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诗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中诗头条

蒋登科  蒋雨珊|寻找诗性的挪亚方舟——吉狄马加长诗《裂开的星球》的一种解读

2022-02-26 作者:蒋登科  蒋雨珊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长诗《裂开的星球》,是诗人以星球之民的身份,向人类献出的现实主义的痛心陈词和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誓歌。
 
  2014年,吉狄马加在长诗《我,雪豹……》的末尾写道:“但是我相信,那最后的审判/绝不会遥遥无期……!”2020年的春天,这种深沉的指控变为“这是救赎自己的时候了,不能再有差错,因为失误将意味着最后的毁灭”的疾呼。诗人当然不是预言家,却以虔诚的使命意识孤独行走,用审视的目光穿透表层现实的雾瘴直抵人心。吉狄马加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4期的长诗《裂开的星球》,是诗人以星球之民的身份,向人类献出的现实主义的痛心陈词和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誓歌。
 
非典型“抗疫诗”
 
  新冠疫情笼罩下,诗歌因体量轻巧、便于抒情成为人们在灾难中压抑已久的情感的出口,一时涌现出许多“抗疫诗”。这些作品旧体、新体兼备,但大多逃不出致敬医护人员、歌咏人民坚强意志、赞美人民相互扶持、鼓舞未来生活信心的模式,大多属于应景之作。虽然也有诗歌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但短制的篇幅和写作意图的调和使结果难如人意,同质化的生产也难免令人在艺术上感觉疲乏。在“后疫情时代”,《裂开的星球》一诗的出现无疑为诗坛吹来一阵劲风。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长诗是不太讨巧的创作方式,500行的长诗负载的信息量巨大而庞杂,何况诗中还嵌入彝族和西方的神话典故以及各类政治隐喻。在象征意味十足的序章之后,读者才被揭晓这是一首有关疫情的诗,但它又显然不能简单归于“抗疫诗”的范畴,或是单纯当作政治抒情诗来审视。吉狄马加敏锐捕捉疫情下的各种生存、文明冲突,并没有花费大量的篇幅纠缠于疫情本身,诗人看到的是这个星球隐现的裂痕,关注疫情牵动的人类命运。
  这也是《裂开的星球》一诗区别于其他抗疫诗作的重要特质,即“大诗”的体量和气魄。罗振亚曾为吉狄马加的“大诗”作出妥帖的定义,“是说其相对而言多执着于生存、自由、尊严、生态、命运、死亡等‘大词’追问,主旨宏阔严肃,架构气势恢宏,用语沉稳庄重,境界雄浑,情绪充沛,一切都暗合着世界范围内史诗的规范和要求,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史诗’”1。因此,《裂开的星球》中疫情并不是诗的主体,而只是作为一个导火线、触发剂,诗人的目的是将读者目光引向更深层的思索——“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死亡的另一种隐喻”“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
  瘟疫肆虐的星球,诗人敏锐地观察到这里充斥的各种政治谎言、价值崩落、文明对峙,危机四伏的荒野上东西方再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而“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那么,如何才能造出一艘21世纪的挪亚方舟呢?“裂开”的前提是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诗的核心之一,吉狄马加以诗歌缔结全人类的宣战书,唤醒人们尊重生态。“哦,人类!”这是诗中最常出现的感叹与呼吁,吉狄马加以诗人的名义呼唤:“在此时,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过这道最黑暗的峡谷。”立意的高远和视野的开阔,尤其作品中展现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地球共有文明的守护,使得这首长诗形成了一种丰富而厚重的交响,诗歌关注现实的方式由此获得拓展。
 
生命意识驱动的使命感
 
  诗人注视已经裂开的星球,当然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出于激发人类自救意识的目的,凸显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这样的理念在开篇已体现在抽象政治释义下的“自由”和“保护每一个生命”的抉择中。早前的访谈中吉狄马加就明确表示,面对人类的危机时刻,“诗人不能缺席,更不能逃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的诗人和我们的诗歌,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见证这个时代,必须站在人类道德和良心的高地,去审视和书写当下的人类生活,我相信诗歌的存在和我们的诗歌,必将是人类通向明天的最合理、最人道的理由”2。2018年,与温茨洛瓦的对谈中,吉狄马加再次提出“我们所写的作品,除了个体存在的内容之外,诗人是否还有一种责任,在诗人的主体性之外,诗歌作品也能反映出人类的普遍价值”3 的思考。从《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有人问》《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再到长诗《我,雪豹……》《裂开的星球》,沉甸甸的作品证实了诗人“义无反顾”的使命意识并不是空口漫谈,而是一以贯之的执着信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既对个体的人充满人道主义关怀——“最卑微的生命任何时候都高于空洞的说教”,也对人类以集体的名义所体现出来的“罪行”供认不讳。星球之上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生命,诗中更大篇幅展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南极冰川融化、极地雪线上移、海豚集体自杀……控诉人类对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的挤压、剥夺,而“凡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杀戮就还没有开始”。相比《我,雪豹……》中以雪豹为第一抒情主体的生态批评,《裂开的星球》因立足于新冠疫情暴发的现状而体现出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并且具有恶果回溯的意味,震撼与警醒效力也就更加强烈。
  诗人试图调动人类历史上相似的惨痛记忆,大瘟疫曾经改写古代雅典帝国历史,在中世纪消灭过超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还在殖民时期杀死过千百万印第安土著,“其实每一次灾难都告诉过我们/任何物种的存在都应充满敬畏/对最弱小的生物的侵扰和破坏/都会付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在历史与现实的往返映照间立下一面谨防覆辙重蹈的警示牌。
  谁是这个星球的主人?长诗一开头就进行了追问:“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诗人将这个疑问——或者说是选择——抛向每个阅读者。我们是这个星球的被创造者,也刷新着这里的创造。回溯青铜时代、蒸汽时代,科技文明迸发着“数字的光”,让人类一直以来享受着生物链顶端的霸主优越感。诗人企图用犀利的诗笔击碎幻梦,告诉习惯主宰的人类“你绝不是真正的超人”。于是长诗更像是面对整个星球居民的演说,我们生活的此处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将要面对什么,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去做什么。诗人将塞萨尔·巴列霍引为自己“精神上真正的兄弟”,可见以写“人类的诗篇”为己任,有着先驱者的胆识与壮怀,是优秀诗人不可或缺的人性根基和生命意识,正是这样的使命感驱动着他去仰视宇宙之大观,俯首星球之创口。
 
