和师德，更为关键。教书育人不能偏重一方。尽管我的父亲在学校过早地经历了狂风暴雨，庆幸的是，没有被摧折。在后来的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向上进取的心劲，保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无论是回乡担任大队干部，还是进城做文学杂志编辑、主编，都敢于挣脱局限，突破壁垒，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勤奋实践，勇于创新，不断突破自己，收获了几百万言的著述，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回顾父亲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活，我常怀想，不知父亲那几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了学籍的同学，后来过的怎么样呢?都还好吗?

　　写于2021年1月石家庄封城的日子。

　　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