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妙处如镜中之象

 
　　庚子年春，收到衡阳甘建华先生来信，嘱我为其即将出版的诗集写篇评论。带着十分的感动与十分的惶恐，缓缓走进他的地理诗世界，试图领略一种与诗坛趣味相投、却又情境迥异的个人风格。他在信中说：“我于1982年春天从湖南到父亲工作的柴达木油田，当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曾创建青藏高原第一个大学生诗社并创办同名诗刊《湟水河》，汇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洪流。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被母校聘为地理学客座教授。据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唯一的地理学教授，也是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两个“唯一”的身份标签更是难得。
　　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曾经青涩的大学生诗人中断写诗30年后，化身沉稳老练的散文家、文化学者、地理学教授、书画鉴藏家归来。2014年甲午仲夏，甘建华重返第二故乡青海高原，诗情被昔日的校花嗔怪而激活，诗思如火一样地燃烧，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拓展了一方现代诗版图。我之所以特意提到他的多重身份与人生经历，因为这是进入、理解这本诗选集的切口与密码，似乎每一种身份、每一次际遇都有过诗意地思考与表达，而双重“唯一”的身份标识，暗示了他的诗歌蕴含的文学地理学的诗学特质。综观《甘建华地理诗选》，完整地呈现了诗人由“自我之境”至“他乡回眸”的精神皈依之路，数十年的心路历程借助文学地理学的翅膀，在新诗地理学的天空日渐清晰与丰满，几重山水无穷路，可引诗情到碧霄。
　　甘建华诗歌地理有两个关键词：衡岳湘水、西部之西。衡岳湘水就是南岳衡山和千里湘江的并称，具体说来，就是衡阳15310平方公里的大地山河，也是湖南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西部之西则是八千里外的柴达木盆地，在阿尔金山、祁连山和昆仑山巨大的三角形内，包括大柴旦、冷湖、花土沟、茫崖、格尔木五个荒漠上的城镇，12万平方公里的油气田分布面积，整整一个大圈绕下来，约为1500公里。
　　从衡岳湘水出发，又从西部之西归来，甘建华将常识地理的原理、规律、方法和未来，作为其诗歌探索的表现维度和特有标签，在我看来这是他命运的前定。地理学是研究地球的地貌、结构、自然地物、自然区域与政治区域、气候、物产及人口状况的科学（《简明牛津词典》191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哈罗德•穆尼则认为，我们现今生活在“地理学家的时代”——地理科学长期关注不断变化着的地球表面的重要特征和空间结构，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正逐渐成为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甘建华通过地理诗写作，让读者大众进一步认识到：“原来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地理学和远方。地理学就是一门将远方和诗结合起来的学科，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心智，提高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竞争能力，让我们的梦想飞翔得更远，让我们的人格和才具显得与众不同。”（《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
　　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新诗地理学则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诗歌、地理、文化、自然、宇宙的交叉与相互融合。甘建华的“西部之西”诗歌地理写作，是对中国大西北、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生存经验的一种文学表达；而“衡岳湘水”诗歌地理则是对家乡本土空间文化的历史认知和境遇式抒写，这都是诗人自我内部文学精神的狂欢化介入。为了凸显“西部”和“湖湘”两种元素在其诗歌地理谱系中的美学风貌与价值归属，甘建华深度挖掘了文学经验中关于迁徙、探险、开发、怀旧、孤独、自省等叙事主题，全面建构了一部整体、多元的甘氏诗歌地理学。这部诗集包括衡岳湘水、茅洞桥记、青海在上、四海八荒四辑，总计两百余首诗作。仅从诗题就可以看出，诗人在世界各地行走，在浩茫的时空遨游，走过九洲八荒，跋涉万水千山，阅读历史，见证文明，记录心迹，歌颂自然。诗人的诗心、诗思、诗意、诗情、诗才，都在文化与地理的关联处结合、生发、延续、扩展，屡屡被海内外诗评家点名揄扬，可视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意大利作家约瑟夫•措德勒曾说过：“不管人的出生地是多么地偶然，它毕竟是人同星球第一次接触的地方，也就是提出下列问题最亲切的地方：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在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我是我以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其实也是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
