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感诗歌写作一直被误解？
《南方日报》蒲荔子专访 （诗歌月刊） 2008 年第一期）
导语：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广东诗人丘树宏诗集《以生命的名义》研讨会上，作为以张扬诗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著称的丘树宏的诗歌和有关诗人责任感使命感的话题引发专家热论。与会诗人和诗评家认为，丘树宏作为强调诗人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代表，其诗歌作品创作呈现出区别于主流诗歌之外的特征：秉承诗人首先应该有责任感的理念，他的诗真实而富有韵味，其可贵之处首先不在于是技巧，而在于精神境界。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人们对张扬责任感使命感的诗歌作品一直颇有非议，认为其粉饰太平、缺乏创新，但也有人认为，人们其实误解了这一类诗歌，这类作品既可以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也可以充满想象、充满浪漫。
广东诗人丘树宏诗集研讨会引发讨论
使命感诗歌写作一直被误解？
《以生命的名义》
为非典英雄树碑
丘树宏诗集《以生命的名义》由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作序，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了他从 2003 年以来创作的诗歌 128 首。其中，《以生命的名义》一诗曾在 2003 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电视台 “ 献给抗击非典医护工作者 ” 专题节目选为压轴节目，由众多著名艺术家合作朗诵，并作为该节目的标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年度的文化盛事 “ 唱响诗歌 ” 活动中，丘树宏一首《我是深山里的一条隐河》和舒婷的《思念》等诗一起，被音乐人谱曲演唱，也引发了一场热议。专家认为，丘树宏的诗歌直面社会，于直白平淡中见绚丽，舒缓悠长中见深刻，体现出了诗人应有的灵敏和锐利。诗集中的诗歌语言率真质朴，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又是一部情采飞扬的诗歌选萃。
写诗是一种责任
也成为生活方式
作为现任的广东省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作协会员 , 按时下说法 , 写诗似乎是丘树宏的一个与他的官员身份不太 “ 相称 ” 的爱好。他从初中开始诗歌创作，至今从未中断。据他透露，因受父亲与中学老师的影响，写作成为他的终生爱好，也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敲门砖，更成为他从政历程的 “ 法宝 ” 。
做中学教师时，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没想到书记反而看中了他的文字水准，让他去县委办公室工作，从此他一路仕途。在不断变化的工作岗位中 , 他用诗歌抒发个人情感，更记录社会现实，为港澳回归、抗击非典、神州五号飞天、取消农业税、珠海特区建设等社会大事留下了诗歌的见证。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说写诗已成为他的生活方式，每次出差或旅行，他都会用手机或电脑写诗咏怀，还一不小心成了 “ 手机诗歌 ” 的先驱。
丘树宏表示，现在写诗已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爱好，更成为他的一种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有限的资源，带动更多的年轻诗人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场，写出更多贴近现实、记录时代、颂贬社会的好诗。
专访：
丘树宏：诗人作家愧对这个时代
为什么写？
生来就喜欢，就好这一口
记者（下简称 “ 记 ” ）：你在农村长大，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
丘树宏（下简称 “ 丘 ” ）：爱好文学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解放前家乡唯一的中学生，虽然他中学没毕业，但读书比较多，喜欢给我们讲故事。逢年过节，他还喜欢写对联，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一幅，叫 “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 。我当时还小，老觉得有感觉，有什么触动，但说不清楚，读高中之后，才慢慢明白其中的意思。
另一个影响是我读中学时的一个语
记：有资料说你读大学时女朋友说你 “ 只有做诗人的命 ” 你才真正走上写诗之路的。
丘：原来什么体裁都写，长、中、短篇小说也写，诗也写，还写歌词，写歌剧、话剧。我女朋友是我的第一读者，她给我分析说，看来你还是写诗的命。可能是我写的诗感动了她。那时候给她写了很多情诗啊，最多的时候一天 4 首，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写。从 1980 年初开始，我就改为以诗歌为主攻方向了，实践说明是对的。
记：写的第一首诗还记得吗？
丘：第一次写诗是读初二的第一学期，在连平，那天下了很厚的雪，我写了首诗叫《冬云》，老师表扬了我。不过现在读起来自己也会脸红。
记：你希望搞文学创作却进了仕途，会不会打击了你做诗人的梦想？
丘：小时候真的很想做一个大诗人，这不是说我多么有理想，多么的高尚，而是因为我无法通过别的途径改变命运。那时候山区数理化老师奇缺，做教学实验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只能走文的道路。
记：后来工作这么忙，怎么能一直坚持？
