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精神：文化自信中的英雄主义

　　首先，我必须重审：我在上篇《简明诗歌论》（刊于《中国诗歌》2017年9期）中搭建的诗学理论及其美学逻辑，仅仅适用于诗人简明，而非所有的当代华语诗人。这并非因为该文“量体裁衣”的精确性和华彩的程度，而是因为简明所创文本的卓越性和特立独行的程度。纵观简明近40年、著作丰厚的创作实践，三个高歌猛进的“井喷”期或曰高潮期，格外的光彩夺目！其标志性的硕果分别是：诗集《高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诗集《朴素》（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诗集《手工》（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手工》几乎囊括了简明的全部新作，尤其是在诗集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淀》《白马寺闲笔》《书面语》《武烈河》《狮王》《最后的对手》等系列长诗，该系列全部由“精神之手”制造（简明语），既是“高贵”意义上的手工，更是“朴素”意义上的手工，如同一塔双足，深深植根在高贵与朴素之中，高高耸立在高贵与朴素之上。

　　当下，封建社会的钟摆也许依然会在每一个工余和工业化的闲暇时刻，春心荡漾地摇晃在现代人的庭院或客厅中央，企图以互联网“卡拉OK式”的姿态，施惑或者施教。传统“上流社会”概念中的“高贵”，已成为底层劳动者眼中既可仇怼又可倾慕的愿景，让人犹如恍然回到历史社会：“高贵”与权力有关，与珠光宝气有关，与慵懒的有产阶级和有闲阶层有关；与劳碌大众挥汗如雨、面朝黄土的劳动主体和作业姿态之“朴素”无关。在这些本质上并不属于现代精神的高贵与朴素的潮流中，如果有一位诗人试图为现代精神构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高贵与朴素，而不带显而易见的教化目的，无疑将令人敬佩。在所有的华语诗人中，关注高贵与朴素的当代性内涵，也许并不唯一，但这种内涵的探讨不是被其他更具体的主题掩盖，就是过于狭隘或者片面。真正使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话题，将其置于桌面进行“人工拆解”和“手工组装”，并且使其在离开桌面后付诸实践的有胆有识有操守之士绝少，甚至可以说，在本文所要分析探讨的“简明经验”之前，还没有产生。所谓“简明经验”，即诗人简明的文本精华及时代意义，三言可概之：精神“高贵”，品质“朴素”，全程“手工”，这不仅是简明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也可以说是诗人之人生的核心追求，这种追求塑造了简明的诗格，也毫无疑问地锻造了简明的人格。

 

　　一、《草原跋》：战士英雄主义的精神再造与指南

 

　　如果说，简明的短诗，作为在“高贵与朴素”导航下的诗歌飞翔，还仅仅是一种局部经典：抽象的“精神洁癖”和“语言洁癖”； 还仅仅是对精神智性与语言神性内在一体的点滴精妙，还仅仅是对诗歌文本的当代属性、个体的原始表现欲望和诗性创造能力的细节维护，还仅仅是对生命本真形式下的社会道德的条线性颂扬——正是由于这种颂扬本身是社会性的，因此，关于生命哲学的命题依然是潜流在社会话语深处，潜流在文化表征背后，而不十分明晰、浮凸。但在简明新近创作的长诗《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淀》《书面语》《狮王》等作品中，就可以说，它们既囊括了简明文本气质和个性精神的方方面面，又使得“高贵与朴素”的造型从抽象局部转向了极其精纯的具象全景：包括文化符号对应时代主题的具象，包括精神化的地理和历史的具象，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元素和修养的具象，包括生命再构中的坚忍不拔与正义向往的具象，这些具象被诗人简明从单纯的社会概念中解放出来，既赋予其内外兼修的精神图腾，又赋予其社会人文的生命能量，最后汇成英雄主义的家园与格局。在《草原跋》中，草原的形象兼具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既包含了诗人曾为军人的以一贯之的战斗哲学，也蕴含了丰富的草原历史、草原精神、草原文化与诗人自身的人格、修为、学识、智慧和经验的独特联姻，既成功地塑造了草原这一具有鲜明的地域、地理个性以及与中原文明血融于水的文化形象，又再现了简明个体精神中一贯坚持的诗格与审美要旨：高贵与朴素。无疑，单纯的祭身式的奉献，单纯的军人式的刚毅豪迈、百折不挠，单纯的诗意的清澈、俊美、激越与高阔，单纯的思想的宏伟、博大、深邃、资慧与启迪，都不足以单独成为简明词典中的“高贵”注释，都不足以单独抵达简明所秉持的高贵原则。而朴素，从纯外观意义上来说，它与高贵恰恰是一对反义词，但在内部价值尺度中，朴素无疑正是高贵的基础，这种“朴素”将使“高贵”避免趋于一种过度高蹈的姿态，一种过度的“离群索居”式的清冷，避免高贵堕入肤浅的自我标榜和狭隘的道德主观。简明的“朴素”使“高贵”有了更可靠、坚实的凭据，更客观、自信的实质，更经得起疑乱的检验，且令其谱系有了宏观完整的形式和内容。

