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的无限可能性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友人陶喻之（上海市博物馆研究员）的引荐下，赴湖南耒阳市参加罗含全国学术研讨会，由此结识了衡阳甘建华先生。罗含是与大诗人陶渊明齐名的东晋才子，所撰《更生论》为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所著《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理志的早期代表作，也是古代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甘建华得地利、人和之便，在此十来年前最先研究乡贤罗含，并发表了两篇相关专论。他在会上宣读了《东晋罗含<湘中记>中的衡岳湘水》，追溯了屈贾以来湖南本土文学的发轫，以及“衡岳湘水”这个文学地理学名词的由来，自言“家在衡岳湘水间”。当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之后不久打出“地理诗”的招牌。
　　会后组织大家游览蔡伦竹海，据说这儿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有关，也是我国现今最大的连片竹海，面积达16万亩之多，素有“亚洲大竹海”之称。我们在甘建华及其耒阳好友的陪同下，“轻舟赏竹翠，曲径闻竹香，凭窗听竹语，登高观竹浪”，欣赏了这块土地独特的人文地理，陶醉在天然大氧吧的清新空气之中。我发现甘建华认识的人可真多，人蛮谦和，反应灵敏，办事能力超强。许多外地学者乐于与他探讨问题，论及炎帝、张良、蔡伦、罗含、杜甫、徐霞客与耒阳的历史渊源，而他都能从容作答侃侃而谈，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近期夏日炎暑，披阅《甘建事地理诗选》书稿，竟有丝丝清凉微风拂面而来。至此我才知道，甘建华早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多年以后又成了母校的地理学客座教授，这在全国作家中都是比较罕见的，怪不得他说“钟情于地理诗的写作乃我本事”。他原本生长于衡阳南乡名镇茅洞桥，后来随父亲到了青藏高原，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读书、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副刊编辑、青年作家。1983年春天，他与十几名同好成立湟水河诗社，创办并主编同名诗刊，成了高原校园的开风气者。毕业前夕，主编印行《这里也是一片沃土》，为青海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文学作品集。听他笑谈着这些陈年往事，我问他是否与当时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大学生诗人有否联系，他立刻给我报出了许德民、邵璞、宋琳、王寅等人的名字。
　　因为我长期从事诗歌方面的研究，出版过多种古代诗词和现代诗专著，所以，甘建华希望我也能为其诗选发表意见。我看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已谈了不少，就单从“地理诗”的名目讲几句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诗坛已出现过不少新的诗歌题材和门类，如早期的朦胧诗、乡土诗、城市诗、石油诗、地质诗，乃至近些年的环境诗、生态诗、海洋诗、采风诗、红色诗，等等。如今，甘建华又推出了一本地理诗选集，提出了“地理诗”的名目。而上述这些名目，在中国传统的古代诗词中都是没有的，这不能不引发我的兴趣和思考。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是以两大系统和脉络进行的。一个是形式，即从《诗经》的以四言为主，变而为骚体，随后又变为五言，又变而为五七言杂体，而五七言律绝，而词，而曲，而明清民歌，而白话新诗，都是一个形式的演变。另一个便是内容和题材，先秦有《风》《雅》《颂》《九歌》等祭祀诗和民歌，两汉有乐府诗，却不甚分类。今人意义上的以诗分类，约起始于两晋南北朝，如张华的言情诗与励志诗、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孙绰的玄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郭璞的游仙诗、梁代的宫体诗、艳情诗，等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十几个门类。到了隋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咏物诗、讽谕诗，乃至送别、宫怨、闺思、行旅、节令、怀古、佛寺，等等，一下子激增至五十余个门类，这都是在内容题材上的拓展。故后人选诗论诗，也多从这两大体系出发：如《唐诗三百首》，便是以诗歌形式的方式加以排列编选，先古体，后近体；如《千家诗》，便是以内容题材的方式加以编选排列。清代江苏学者焦循说：“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这是从诗体即诗之形式着眼。宋人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戌、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是从诗的内容题材着眼，二者各有高明处。
　　无论是谈“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还是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都是强调超越传统的文体代嬗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甘建华在城市诗、生态诗等形态之后，推出这本地理诗选，无疑是中国诗歌在内容题材方面一种新的拓展。尽管其中有些诗与古代山水诗、纪游诗、行旅诗等相接近，有些“记”似乎受到古代山水游记的启示，移植到了现代诗的领域，但《蔡伦故宅考》《钱塘苏小小之墓辩诬》《校勘<衡州石鼓书院记>》《清泉县湘军名将志》《青藤书屋》《黄亚洲书院帖》等，却是过去所未曾有的。
　　或许有人会说，地理诗的形态古已有之，未必算得甘建华的发明。我也承认，李白纪游诗《峨眉山月歌》就具备了地理诗的某些形态和要素，短短二十八个字中，包含了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不觉呆板，反觉流畅，可说是古代地理诗的雏型，只是当时没有地理诗的名目罢了。同样地，初唐就出现了卢照邻《长安古意》这样完整的城市诗，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诗，只是当时没有城市诗的名目罢了。而今甘建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命名两个层面，提出“地理诗”的概念和名目，这种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还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肯定的。
　　地理诗迄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周汝昌先生谈到范成大时说到：“《范石湖集》中还有另一类诗，即描写行旅、山川、风物、民情的地理诗，反映面非常广阔，又写得真切、细致、清新、多样；祖国的壮丽山河，人民的生活面貌，展卷如见，可以看作他的田园诗的延展和补充。”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春，范成大往桂林任职时路过衡阳，再加上两年后的重游，为“寰中佳丽”写下了十几首诗词，这在甘建华《船到衡阳柳色深——南宋范成大诗写衡州地理》一文中，不唯有着文采斐然、独出机杼的阐述，而且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故为湖湘内外文史学者钦服。当今学界认为范成大“是地理诗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甘建华亦说“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这种一脉相承的地理学与文学互植嫁接的因子，在甘建华的地理诗中必定有所反映，即以自己渊深的地理知识，在边游边吟中准确生动地再现自然山水，兼重真实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遗迹、历史传说，从而构成现代新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甘建华不但拥有游历祖国各地的开阔眼界，而且具有关注四海八荒的博大胸襟，因而地理诗的写作视角迥异于他人的经验。诗歌与地理融汇贯通交相辉映，在他的《巴黎圣母院》《塔什库尔干》《忽忆疏勒河》《台湾清水断崖》《香港尖沙咀一瞥》《格陵兰岛最后的美》《在圣彼得堡看<天鹅湖>》《皇村颂》《陪同日本学者访湘西草堂》等诗作中，都有新诗文体“现代性”的美学支撑。尤其是《地球的坏消息》这首排山倒海的异质之作，更是借鉴了美国学者萨克所说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模式，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歌提供了宽广的视野。
　　任何一种新的诗歌类别的出现，就像任何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一样，难免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也未必完全成熟，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为中国现代新诗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大家对甘建华及其地理诗能加以关注和理解，使其在诗苑中能得以茁壮成长。

2020年6月12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孙琴安，祖籍苏州，1949年10月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诗歌、文化研究。出版著作三十余种，获奖七部，代表作有《中国评点文学史》《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朦胧诗二十五年》《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上海诗歌四十年（1978—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