丘：坚持这么久，我都为自己感动。很多人比我聪明，比我写得好，但没有我这样坚持不懈。我百分之百是农民出身，加上父亲遭受冤案，生活在底层，受生活所迫，就想通过做文的途径出来。后来慢慢演化成了两种想法：第一是生来就喜欢，就好这一口，你不让我干也得干。我每到一个地方，有什么感受都喜欢用手机写诗记录下来。第二是越是从政就越得写。其实从来就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人们对官员写作一直有偏见，认为他们主要是歌功颂德。其实纯粹的作家诗人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谁能说这就不是真实的生活呢？从九连山区到了珠海之后，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我觉得自己写东西的理念有那么一点升华：我目睹并本身参与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对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巨大成就，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从我自身的经历，我对社会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不能对这么巨大的变化视而不见。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盘点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我觉得我们的作家诗人确实有愧于这个时代。
为什么 “ 歌德 ” ？
写诗首先是写人，当官首先是做人
记：你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是政治抒情诗，这是你的自主选择，还是因为身份使然？
丘：当然与职业有关，因为职业与身份的关系，政治抒情诗成了我执著的追求和选择。当代诗歌界对这方面的关注太少了，有些诗人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近三十年来，似乎很难找得到哪一本诗集，或者哪一首诗能生动而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能与这个时代相符。政治是最大的人学，政治只要存在着，它就是一种社会、一种生活、一种现实，如果历史缺少了这一块，人们会觉得不可想像，那么文学不也是一样吗？在不排除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前提下，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书写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但个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和内心结合紧密的诗，更能给人们以内心的共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写政治抒情诗太空洞，甚至假大空，没有建立在社会、人性与生活的真实细节上。
记：现实是，官员和诗人、真诚和虚伪似乎不可兼得。官场总的来说是世俗的场合，而诗歌却需要赤子之心和真诚的情感。你怎么看，怎么处理？
丘：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两者都是有矛盾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程度不一而已。这只能选择尽量地把握两者之间的结合或平衡。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到的。说我的作品没有世俗的东西肯定是假的，但我写诗的基础首先是要做好人，当官也首先是要做好人。为诗为人为官的准则，“真”是首要的标准，我深知并一直追求怎么在有限的范围里，用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说出自己的真感受、真感情。然后还要坚持善和美。最高的境界，是要做到为人、为官与为文的一体，这确实不容易，但我是力争这样去做的。
记：你觉得你是 “ 歌德 ” （歌功颂德）派吗？
丘：如果说 “ 歌德 ” 是指真诚地、客观地歌颂真善美的东西，我就算；如果说 “ 歌德 ” 是阿谀奉承、甘做附庸、粉饰太平，那我就不算。
记：但人们认为文人、学者更应该起的是批判和警醒作用。
丘：“讽”、“刺”、“谏”、“贬”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歌”与“颂”同样也是，《诗经》就分“风”、“雅”、“颂”三类。社会是多元的，文学也应该是多元的。重要的是不是用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真诚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认为社会的主流是往前走的。比如说珠海，三十年前是怎么回事啊，杀头猪，整个城镇一下子都知道了，一个小渔村而已。现在怎么样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我不能说做文学持批评的态度是错的，社会是该有牛虻式的人不断提醒。这方面我同样是真诚的。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我同样有清醒的认识，有时甚至比很多人说得更尖锐，但这部分除了少量的诗歌外，我主要用政论文的方式去表达，我认为这样更合适、更有效。所以我写了为数可观的社科论文，不少还成了多种刊物的内参。
记：你认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诗太少？
丘：确实是这样。近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变革波澜壮阔、成就辉煌，这是现实存在，多么值得我们的文学和诗歌去表现、去歌颂啊。另外，就艺术形式和内容来说当然应该是百花齐放，但跟人类群体一样，有主流，也有支流，诗歌的主流应该也包括社会变革、社会大潮。大家都去写先锋探索诗歌，都是卿卿我我，就遮蔽了另一种存在形态，而且是一种主流形态。不管什么媒体，什么媒介，当然什么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用，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一种面对社会的介体，就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就有一个主流问题。
记：传统以来，顺应主流是不被看好的，你写作时会不会感到有无形的压力？
丘：倒没有太多的压力和挑战，顶多是觉得孤独一点。我只是尽力去做，有没有影响就不是我个人所能掌控的了。
为什么受关注？
我的诗不是上品，也决非下品