　　《草原跋》作为草原这部囊括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史诗”之跋，简明首先进行了“浅表”规避——规避风景式的抒情，规避牧歌式的抒情，规避神话式的抒情，以及规避母性的、父性的、游牧民族的抒情——诗人一开篇就径直以一种完全属于“草”自身的精神物语，高度凝练、具象丰富地呈现了草原真正的主人肖像：

 

高举粮食和水，灵魂所向披靡

高举天空，向上升腾的光

最小的体积，托举最大的志向

在宁静中奔跑，在倒伏时眺望

风卷残云，超越风

滴水穿石，超越水

强食弱肉，超越猛兽

蛇吞象，手遮天，超越小

草的前方只有草，一棵一棵列阵

一队一队出发。弱者的强大是

与天敌相依为命，不弃不离

 

　　简明成功地超越了修辞本身所带有的普通人性之主观，而使得“草”有了自身的主体话语权——在其中，抒情者成为主角，而不是僭越“草原”主权话语的代言者，在主人公在场的情状下，草原有了最贴近于自身真实的雕像，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任何天马行空般的臆想，而仅仅是草原——最为本真的形象和精神，最为诚恳、可信的自我表达——这种表达，区别于草原作为养育者的母性情怀，区别于草原子民对草原的感恩戴德，区别于草原精灵“狼”的野性霸权，也区别于草原民族那种单纯、悠远的民谣式歌吟。在简明这里，拟人、哲理、暗示和象征不再反观社会自身的图景，而是切实地回到了草原本身：

 

所有的思想都诞生在途中

让土、土壤、土地，紧握草根

跟随草的步伐，响应草的召唤

体弱的子孙留在半路，强悍的子孙

日夜兼程。没有一棵草

是低头生长的，厄运截留那些离群

掉队的人。高举远征的武器

像黑云高举雷电，草的野心多大

草原必将多大！高举旗，号角

先人指路

 

　　——在这样恢宏势雄的语言架构里，抒情者实际上又是一位最重要的“听众”，在倾听一位站在草原本位上的领袖，讲述它关怀治理下的草原，“听众”的表情充满了崇敬，并且时刻应和着、重复着领袖的肺腑之言，在这样的语态中，抒情者与草原达成一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人为情感，凌驾于草原之上，没有任何超越了“草原”本位的叙述和抒情，他们同为“听众”，同为“领袖”的跟随者，同为草原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以，毋庸讳言，在《草原跋》中，一种鼓动式的领袖演讲乃是这首长诗最“溢于言表”的特征，它富有渲染性的格调不仅仅是铿锵激昂，不容置疑，还有机辩的高潮迭起和恰到妙处的阴阳顿挫，素朴中的奢华和低微中的高贵——这是具有历史回响的草原，也是一棵草与另一棵草在经历了千难万险、终成燎原之势后的齐声共鸣，它们在日益壮大之后，才有了这样气度雍容而不失神圣高伟的姿势。正是在这样的自豪与自尊中，草原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带来一种神思飞扬的诗歌精神、高蹈独立的美学气度和斩钉截铁的文化自信：我写过锡林郭勒，当代名篇/我路过桑科、卧龙图、康巴诺尔/路过那拉提、托乎拉苏/路过呼伦贝尔、科尔沁、若尔盖/草原不会记住路过它的人/一千年前，或者一千年后/我无法丈量的是/神秘的编年和草的边界/行者无疆//。