三位一体的抒情
 
  《裂开的星球》无疑是一首目的感强烈的作品。不单是因为诗中常出现感叹句、呼吁口吻,更重要的是诗人没有隐匿自身,而是直接站出来,有强烈的“我”的生命感悟、文化思考与价值选择,“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生命,/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谓自由的含义”“我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基于尊重全部的人权……我会终其一生去捍卫真正的人权”“不能选择封闭”“不能选择对抗”;“我”还通过自己的生命观、价值观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我们弥合分歧,但不是把风马牛都整齐划一”,让世界充满平等、充满个性的自我等。从全诗的结构看,“我”抛出疑问又自我回答,“我”执笔痛斥又振臂呼喊,呈现出一个喷薄的自我,也形成了长诗在情感逻辑、思维逻辑和文本结构上的整一性特征。
  吉狄马加多次表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与虔诚,他称彝族文明为自己的精神疆域,并把它视为自己诗歌独特风格与内在特质的根本,“在这个许多人认为无法再写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的时代,我依然承接了光荣的抒情诗的传统,这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而是我的民族古老的文化选择了我”4,这种“被选择”的宿命论实际上透露出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吉狄马加心中不可颠覆的崇高信仰。诗人以全人类的名义向病毒和分裂宣战,他要缝合这个“已经裂开的星球”,借的是彝族创世神话女神普嫫列依手中缝制头盖的针与线。回到自己的诗歌深虬的根系汲取力量和底气,吉狄马加落笔宏放,由个体指向全人类,再由本民族指向世界所有族裔,他将毕阿什拉则的火塘视为世界的中心,放声“让我再回到你记忆中遗失的故乡,以那些最古老的植物的名义”。常出没于诗中的那只充满象征的“老虎”也源自彝族典籍《查姆》,在这部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我们的星球永恒的转动,依赖于四个方位不停走动的四只老虎,老虎也是彝族极为重要的图腾崇拜,此外还有彝族神话史诗的创世英雄支呷阿鲁、文字传承者毕摩等。诗人以民族的古老文明为圆心,试图撬动一种共同情感。
  虽然彝族文明是哺育吉狄马加创作的乳汁,但长诗中诗人并未固守于自身民族的一隅,秉持了“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5 的一贯面目。诗中不断出现的彝族神明的名字,与5G信号塔、英国脱欧、维基解密、智能工程等现代名词仿佛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突兀又妥帖地在诗意空间中流转,但它们勾连古今,折射未来,在不断变化之中找到了一些恒定不变的元素,宛如诗人所指向的分裂又一体的星球。
  《裂开的星球》所涉及的文明元素虽繁多,但不难看出诗人信奉一种切近起源的文明的力量,除了彝族创世史诗,还提到盘古开天地和女娲的泥人、印度教的创造之神大梵天、南美古印加人的“大地制作者”帕查卡马克、“幼发拉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黄河”这些孕育人类智慧文明的源流。在诗中,吉狄马加随手摘取地球上各族文化的成果,叶赛宁、茨威格、奥威尔《1984》、第五纵队等频繁出现的那些凝结着异国文明的名词,对普通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阻拒,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自我意志抒情下诗的“藏”与“露”。除了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名字,塞万提斯的子孙、叙利亚的孩子、玻利维亚的牧羊人,这样的群像脸孔在诗行中一闪而过,更不用说那些轰动国际的热点事件。一首诗的体量要容纳世界的丰富性,也就难免面临意象拥堵的危险,这也许是诗人为完成星球之歌所必须做出的“舍”“得”之选。
  在《十月》杂志《致读者》短文中,吉狄马加自述创作目的,同时也是为这首星球之歌作了简明易懂的序曲:“这场疫情所带来的国家间的关系、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同族群的关系、不同价值体系的关系、不同经济体的关系,实际上都已经被深刻的重塑……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与发展,我们要用诗歌去打破任何形式的壁垒和隔离,要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人道的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结合《裂开的星球》一诗,不难发现诗人想要表达的内蕴是宏大而深刻的,在诗歌中需要一种富有弹性的方式来容纳这种深厚,于是诗人选择用个体的喉咙,依靠民族的力量,向着世界发出声音,去唤醒这个危机中的星球,以三位一体的抒情串联起诗歌的脉络。
 