记：如果你没有现在这样的角色，你觉得你的诗是否会受到同样的关注？
丘：这很难假设。会，也可能不会。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坚持写作，关注现实、追求诗意，在诗歌上的成就可能会更大。我认为人们需要关注现实的诗歌，人需要诗歌向外对社会现实发出声音而不是只一味地向内。比如我写的反映抗击非典的诗歌《以生命的名义》，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选用了这首诗，是朋友看到后告诉我的。这说明只要有感而发，又注意艺术性，贴近现实的诗也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也会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也许不当官员我的诗也不一定就比现在更好。以前视野有限，这些年多读了一点书、社会阅历丰富之后，我深深的知道自己天赋有限，基础也不够扎实，做什么大诗人已经不大可能了。但我想我通过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行动去服务一批人、影响一批人、带动一批人，如果能有一定的成效，也会让自己欣慰的。
记：有评论家认为你的诗的可贵不在技巧而在于精神境界，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
丘：就诗艺来说，如果说我的诗还有一点可取之处，我想是我努力在现代诗中恢复和发展传统与古典的风格。我的诗一般押韵，排比和往复比较多，比较通俗平白，适合朗诵，跟现实结合而又有一定诗意。换句话说，我注重用诗意的方式，平白的语言，表达出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和变化。
记：这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纪初那场 “ 为艺术而艺术 ” 还是 “ 为人生而艺术 ” 的争论。你喜欢的诗人和诗歌风格是什么样的？
丘：最喜欢的诗人有李白、苏东坡和艾青，也喜欢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国外诗人喜欢普希金、拜伦和海涅。我最喜欢既现实又浪漫的文学风格，我的写作原则也就是在真实的基础上，一种有根有源的抒情和激情。至于技巧，我想我还是偏向于传统，比较注重环复、韵律和整齐。我想，既然你要拿出来发表，那就要让大家能够理解，能产生共鸣，即使内涵比较深奥，也应该让人在阅读和直觉上有点感觉。要不然你就写了放在口袋里，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记：你对自己的诗总体感觉如何？
丘：在广东有一定影响，在全国影响还不大。我曾经说过，我的诗不是上品，也决非下品 ―― 但也有极少数是上品，极少数是下品，大部分都是中不溜秋。
记：这次研讨会有专家认为你呈现了区别于主流诗歌之外的特征，你怎么看别人对你的评价？
丘：专家对我的评价我觉得多数是诚恳而中肯的，比如说我的诗歌意象多数比较平淡，欠缺更高更丰富多彩的想像。这是针对我的政治抒情诗来说的，应该不包括爱情诗和行走诗。也有我持保留意见的，比如说我形式上创新比较少，一首诗中重复的段落太多。我觉得这种诗歌形式的存在是允许的，尽可能整齐些，方便阅读和记忆，也适合朗诵。这既与古典诗歌相类，又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每一首都是同一种格式，只是每一首重复的格式都是不同的。
我知道自己的缺点，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不准备刻意地改变或者追随什么风格，写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我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我不奢望也不可能把每一首诗歌都写成大家叫好甚至是传世之作，只是碰到好的灵感就仔细经营一下。批评让我保持清醒也保持自我，尤其是坚定了我继续写诗的意志，让我继续保持自我，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将做一个诗歌的永远的仆人。
记：周围朋友怎么评价你的诗？
丘：大多对我的爱情诗和行走诗评价较高，比如《深秋，黄昏的树林里》、《爱的自白》、《父亲是座山》、《剑桥，我来了》等。也有不少人对我的政治抒情诗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还是珠海市大型文艺晚会朗诵诗的主要写手呢。
身外之事：
对广东乃至中国诗坛感到忧虑
记：广东被称为诗歌重镇，这里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诗歌民刊。作为广东诗人的一员，你怎么评价广东诗歌？有你尊重的当代诗人吗？
丘：改革开放初期还不错，但近十几二十年来，在全国有影响而人们又很敬重的诗人似乎很少了。许多所谓著名的诗人只是在诗人而且是少数诗人的象牙塔里打圈圈，在社会上却毫无影响力，他们好像也对所谓的社会影响、社会责任嗤之以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感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是诗歌的 “ 个体户 ” ，一直以来跟诗歌界的联系不深，不够了解。
对中国诗坛和广东诗坛，我总体感觉是热闹中隐含着很多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老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还是那句话，诗人们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实践是有愧的，面对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我们的诗歌是缺位了。诗歌界似乎跟现实贴近的诗人很少，所以我准备策划搞一次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全国性诗歌大赛，以期引起关注社会大事。另外，诗坛似乎比较乱，甚至有点儿媚俗，缺乏主流坚持，缺乏价值引导，缺乏艺术脊梁，缺乏精神领袖。全国有不少的作家协会和官办刊物过于“官化”，不够重视“草根 ” 阶层，有的还搞小圈子，忽视和排斥圈外人，有的甚至将公有文学资源当做“自留地”而拥以自重。这几年来民间文学团体、文学民刊的兴起和基层草根文学活动的兴起，既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取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以上问题的抗议与反叛。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声音，要求有自己的位置。