　　——简明曾经写过《锡林郭勒草原》，诗人带着对太阳的无比虔敬的礼赞和对草原的无比虔诚的热爱，写下：“我要亲眼目睹：/最新的阳光/怎样一棵草一棵草一棵草地/照亮草原。方圆百里/无垠的烂漫……”这样的诗句，与《草原跋》精气贯通、场面重叠，从一个非抽象的环节中自证了诗人与草原之间精神上的高度融合。“我写过锡林郭勒，当代名篇”并不打算区分究竟是“草”的自述，还是诗人的自述，“名篇”在暗喻锡林郭勒自身的丰美时，也在凸显诗者对诗艺的自信，或者是草对自身丰功伟业的自信，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意志与气场，迥然不同于当代文人酒谈中的自我吹嘘——后者在普遍的“反英雄主义”的猥琐中常常失去自身的纯洁性和文化品格的严肃支持，从而坠入喧哗的泥藻中。但在这里，草原的英雄主义传统和诗学上对音律与节奏的把握——两者的结合，恢复了英雄的原始状态——神性和智性的自我表彰，它单纯而不失华美风范，在音律几近可闻的珮环之响中，又与中古的文采风流不期而遇。这样的评价也许还不是十分恰当，从根本上——简明诗歌文本，对于新形式和旧观念的古今趋避在任何时候都有严谨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正是一流的当代诗人、严正的诗学立场和人格立场。因此，与其说简明有一种古典的英雄气质，毋宁说，简明试图在一种纯歌颂体的英雄主义和当代态度中，在战争时期的英雄与和平时期的英雄之间，找到一种合乎当代审美和精神维度的“英雄尺度”。而这一尺度，首先是以诗性的在场与当代性的在场为前提条件的，包括英雄主义及至一切理想模式的在场。在这种意义上，简明战士式的英雄主义又囊括了简明的诗歌美学和人生境界的哲学追求：草的前方只有草，一棵一棵列阵/一队一队出发//生也辽阔，死也辽阔/羊的出生地叫：子宫/草的出生地叫：大地/大小一蹉跎，生死两茫茫/烈马只有两种死亡：一种战死/一种跑死。

　　战士英雄主义的潜台词里正是高贵与朴素——英雄说一不二，英雄从不优柔寡断，英雄从不掩饰欲望但索取有度，英雄以战斗为荣！

 

　　二、《北方有陶》：文化英雄主义的精神重塑与陶冶

 

　　陶文化乃中华文明之精髓。在《北方有陶》中，简明把“陶”的成形流程，引申为天地形成、人类创世之过程，陶中有天地之象，天地中又有陶之象，两者彼此交融，从小器皿中构勒出了一副包含人类文明史、文化史之大气象，更兼以人物风流，爱恨情仇、英雄美人等图轴，它们既是陶中风华，又是陶中天下，贵中说朴，朴中言贵，连绵迭荡逐成千古之陶，其轩峻、端庄、俨美，成就北方之人文精魄与地理气概——经天纬地，既是诗格之壮美，又是器物之华彩，英雄之气呼之欲出：

 

大水没中原。举目至远，瞭望东西南北

追日的夸父离土升天，治水的大禹

立地成佛，刀耕火种的先民

传种接代，崇文尚徳的燕赵人

延年奉天

 

65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

山河浩荡，一马平川

相生相克的水土，主宰大乾坤

 

　　开篇以寥寥数笔即廓尽中原地理与文明之源起，既揭示了陶文化宏远的历史背景，又在人类开天辟地、地理造山运动的“造象”中，兆示了“陶艺”最根本的技术源头和启蒙方式，在接近于神谕式的构图格局中，简明的文风语格颇有楚辞源头——巫歌的神游和唱祷之形气，又在轩峻、庄严、刚健中赋予规矩之形，而又展以阔大辽远之景，易经中的乾坤，人文中的伟力，都围绕着陶的内部文化精髓，旖旎而出如高山流水，又在不失慷慨中犹传古筝之铿锵，复在文化自信的内外契合呼应中暗示了浑圆之象：