锐意构形的变奏实验
 
  或许是为呈现一气呵成的畅快,或许是为控诉分裂的主题服务,作为一首500行的长诗,《裂开的星球》没有采用任何分节标题或是序号。但诗歌的层次依旧分明,这主要是通过内容与情绪环环相扣的递进,和几段加粗的关键诗行的设计达成的。在长诗的体式、结构的设计上,吉狄马加进行了一次语言形式与情绪载入的变奏实验。
  全诗可分为四段乐章来解读。由“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的疑问开启序章,紧接着,那只来自《查姆》的“老虎”和20年前“从城市耸立的/黑色烟囱上坠地而亡”的鸟,为整首诗的开篇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晦涩意味。当“哦!古老的冤家”现身时,读者才顿悟,原来朦胧的象征序帘后,内核是人们当下最为关注的疫情话题。同时,这也是诗中第一个感叹式诗句出现,诗人的情绪开始由序章的沉思进入波澜状态。在这第二乐章,定义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之后,诗人随即指出出路——“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过这道最黑暗的峡谷”。“毕阿什拉则的火塘,世界的中心!”诗人以古老文明作为力量支撑点,仿佛一位站上高台的祭司,此三小节成为情绪逐渐升至顶峰的过渡或是借力点。
  直到“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的宣告发出,诗歌进入情绪爆发的顶点,至此拉开最为激越的第三章主旋律的序幕。33节同样以“在这里”开头的排比揭开飞速前进的文明之下的各种冲突,来揭示各种裂痕的存在:在这里货币和网络几乎无处不达将人类缠绕在一起,土著妇女们已穿行于互联网,却仍裹着头巾微笑;全景敞视的社会里人人都在裸奔;有人继续打开“门”也有人想将“门”关上……诗人反复强调“在这里”和“这是……的时候”,即是强调这些事情都与我们每个个体紧密相连,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于是发出一份宣战书,签署上全人类的名字。
  “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再一次出现,诗人就以彝族女神的名义借来缝合之力,许下美好的期望,进入向往未来的氛围。
  最后,全诗又回到起点处的疑问和那只永不停歇的老虎,形成一个圆满的结构,情绪又落回沉淀的空间。当然,《裂开的星球》几乎都使用了长句,面临着散文化对诗味的挑战,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需要憋着一口气才能读完每个诗行的写法,将心灵回应与生理感受糅合在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经历沉重思索——激烈呼吁——抒缓畅想——回归沉思的四重变奏,文本在情绪展开的方式上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建构,在一定程度消解了长诗可能的烦闷与枯燥危机。
 
  《裂开的星球》的副标题为“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足以见出诗人的“野心”。写长诗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成大诗,诗的体量、形式、内蕴、格局等多重向度考验着一位诗人。这首诗本身也呈现了一种“裂开的气质”:沉重与激昂、斥责与悲悯、理性与神秘、科技文明与部族文明,自诩的“超人”与微生物的战役等对冲无处不在。瀑布般涌来的意象,大段同体式的句子排列成节,一种澎湃的诗意吻合向一切生命献诗的气魄。细读之下,感觉它具有艾略特的《荒原》的风度:大量用典,大幅跳跃,将人类命运牵连在一起……这样的诗是很难解读的,它需要读者具有大量的知识和艺术储备,需要读者对人类及其命运具有深刻的关切,更需要读者对诗歌艺术的创新具有开放的关注和接受。我们不敢说,吉狄马加在这首诗中完全做到了,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是真诚的,他对长诗艺术的尝试是用心的、严肃的。这样的诗人值得我们关注和尊敬。当然,一首诗歌的力量难以填补星球的裂痕,也无法阻挡末日的洪水,但诗人用文字为人类寻一艘方舟的使命意识本身,便赋予了这个星球诗意。
2020年8月7日于重庆之北

 注释:
1  罗振亚:《方向与高度——论吉狄马加的诗歌》,载《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第168页。
 2  吉狄马加、王雪瑛:《个体的呼唤、民族的声音与人类的意义——关于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对话》,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46页。
3  吉狄马加、托马斯·温茨洛瓦、刘文飞:《用语言进行创新仍是诗人的责任和使命——吉狄马加与温茨洛瓦对谈录》,载《世界文学》2019年第2期,第299页。
4  吉狄马加、王雪瑛:《个体的呼唤、民族的声音与人类的意义——关于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对话》,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44页。
5  西渡:《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23页。
 
〈作者简介〉
  蒋登科,四川巴中恩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长期从事期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系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出版新诗研究著作近20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多次获得重庆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重庆文学奖、重庆艺术奖等奖项。
  蒋雨珊,重庆大足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