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钦《知时斋说诗》连载（六）

走向新世纪的中华青年诗词

——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之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数千年悠久诗歌传统的伟大民族。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基石和根本。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来，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因，由于白话文学和白话诗对传统文化和中华诗词的过度冲击，也由于“诗词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无意误导，致使中华诗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并且使中华诗词曾被称为“死亡文学”。但是，只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具基本常识，就能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正是那些在有意无意间要让诗词走向“死亡”的“倡导者”，他们自己却恰恰是诗词创作的行家里手。如第一个倡导新诗并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的胡适博士，他在新诗领域所付出的心血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逊色于他偶一为之的诗词领域；而他在为《尝试集》所作的长篇序言中，不仅大量引用旧体诗却没有引用一首白话诗，而且即便是自称为“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的“誓诗”，也是一首非常地道的《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为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朽，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又如声言“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鲁迅，他自己却创作出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媲美唐宋甚或超出唐宋的千古佳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题》），等等。再如大家熟知的闻一多，更是在文学革命多年之后，又发出了“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慨叹。而在回答“为什么‘五四’前后很多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向写旧诗”的提问时，在新诗、旧诗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郭沫若曾经这样说：“旧诗词的……语法和韵律，在民族的语言规律和生活情绪上，是有它的根蒂的。”既然这样，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对于诗词的创作实践，则更加有力地说明：中华诗词不仅可以适应现代生活、可以运用现代语言、可以深入当代人心，而且可以创造出一个当代诗词的艺术高峰。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正是这位曾经说过诗词“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者，他在自己几十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甚至在他的书法艺术中，都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革命风格”，但却独独从未对在诗词方面的文学创作进行过任何主观的“改革”。恰恰相反，他还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强调：“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也正是他的《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长征》《卜算子·咏梅》《沁园春·长沙》《忆秦娥·娄山关》《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贺新郎·别友》等著名诗（词）篇，为那一代的青年人树立了优秀的学习典范。而此后无数的青年学子们，不也大多正是在鲁迅、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诗词的艺术熏陶之下开始认识诗词、熟悉诗词并最终热爱诗词的吗？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嗜书如命的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读书，就委托有关方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中芦荻，进中南海做了他的“侍讲学士”。在一次闲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芦荻：“北大开不开诗词课？”又问：“《宋词选》为什么只有一部注释简单的胡云翼选注本？”并且还颇有兴趣地说：“我们一起来搞一部《宋词选》好吗？搞一部《诗词曲选》好吗？这样的书出版社给出吗？”此时的毛泽东，可能早已忘记了他自己在“文革”中曾经说过的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没有强调要办文科大学，我们已经无须再加考证。而他老人家对于诗词的关注，却绝对不能理解为“随心所欲”的偶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当我们回眸20世纪时，人们才蓦然发现：历史，原来并不是可以人为割断的！我们应当感谢中华诗词学会，应该感谢著名诗人林从龙先生。多年来，他为了中华诗词事业的振兴和发展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我们还应该感谢霍松林、刘征、梁东等所有关心、支持诗词事业发展的人们……我们还应当感谢中国科学院的杨叔子院士。他高瞻远瞩，振臂一呼，并以一篇宏文《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表达了历史及所有诗人和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中华诗词以其超常而不俗的想象、新奇而巧妙的构思，启迪着、开拓着人们的思维，呼唤着人们的创新意识……影响着人们感情的陶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的活跃、创新能力的加强，势必引导大学生对人、对事、对社会、对自然的深入思考，引导大学生乐于献身、勇于开拓，引导大学生对祖国与民族及其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深刻了解和无比热爱。而这一切，又势必直接引导大学生素质的提高，民族根的加深加固，爱国情的加强加厚……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高度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诗词的功能，一定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中华民族的繁荣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功德无量的贡献！