 

方寸端正，守则庄严

长城逶迤挺险要

成就了名扬天下的

攻防大战略

 

如火纯青

 

　　诗人以陶内酒歌，陶外“河图”，自然链接边塞风云，长城之攻防，使陶文化不独与文明之熙和圆润之光、歌舞平升之象结缘，而更与家国之伟业、战士之英烈、汗马之功勋诸事连袂，深潜、掘进，使静物之陶，风云暗涌，沉郁可歌，悲壮可泣。陶不仅仅是斗室饰美之品，不仅仅是饮食之器，也不仅仅是诗书载体，正如诗人所云：

 

浑然天成不初于开光灵感

匠心独运不止于情怀四野

此乃方圆与自我的关联

此乃自我与天地的响应

此乃春夏秋冬的交晖

此乃朝代帝王的轮回

此乃文武刀笔、意象虚实

此乃人间万物的修心养性

 

此乃脱胎换骨之术

陶有大小，泥胎里居住着真性情

器有厚薄，面壁上走动着大山水

 

　　——陶内陶外囊括了天地历史，人类自我改造和塑形之历程，囊括了斗争与宽恕、简朴与富丽之象，“陶”之真理在简明笔下可谓淋漓尽致，精微巨细，融和圆譬，高美沉著。在《北方有陶》中，五言绝句比比皆是，七言联对信手拈来——一种“古法”与“今法”融汇贯通的极致表达，一曲平仄格律与自由奔放的即兴发挥，一部文化英雄主义的豪门盛宴，可谓精神通达，沛然昌明；可谓宏远盛大，典雅隽永；更显奇思妙想之匠心、珠联壁合之工艺：“天光照混沌，慧心开四方”；“水动陶耳响，天倾正北方”；“九月牛羊肥，日斜见狼烟”；“十月雪断刀，西极天马歌”；“窑上枯木稀，窑下坟头稠”；“旄旌执黑劫数六，五德终始阴阳家”；“远交近攻白起坑，近忧远虑阿房宫”；“陶内醉意格律缓，陶外军情马鞭急”；“黑陶白玉清水头，四言五步断手足”等等。

　　密集的物质意象和历史意象，在简明的长诗中，总是以一种如数家珍的文化态势倾囊而出，这种文化的自信与自美，不可扼止，俯仰之间，皆是意气风发，自然不同于二流诗人的雕虫小技和词藻堆砌，它无比强大地使文化的流利富华，更直观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又使得文化的英雄主义更富有底气，使得诗性诗意更平添了史料性和知识性，同时也在这样的聚焦中，使得诗人所关注的对象更具象化，细节化——正如古希腊的雕像，其精准、高超的艺术水准正是通过具体到人体的发丝和血管来充分表现的。简明的长诗也通过这种最细微处的“毛发、血管”来立体地呈现文化自身的美学和诗学。当然，文化的英雄主义，首先不是历史序列上的文化呈现和历史事实上的文化颂扬，而是在英雄主义的介入下，在诗学审美的参与下，所构建的文化新范畴和英雄主义新秩序；文化的英雄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而是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精髓，而是对当下的平庸主义进行的严肃匡正与纠偏，而是重新熔铸的民族精神，而是再次唤醒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演说与行动——以文化的英雄主义重审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史，重新寻回历史中最堪继承的文化精神、人性宗旨，以及人类文明中最堪发扬的竞争意志，正是为了民族自身或人类全体的发韧发展，继续在一种健美而不失庄重的形体及精神导向中前行，而不至于彻底机械化、委琐化，人偶化，因此，简明的长诗，从《草原跋》到《北方有陶》系列，才可视为世界文化交流全面开放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复杂化所产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迷失下，所推动的一次个体文化的英雄主义运动，乃至一种集体的文化自觉尚未浮现时的预兆和提示。文化英雄主义终将站在以文化为主体、维护文化本体尊严的立场上，恢复并宣示人类精神活动本在的高贵与朴素。

 

　　三、《大淀》：两种英雄主义相互发力中的格局与情怀

 