　　故乡埋葬着我们的胞衣，我们无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故乡的期望，走不出自我心灵的栖息地。甘建华青年时代不远千里奔赴青海求学，“那儿的风景，是天上的风景”，异域风光的奇特与新鲜，必然给其初期诗歌写作带来激情与灵感，这在《西宁：四月的主题及其变奏》《花土沟：钻井工组曲》两组诗中有着充足自信的表达。时过境迁，诗人首先关注的、倾情描绘的还是“自我之境”，即在衡岳湘水、茅洞桥记两辑中，着意表现与桑梓相关并值得书写的事物。每一首都像一道特制的家乡菜，足以品尝出人生的五味杂陈，还有复杂微妙的家园情愫。
　　“我在古街的八个码头边徘徊/迎面走来一个两三岁男孩/回头冲我甜甜地一笑/他的眼里，蓦然投影了我的童年”（《白沙古街所见》）。古街如旧，岁月似水，诗人不免驻足、眺望、徘徊，联想及古街上的小孩即是昔年的自己。在我看来，古街上八九十岁的老翁娭毑谈笑风生，“太平盛世之景。枝头有黄鹂啁啾”，足以萦绕诗人的一生情怀。诗歌学者汪剑钊也说过：“人类是上帝为这个世界而创作的一部史诗，每个人都是其中的片段。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片段都处在一种被遮蔽或自我沉睡的状态。因此，诗人的任务就是唤醒每个人身体内部的诗性，激活里面的诗细胞，让它们共同参与神圣的创造，走向最后的完满与辉煌。”
　　“阳光下，花光和尚仲仁与黄庭坚/谈兴正酣，侧首向我展观墨梅/疏影横斜，朵朵花开都是乾坤清气”（《营盘山公园怀古》）。“将星昨夜降临衡东/元帅依然活在/领袖的诗中/和我们的心中”（《罗帅纪念园往事》）。“那一天：2001年9月8日/彩霞满天的古城耒阳，有圣贤莅临/多少帝王将相梦寐以求的荣耀/让我亲眼见证了——伟哉！袁隆平！”（《耒阳见袁隆平铜像》）。如此朴实无华的文字和崇高情感，在《衡岳湘水》一辑所描述的人文地理中无处不在，满载着诗人对故乡人事的热爱与依恋。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念/让我对你牵挂不已/是一种什么样的亲缘/让我将你放在心里/前天冒着倾盆大雨来看你/今夜洪峰过境又来陪你”（《洪水中的石鼓书院》）。已有1200余年历史的衡阳石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蓝墨水的上游、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它如同“星光闪耀在我的心头”。而作为清朝乾隆时期书院主讲甘学耀的后裔，甘建华欣悦“清风拂过衡阳的夜空”，心心念念的也是“这方中国的风水宝地”。
　　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不会体验到游子不绝如缕的思念，更难以体会那种无法言说的爱与哀愁。郴州诗人杨戈平说：“一个诗人不写自己的故乡是可耻的。”新近刊载于《延河》文学期刊第2期的《茅洞桥九章》，就是甘建华对于故乡的深情回眸与含泪咏叹。无论是现实生活的平淡日常（《村口》《野菜》《番椒》），还是历史深处的如烟往事（《清明》《老宅》《圆柏》），抑或山川风物的客观写实（《胡葱》《菖蒲》《油桐》），都在诗人笔下成为清新隽雅、反复咀嚼的地理诗歌。它们也很好地诠释了大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茅洞桥是湘南山区的一个乡镇，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镇。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司空曙写过这儿，明末清初衡阳大儒王夫之到过这儿，现当代文武人才风起云涌，增添了许多乡间父老传诵的佳话。近年来，甘建华先后十余次组织省内知名文学艺术家去那儿采风写生，矢志打造一本家乡文化地理散文选本。这样礼敬先贤、造福桑梓的文化功德，连远在台湾的华文诗坛泰斗、文人书法大家洛夫先生也被感动了，欣然挥写“茅洞桥记”四个行书大字以赠，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题签。甘建华一直希望在合适的时机、地点，有缘人能将洛夫先生的墨迹泐石刻碑，竖立于茅洞桥的青山绿水，接续一段泽被后世的文脉。而他为之配套抒写的新诗《茅洞桥记》，以语言的夸张与音乐的片断，以无比地自豪与嘹亮地放歌，演绎美国诗人乔治·奥朋所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从而成为歌唱家乡的一个优质文本。且看最后一节：“天空中的每一只鸟儿，飞过茅洞桥/大地上的每一种树木，植根茅洞桥/我的每一次放声歌唱，都是家乡茅洞桥”。
 