记：虽然你是 “ 个体户 ” ，但我想你依然关注诗歌现场。有人说，现在的诗歌被边缘化，诗歌的力量其实很薄弱，只能靠 “ 梨花体 ” 、裸体朗诵这样的娱乐事件才能吸引眼球，你怎么看？
丘：诗歌确实是一种高雅的文学体裁，但也不要把诗歌看得太高，说到底它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而已。在平和时期，诗歌是文学的自在形式，似乎是“无为”、 “ 无用 ” 的。这是它的特质。现在是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又是物质高度膨胀的时代，吸引人们眼球和灵魂的东西真是太繁荣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包括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重要。但是，到了特定的社会阶段，在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关口，诗歌因其写作快速、传播迅速、短促有力，有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它可能又会重新“出山”的。但过后它又会回到本原。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作为“社会人”的诗人自身的问题。从长远看我还是对诗歌抱乐观态度的，这需要时间。
记：最近广东诗人杨克发起了“唱响诗歌”活动，你和舒婷等诗人的诗被谱成曲，这个月 25 号就要在东莞演唱，听了后感觉怎么样？
丘：虽然有争议，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的。可能我写的许多诗歌本身也比较适合朗诵，容易谱曲，所以选了我的诗。当代诗歌只有极少数能唱，少数能诵，大部分只能读、只能看。这也是新诗的特质所在。应该申明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诗歌能代替歌词，诗歌就是诗歌，歌词就是歌词。主办者搞这种活动，我想主要是为表达一种呼唤、一警醒，因为现在许多的诗歌作品离“诗”、离“歌”确实走得太远了。搞这种活动我觉得挺好的，但也不要让人们误解了，以为所有诗歌都要写成歌词，所有诗歌都能够唱。
记：现在公务员里文学爱好者也挺多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丘：中国自古就是官文一体的，古代除武官外，不懂文就不能做官。中国的文官制度甚至被英国等国家借鉴运用得出神入化。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许多都很会舞文弄墨，有些人的文艺造诣还很高，成就甚大。但近三十年来，却对公务员特别是官员从文一直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氛围。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无论什么人，喜欢文学都是个很好的爱好，公务员也一样。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这种爱好更值得鼓励和宣扬。文学创作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独立思考，还可以提高个人的综合素养，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专家评论：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青海省副省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那场骇人听闻的ＳＡＲＳ风波中，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曾感动了多少苦难中的病人？曾激发了多少与死亡、与病魔搏斗的医生和护士的斗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首诗歌既是一篇与万恶的ＳＡＲＳ作抗争的“战斗檄文”，更是关注生命、关注时代的历史名篇。诗魂系之于诗人对人类苦难与命运的深情关注，诗人的心灵与人民的心灵之间节奏的同步搏动，让人肃然起敬。
叶延滨（著名诗人、《诗刊》主编）：
丘树宏的诗值得诗歌界关注。在今天鱼龙混杂、纷繁复杂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健康、积极、向上并且深入的态势。我们以前总觉得这样的诗歌是一种主旋律的诗歌，比较干巴，概念化，而丘树宏的诗歌创作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充满了对生命的关切，越来越接近诗的本质，而且诗艺也很独特。
李瑛（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丘树宏主张诗人的社会责任，我非常同意这个理念，而且这个理念在今天显得更加可贵。诗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诗影响着人的思想感情。如果说他的诗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建议他可以再加上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增强意象的运用，扩大读者的阅读联想。
张同吾 ( 著名诗歌评论家 )
丘树宏的 诗歌作品中不少篇章写了风光和旅游，在优美的词句中，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都是对生命的礼赞，都是蕴育着甜美的文化礼物，让人们感受到馥郁芳香，用一种美妙的情思，跨越国度的界限，去赞美人类文明。
最让我感觉到精神璀璨的是一首诗《柏林 ・ 长城》，他能把柏林墙和长城相对比，绝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恰恰体现了他强烈的人类意识和深切的历史感悟，热情地讴歌了人类的意志与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