　　英雄，乃有大情怀者；无疑更是有大格局者。匡扶天地正义，心怀美好光明，纵横捭阖，勇于进取。简明的《大淀》，举国事版图、历史勾沉；借地理风水、深谋远虑；诸景奔涌而成“大淀”之“英雄格局”：

 

燕南陲、赵北际

天行健，地行宽

宽生大淀阔水

水低于土而统治土

 

上土养生：不动而威

中土怀柔：以十米以下的最低海拔

吐纳四面八方

下土藏宝：金银铜铁铝，石油天燃气

折射七彩光芒

 

　　长诗《大淀》与《草原跋》在抒写方式上殊途同归，前者以小淀之谦水而成大淀之雄，后者以一草之伟志而成大原之阔。在简明的视野中，一种“以少聚多”的简朴哲学里，不仅内含着一位英雄的诗人对具体的历史、社会和自然细节中的光辉诗意的非凡破译能力和坚定意志，也蕴含着一位诗人的英雄豪气万丈地拓展版图，乃至最终构建一个伟大家国的诗歌象征。简明的英雄主义包含在任何历史意象和自然意象中，包含在整个人类创造和改造世界的丰功伟绩中，也包含在自然万物的成长和演变中，故简明的英雄主义是集体的英雄史的抽象，又是诗人关于英雄的最具体、丰富、宏伟与精纯的注释。显然，正因为其笔下的“英雄”更是一个集体的伟大品性的载体，英雄才具备了更无可置疑的高贵与朴素，更无可反驳的主观内容与客观形式。他不是尼采笔下的觉醒者查拉图斯特拉，作为一个智慧超群的超人和试图唤醒民众的哲人的“英雄存在”，简明更乐于亲力亲为地从本土历史的原材料中提取英雄的形象，以“本土英雄”的独具性而占领世界的制高点。正如在《草原跋》中，诗人对草原历史中最华美篇章的聚焦——如词牌中的英雄史，诗人以一种欣悦诚服、无比虔诚的姿态举起草原的旗帜，如同凯旋的士兵——高举词牌：《飞雪落群山》/《清平乐》、《琵琶仙》/《木兰花慢》《送征衣》/《沙塞子》《满江红》/《高山流水》《风入松》/《汉宫春》《过秦楼》/《梁州令》《甘州遍》/《散天花》《少年游》/《明月逐人来》《梦还京》……//。这些词牌和曲目中本身荟萃了草原最为婉转动人的风情史和艺术史，最为慷慨悲壮的斗争史，按照“简明”文本的宗旨，在这里只点其名，便恰如其分地举证了草原星辰的璀璨与风流，与长诗整体的“简明”节奏融合一致，又与简明心目中内在的诗书气质和外在的战斗精神：“儒雅而不失雄健，沉潜而更兼洒脱”的英雄主义史观达成呼应。在《大淀》中，同样，沛然的历史人文与密集而简明的地理图式，互相呼应勾织，汇成了气象壮阔的“大淀河山”，最终，“大淀”的构图经纬自然而然地着落于大情怀和大格局之中：

 

大淀无形，大地温暖身如镜

大淀无浪，大风浩荡心安定

大淀不流，体内自有潮起潮落

大淀不朽，体外别具春夏秋冬

大淀不偏，头上北斗指南

大淀不移，脚下定海神针

 

　　无疑，简明试图建构的是一个宏伟完整的现代手工下的“高贵与朴素”谱系，这种恰当地治理开放的主旋律与民间自由意态之间的美学纠纷的方式，对商业社会审美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伦理之间诗人应当所在位置的洞察，对诗性的非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诊断和实践，从诗学自身出发来诠释道德与斗争的尺度，以及始终在一种虔诚的哲思方式里解剖世界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个统领个体自身体系的俯瞰角度中向读者揭示一种全面的真实、透明的理性与情怀，正如哲学必然向人们揭示真理的来源，必然呈示为一种逻辑的清晰与毫无隐晦——这种诗学的态度与个性，不仅在豪放、刚健之外另有一种清俊与沉潜的诗意，更带来开阔、高远的大格局与大意境，这种堪为俊朗、开明的风度，又几乎与诗人的历史身份——一名堪称优秀军人的格局高度一致，可以说，正是军旅风范与诗人气度，结合深广的哲思与史思，造就了当代诗歌文本中不可多得的典范——“简明”文本。“简明”——顾名思义，即简要明确，在具体的个例中，我们将把它理解为——富有纲领性、原则性的处事作风，诗风上的简素敏捷（只有初学者对花而不实的样式着迷），诗意上的宏细兼明，区别于散文性的随意散漫，区别于思想、观念前后矛盾的话本体，区别于仅仅体现为个体精神系统之局部的文本，换言之，“简明”文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与诗人自身的格局和精神状态一致——这种不变的姿态中又包含着自我修养与诗歌创作的持续性探索的过程，它最终成为一种个体文明中的简明传统，而其关键词正是：高贵与朴素，以及凌驾于两者之上的“手工”——它既是诗人简明矢志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概括，也是其诗作核心精神及诗学目标之概括——