 
　　两年前的一个冬夜，在古城西宁的璀璨星光下，在母校新校区的图书馆，甘建华接受地理学教授聘书时，应邀做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演讲：“在青海师范大学求学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无比温暖而又难忘的时光。除了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交过女朋友，我拥有母校赋予所有的一切。我的身体里植有她的遗传基因，我的血管里流着她的新鲜血液，我的呼吸中弥漫着她的丁香和格桑花香，我的文章中带有鲜明的青海师范大学印记。”这种印记是什么呢？我想大约就是他的地理诗。
　　甘建华地理诗的精彩篇章和浓烈情感，在《青海在上》诗辑中得到了高度地发挥。那片他曾经生活过11年的高天厚土，那儿被他称之为“心灵的牧场”，不时引起这个湖湘子弟的“他乡回眸”；那儿的历史积淀与时光汰洗，展露出多民族风情与瞬息百变的风景，夹杂着无限的回忆与眷恋，甚至不无伤感和遗憾。因此，高原名刊《雪莲》2020年第2期一次性推介其12首诗作后，旋即发表知名评论家凌须斌的诗评《青海在上：每一个故事后面的诗性抒情》，特别谈到了甘建华地理诗不可复制的叙事性与家国情怀。“‘青海在上’这个词语大有深意在焉：一方面表明青海72万平方公里山河的海拔之高，另一方面表明青海在甘建华心目中的地位崇高。”
　　《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组诗是在诗人睽违青海高原22年之后，一次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旅行。就是那么短短的十来天，从青海东部的河湟谷地，到达与新疆接壤的依吞布拉格，甘建华一气穿越三千里江山，不但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优秀报告文学《甲午夏日青海行》，而且重新燃起蓬勃的诗情，创作出《大柴旦情思》《回到冷湖》《花土沟的梦》《格尔木故事》四首地理诗。对于前者，青海省作协老主席、著名作家朱奇先生说过：“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一个作家如此激情澎湃，如此精细准确，如此洋洋大观，如此放胆信笔，描写我们共同热爱的青海高原。说实话，我真的是为他的优美文笔、充沛才情和直言敢谏所折服。”对于后者，湖南知名诗人罗诗斌有过专论《疼痛而有爱的高原抒情曲》：“读完这组新作，我欣喜无比，顿觉有一种境界是‘闭门造诗’者所难以企及的：一骑红尘，独孤求败。”而对于我来说，则是反复品读写于花土沟凌晨的诗句：“繁华褪尽后的落寞/伴我一天天老去/相信依然有一双大眼睛/眺望着通往西部之西/这条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诗歌的真挚浓情与忧郁气质，赋予诗人敞开心扉、倾诉衷肠的勇气与胆识，也让我们领略到西部之西的文学景观，在地理诗世界中无法替代的魅力与永恒之美。
　　这样一种神奇的异域之美，在诗人日后所写西宁、茫崖、茶卡、甘森、湟水河、日月山、德令哈、阿拉尔河、乌图美仁草原、祁曼塔格雪峰等诗中，重新构建了青年时代描摹的“西部之西”文学地理版图，使其得以拓展更广阔的边界。例如，被诗评家和读者交口称赞的《火星小镇》：“苍茫的远古洪荒/独立于中国传统山水的诗意/黑色的，寸草不生的/赛什腾山”。这样刚硬粗砺而个性倔强的诗句，只有身临其境、甚至有过切肤之痛的人，才会寻找到奇特不群的感觉。尤其是最后两节令人惊悚：“从巨大的天文望远镜中/似乎看到了几亿光年外的火星/而在视线不及的深邃之处/是否也有一个智能生物//它张大神经末梢，望着冷湖……”这让我想起科学大师霍金的名句：“宇宙中肯定存在着其他方式的生命，或许外星生命正盯着人类看。”不同的是，甘建华以现代新诗的语言抒写，是一个原创性极强的实验之作，恰如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说：“诗的妙处如镜中之象。”究而言之，其实也是他极度尊崇的洛夫先生最擅长的意象表现手法。
　　总的来说，《甘建华地理诗选》是一部具有文学与地理学双重意义属性的优秀个人诗选集，呈现出诗人在新诗地理学写作方面的诸多特质与能量。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诗集中的有些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诗，似乎没有空间距离上的位移，稍欠时空承载下的文学意义，而是夹杂着某种现代或后现代性复杂情愫的个人表达，有可能稀释了地理诗的品质和内涵，或曰地理诗写作的情感浓度与表达强度。也许这是诗人的有意为之，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诗人诗思与诗才的延展与飞翔，都不影响这部诗集的传播与诵读，就让时间与读者来见证以上陋言吧！

2020年5月，长沙

 

　　［作者简介］佘晔，女，生于1988年，湖南邵东县人。湘潭大学文学硕士。供职于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文艺论坛》《湘江文艺》编辑部主任。湖南省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评论学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在《名作欣赏》《武陵学刊》《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湘江文艺评论》《现代艺术》《湖南工人报》等发表文学评论、诗歌作品若干，入选《2019年中国诗歌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