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曰流放期间，有人要求他给其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主义下一个定义，得到的答复是：“思念世界文化。”(又译作“对世界文化的的眷念”)于是，一个诗人和他那博大的背景便同时显现出来了。当然，这之间有着某种人为的隔绝与阻碍(确切地说是时代造成的)，却增强了思念的炽烈程度――就像对待远方的食物、水乃至爱情一样。他虽然是一位被流放的诗人，在思念中却获得了绝对的自由――铁丝网、牢狱、刑期以及种种罪名，都无法篡改他与世界文化的血缘关系。难怪布罗茨基要称其为“文明的孩子”呢：“这一世界文化的概念纯粹是一个俄国式的概念。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及其不完整的历史，俄国一直怀有一种文化自卑感，至少在面对西方时有这种感觉。这种自卑孕育出一种理想，认为‘在彼方’有一个实在的文化整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来自那方的任何东西都抱有一种智性的念婪。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古希腊风格的俄国版本……”曼德尔施塔姆在追溯着自己文化上的远祖――这并不妨碍他把祖国视为母亲。至少在文化领域里，他不是一个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归属感要宽厚且广博得多。所以有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养料不是普希金，而是荷马――他越过普希金而直接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诗意。这俄罗斯大地上的异教徒!

曼德尔施塔姆时刻都面临着两重世界。在奴役着他的这个专制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文化的世界――只有后者才能平衡或缓解前者带给他的委屈与压迫。或者说，他必须借助记忆的力量才能抗拒现实――这记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或他的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一笔无限的精神遗产，改变了诗人那清贫的身份，并且足以洗刷他所承受的所有耻辱。布罗茨基评价曼德尔施塔姆时使用了“精神自治”这个词汇，以强调他在现实面前苦苦撑持的独立与尊严，乃至与各种大众化生产拉开的距离――曼德尔施塔姆天生就不属于任何合唱队，甚至他低沉的独唱都是献给另一个世界的听众的。”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面对袭向他的多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失。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其实不只曼德尔施塔姆如此，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索尔仁尼琴等，无一不是他们所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环境里的“多余的人”。不仅多余，而且随时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

与内敛的曼德尔施塔姆相比，喜欢出风头的马雅可夫斯基更像是合唱队的队长――或主唱。有一次这群文人在彼得堡的“丧家犬”酒馆聚餐，马雅可夫斯基异想天开地要朗诵诗，在场的曼德尔施塔姆给他“泼冷水”：“马雅可夫斯基，别朗诵了。我们又不是罗马尼亚乐队。”伶牙俐齿的马雅可夫斯基被弄得无言以对，只好尴尬地把掏出的诗稿又揣回衣兜里。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很不给人面子，但那份清高、孤傲、冷峻一确实更像个贵族。只不过后来，马雅可夫斯基的合唱队阵容越来越庞大，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歌喉则被彻底地扼杀。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专制的时代需要的是学舌的鹦鹉，而不欢迎真正的夜莺。夜莺凄越的声音可以构成优美的传说，但在当时的情景中反而是刺耳的或不谐调的――它与众口一致的大合唱造成了对立。至少，它会把一部分听众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而干扰了正在举行的狂热的仪式。”像那只鸟，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的各种石块的目标。”(布罗茨基语)这就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离群索居的夜莺，成了一场压抑个性的大合唱的牺牲品。唾沫飞溅的麻雀的群体，以超凡脱俗的夜莺为敌――生怕它泣血的歌声会喧宾夺主，而贬低了自己的价值。

最沉重的是什么?不是铁制的锁链，不是花岗岩纪念碑，也不是那些牺牲者倒下的躯体，――而是他们临终前的叹息。这是只有灵魂才能发出的声音，甚至使肉体本身都变得虚无了，变得多余了。我相信灵魂在面临死亡的那一瞬间才会醒来――在此之前它一直处于沉睡的状态。最先死去的，总是那些被惊醒的人。所有的口号、呼吁乃至遗嘱，都是留给别人的，惟独叹息是为了自己。曼德尔施塔姆生命最后几年，创作的以流放地命名的《沃罗涅曰诗抄》，就是如此尊贵的叹息：“晚餐的天空爱上了墙壁，/一切都被伤痕的光线所害……这就是它，我夜晚的天空，/我孩子似地站在它的面前，/脊背发冷，眼睛在酸痛，/我抓住了攻城的关键……”(《最后的晚餐》)这或许就是受难者共同的结局。悲剧在它的观众身上又重演了。或者说，在特定的时刻，受感染的观众终于意识到自己也已成为悲剧的主角。

“我的天赋贫乏，我的嗓音不大，但我生活着，我的存在会使这大地上的某人好奇：我的一个遥远的后代，会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也许，我能与他心灵相通，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这是巴拉丁斯基的诗――被曼德尔施塔姆比喻为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里的一封信，虽然没有确切的地址，却有着潜在的接受者。所以，不管是在曲折晦暗的传播渠道流浪的诗篇，还是被波涛推动着的漂流瓶，都有着神圣的使命，――当然，也都在接受着时间的考验。作为“后代中的读者”，假如你读到这首诗，就能体验到沙滩上的捡瓶人那种莫名的惊喜――这既是偶然的，又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在那一瞬间，你实现了寄信人遥远的愿望，成为隐秘而又幸运的收信人。

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交流，终于超越时空而完成――你和作者同时成为了赢家，即所谓的“双赢”。巴拉丁斯基洞察的目光越过了同代人……以便停留在一个未知的、但确定无疑的‘读者’身上。而每一个读到巴拉丁斯基诗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被选中的、被点了名的‘读者’。”曼德尔施塔姆据此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规则，”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未知的接收者，自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当然，他还解释――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哦，但愿这时间不要漫长得足以使忍耐的诗神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