 

大淀惠己，出世入静入定

此处无声胜有声

 

有远见者，必有大略

有大略者，必有大行

有大行者，必有大德

有大德者，必有大贤

有大贤者，必有大仁

有大仁者，必有大智

有大智者，必有大义

有大义者，必有大勤

有大勤者，必有大成

有大成者，必有社稷之心

 

大淀泽民，入世普渡众生

此举润物细无声

 

有大真者，必有大善

有大善者，必有大美

有大美者，必有大梦

有大梦者，必有人民情怀

 

　　——这里没有具体的英雄，只有广义的英雄和客观的英雄。无疑，这一客观性也包含在诗人简明所虔敬的《书面语》的内涵中——在“书面语”严谨、庄严的逻辑属性中，简明发现了其反面材料的丰富细节：书面语可以“根治口吃”；“根治流行性疾病”的肤浅；根治谎言，根治聒噪、喧哗；“书面语”的纯洁性使之与卑琐的“钻营”有别，书面语的严肃性使之与历史规律的严肃性同义，与人口素质同理；因此，“书面语”将始终坚定、严正地预示一种未来：“飞白一指弹/落红九华山/昨夜地气，今日天光”。——这就是简明心目中的天地正义，也是诗人所崇尚的英雄的尺度。无疑，这是一种“口语”反观中的“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随性随意，左右矛盾，强词夺理等毛病，“书面语”面临的是完善自身的任务，面临的是对人类之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责任。这种不无艰巨的承担，再次恰当地指向了诗人的英雄属性。

 

　　四、《白马寺闲笔》与《狮王》：担当与荣誉之间的佛学伦理

 

　　可以说，英雄主义统领着简明的诗性、人生，但诗性又同时统领着简明的英雄主义，这两者相辅相承——诗性使得英雄人格避免陷于公式轨道和单纯的政治维度；英雄主义又使得诗性有了更宏阔、轩昂、率真的风度与格局。但仅仅是英雄主义和对诗艺的执意拓进和探险，对历史和未来的诗性与德性的把握，显然，还只是片面的人格呈现；仅仅如此，显然还不足以体现简明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哲理性。如果说——简明是一个好斗而自由不羁的诗人，从不讳言战斗，从不讳言荣誉，那么，在《白马寺闲笔》中，简明却道出了斗争的另一面——有了它，英雄的属性将更加完整，诗性的表达才得以更加从容而游刃有余，它俯瞰斗争的现实，因此更是用战斗维持其正义性的法官；它懂得取舍有度，理想无界，进退有则，因此简明的诗歌才有了它无边的自由疆域和无形的神秘力量：

 

我来，是为了放下

放下头顶上的、肩膀上的

手上的

 

腰间的，嘴里的

脚下的

心中的

……

 

走在我前面的人，心情急迫

他们此行不是为了放

而是为了取

 

走在我身后的人，也不会

放下，他们目中无人

当然也没有佛

 

　　——无可否认，作为一名15岁从军，18岁带兵。曾在1979年（18岁）、1986年（25岁）两度戎边参战，影响广泛的军旅诗和新边塞诗的践行者——当简明心中向佛，坦言“放下”时，类似于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宗教哲学，而马克思主义者又矢口否认并加以严厉反驳，认为它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但我们在简明的“寺庙之行”中，也将看到一种与其“英雄之道”相一致的精神，它的潜台词不外乎是：懂得该放下时放下，决不留恋不舍——这才是大英雄和真英雄。英雄不是予取予求者，英雄不是贪婪无度者，在《最后的对手》中早已揭示的“英雄（对手）纲领”，最终与寺庙的神性相应——无疑，正是英雄之道本身与佛教宗旨的相通，导致简明在有意无意间走近了“佛”。在某种程度上，“佛”正是英雄主义的抽象化身之一，佛的宽容博大，普渡众生的胸怀与对手哲学中的“大腹便便小鸡肚肠者不配为对手”遥相呼应，与诗人始终坚持以“英雄原理”谱写人生格局，并试图将此原理普及于人的志向情怀不约而同。因此，诗人丝毫不惮于有这样一位同仁，乃至这样一位偶像；同理，即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当不惮于在自身的阶级斗争哲学里，发现并承认这样一种与宗教情怀相通的事实。正如简明在《狮王》中阐述的如同悖论的“取”与“舍”、“众”与“寡”、“孤独”与“狂欢”之见，以及英雄主义的“王者”的担当：

 

狮王的孤独，远大于死亡

它的绝望在于：从未遭遇过一个

真正的对手

 

当然，狮王的孤独还在于

从未遭遇过一场真正的爱情

孤独，是王者的狂欢

 

母狮们的孤独是：永远也无法

占有一个真正的王者

狂欢，才是群体的孤独

 

　　不妨如是说：正是这一贯穿于诗歌中的显著而执着的英雄情结，使简明与国内的两个含义特殊的诗歌奖项——闻一多诗歌奖与陈子昂诗歌奖不期而遇。如果在闻一多的履历上写着“伟大的民主战士、爱国主义诗人”，那么，在陈子昂的人生履历中就写着“杰出的边塞诗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或许，简明本身还不能够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称之，但作为一位在诗学上不懈探索，坚持以英雄的气节诗写、并以此感召时代的杰出诗人，他的经历和作品所涵盖的整体精神以及无可否认的诗性品质，无疑与上述两位杰出诗人呈星火相接之势，甚至是最接近这两位历史诗者精神之为数不多的当代诗人之一。以诗品观之，其高贵无愧于闻一多，其朴素亦无愧于陈子昂。

 

 

　　从时态上来看，高贵与朴素作为理想，它是未来的；但作为与主体意志一致的追求，它又是当下的；从流程上来看，高贵与朴素作为产品，它是纯手工的，但作为与精神世界的唯一通道，它又是纯艺术界面的。因此，诗人简明所持或所认识的高贵与朴素，既有静态的坚守，又有随时间运动的创造。但在这两种姿态得到强调时，它显然不言而喻地与一般的随时代而变化的审美价值体系与范畴区别开来——它不是单纯的军人传统所赋予的英雄主义，也与单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与时尚、潮流意义上的高贵与朴素有着明显的界分时，又不属于愤世嫉俗和自命清高，但在对自身的道德、才华和诗性的独特认识上的自信中，又透露出某种非同凡俗的自诩——不过，这种自诩决不令人不快，就像哲学本身通过逻辑推论和辩证法最终抵达真理的光辉时，人们不仅没有不快，而恰恰肃然起敬一样。也正如他在《最后的对手》中对“对手”的至高无上的礼赞：美德与缺德是一对亲兄弟/就像我与我的对手/我们相生相克/我们同族同宗/我们不共戴天/我们珠联壁合/互为对手是我们共同的荣耀/如同伤疤与勋章一样/不可分割//。

　　因此，《最后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英雄的处世哲学和精神肖像，也是简明诗学品质、胸怀格局及道德宗旨的导言，对手的宣言，即英雄的宣言，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最俊美的文本标志和理想誓言：

 

不君不臣不忠不义者不配为对手

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者不配为对手

专横跋扈自命不凡者不配为对手

好高骛远花拳绣腿者不配为对手

孤芳自赏舞姿弄首者不配为对手

血气方刚有勇无谋者不配为对手

见风使舵隔岸观火者不配为对手

品行不端五官不正者不配为对手

大腹便便小肚鸡肠者不配为对手

东邪西毒南腔北调者不配为对手

利欲熏心鼠目寸光者不配为对手

纸醉金迷玩物丧志者不配为对手

忍辱负重甘居人下者不配为对手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者不配为对手

不敢越雷池半步者不配为对手

不敢上房揭瓦者不配为对手

半生不熟者不配为对手

不明智者不配为对手

不作为者不配为对手

存反骨者不配为对手

三只手者不配为对手

小人不配为对手

懦夫不配为对手

不以对手为业者

不配为对手

 

　　——英雄决不背信弃义，英雄敢于揭竿起义决不卑躬屈膝，甘受奴役，但也决不只存反骨，目无清平，一味举乱，英雄有成熟的心智和斗志，决不盲从也不作莽夫之勇，英雄有严格的自律，而决不自由无度，玩物丧志……

　　——简明把一切令人敬畏的事物都赋予了对手的属性，它们是鹰、雷霆、闪电、狮子，甚至以狡猾享有盛名的狐狸，更是自由的战士，更是完美主义者……在赞美这样的对手的同时，无疑也盛赞了诗人自身。正如诸葛孔明与周瑜虽为对手却彼此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当拿坡仑的铁蹄横扫欧洲大陆时，黑格尔这位德国思想界的大咖依然向这位马背上的将军投去了崇敬的一瞥，因为他复原了欧洲人的先祖开天辟地，创下惊天伟业的英雄形象，在逐渐被文明驯化的凡俗的人类面前重现了史诗般的神话。无疑，“英雄惜英雄”也是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美德和佳话，只是在具体的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却不免互相诋毁，而并不普遍地具备上述所举人物那样的胆识和气度。而简明的不同之处却在于，把一种斗争哲学毫无顾忌地放到一个并非真实战场的现代和平环境中，斗争的传统已然划上休止符，从而社会普遍已然处于一种忌谈斗争的趋势中，在商业社会已然用一般的包含法律和道德意旨的“公平竞争”话语取代“斗争话语”的情形下，简明的这种内含武侠精神的“斗争哲学”无疑是这个社会最坦荡、最透明、最无畏的一种英雄主义的回归。

　　在新近创作的《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淀》《白马寺闲笔》《书面语》《狮王》等长诗中，都表明简明对于是非曲直，对所崇敬与厌恶的的事物有一种鲜明的态度——毫不隐晦，单刀直入，一剑封喉：他歌颂小草坚韧不拔，九死一生而终成“大原”的壮丽辽阔；他赞叹陶品的内外兼修、表里如一与完美；致敬小淀汇成大淀，泽被四方的宏伟格局与美德；回顾“农四师”艰苦创业、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诠释“书面语”作为一种白纸黑字的证据式的存在，揭示其作为一种象征着所有与谎言、空泛之语、强词夺理……的对立性之原理。在所有的正面歌颂中，简明都强调了另一面存在的斗争现实，因此简明不是一位单纯的抒写歌颂体的诗人，他重视批判，直面现实，又在哲学的理性中维护着诗意的正义、并在不断的权衡中避免了好恶的主观。但简明的斗争哲学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显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好斗的形象，在事实上存在着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中，装饰于社会表层的主语乃是“公平竞争，友好合作”，毋庸讳言——只有这一主语指导下的成果才是受到法律和道德维护的，所以，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多数诗人的文本中，将采取一种道德和法律许可的虚假姿态，当它们批判时，却没有明确的标竿和尺度，没有明确的事件源起，而直接地进入定罪阶段，这种方式使得诗意处在一种“伪善”的层次上——在个人的主观意愿授权下，诗文本要么是先天地占据道德高地，要么是避谈矛盾的乌托邦乐园和温良主义——对于诗人简明来说，尽管在《最后的对手》中，貌似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先天的道德判断”，但是很显然，简明的对手原则，绝对是李白式的浪漫主义的典范文本，这种浪漫主义包含在简明对诗歌语言艺术的不懈探索中，包含在他作为一名当代杰出诗人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率真、豪放又不无诗书气质的个性与精神中，包含在他乐观、积极、决断而不失虔诚、智性的人格之自我塑造中，也包含在他文本中严谨的体制内风度和严肃的体制外探索及道法严格、自由张扬兼备的光彩夺目的成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