　　诗词喜看百花鲜

　　1993年，首届中华青年诗词研讨会在郑州黄河游览区隆重举行。参加这次盛会的八十多位代表，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及印尼、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青年诗人，最年轻者只有二十多岁。当时的中华诗词副会长兼秘书长孙轶青，在大会的开幕式上指出：“我们今天在青年中提倡爱好、阅读、研究和创作中华诗词，这符合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整体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的首届中华青年诗词研讨会，就是中国诗歌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这对于中华诗词事业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好雨《黄河高唱摇篮曲，慈母欣看雏凤飞》，见1993年第17期《中华诗词通讯》）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华青年诗词学会筹委会，并于1994年在广东清远召开了第二次青年诗词研讨会。自此以后，作为全国青年诗词运动蓬勃兴起重要标志的青年诗社，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迅速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华诗词在全国青年中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为了更多、更全面地掌握青年诗人的基本情况，笔者作为筹委会副主任，曾于1995年在向全国五十多位筹委会理事发出的登记表中，设计了五项内容，有意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当时的全国青年诗词界具备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大家对于世纪之末出现的青年诗词运动，表现出极大的渴盼和极高的热情。在论述自己对当前青年诗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普遍要求尽快成立中华青年诗词学会，积极发展会员，壮大新生力量；要求尽快创办《中华青年诗词》，定期举办青年诗词研讨会，筹措奖励基金并开展青年诗词的经常性评奖活动，让当代青年能够向社会展示诗人的风采和才华。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江西女诗人徐晖说：“要编辑出版《中华青年诗词选》，不是每人一至二首，而是每人一至二辑，力争全面展现青年诗人的创作风貌。我们要让历史证明：中华诗词后继有人，永远不会断层！”北京的董澍则高屋建瓴地说，青年诗词要“吸收传统精华，以继承固根基；扩大内外联系，以团结为力量；打破思维定式，以创新求发展；发扬创业精神，尽快收复诗词在文化市场的失地”。而香港诗人朱自强则清醒地告诫说，当代的青年诗词“目前仍以普及为主，同时要推动诗词改革”。诗人们的这些共识，其实就是我国青年诗词运动发展的前提与条件、兴盛的土壤和基础，同时也是中华诗词的明天和未来。

　　第二，关于个人的诗词观，几乎每一个人都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综合来看，重要的有以下几项。湖北赖海雄简明而深刻的表述，代表了绝大多数青年诗人的心声：“当代诗词应该反映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生活，抒发真情实感……追求健康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而浙江黄心培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同样的道理：“感情须真，开拓须深；探索须广，创意须新；格调须高，陈言须除；人品须端，辞义须曲。”海南诗人周济夫谈道：“学诗不专主一家，大抵以为须有寄托，能见情怀，尤推崇意境之说。诗风则追求清新自然，不主张过多用典。用韵不妨古今并行。”这与浙江高利华的“诗词是一种古老而精致的艺术样式”，“无论如何变化，她那独特的文字意境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和约定俗成的美听音律缺一不可”的识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还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诗词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甘肃柳芸说：“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光大传统，更要突破传统、发展传统、超越传统。”甘肃胡喜成说：“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归宿。”而湖南伍锡学则说：“当代诗词应力求题材新、感情新、意境新、语言新；须用现代意识、现代语言来反映现代生活。”澳门冯倾城、河南胡秋萍和江西段晓华三位女诗人，分别表达了自己诚恳的心声：“诗词创作应具有时代气息，不要陈腔滥调、无病呻吟，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诗词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道出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深刻的人生真谛。”“诗词乃性灵之物，不必负载，自在自呈；虽为小道，却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将为诗词创作的多样化和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保证。”

　　第三，中华青年诗词学会筹委会的50多位理事，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下，他们多为全国各地诗词组织的骨干力量。仅就个人创作而言，曾公开发表诗词作品在100首以上者有32人，其中创作作品在1000首以上者有6人，在省级以上获得过重要诗奖的有18人；就工作素质而言，有24人现任当地诗社常务理事以上职务，有12人为当地诗刊编委、副主编，有17人出版诗论10篇以上或诗词专著1部以上；就具体分工而言，他们工作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其中从事文化宣传者有16人，在大专院校任教者有8人，在中小学任教者有5人。这是一支多么精干、强劲的青年诗词队伍啊！尤其是在文化宣传部门和在大专院校任教的诗人们，他们独具优势地进行着中华诗词薪火传承的神圣事业。而更多的青年诗社、更为年轻的诗人，不是一直在全国各地、在各大院校层出不穷吗？基于此，我们才更有理由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华诗词真正百花盛开的春天就要来到了！

　　路曼曼其修远兮

　　1987年，在我国20世纪中华诗词的发展历史上，注定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第一届全国诗词研讨会于这一年5月在湖南岳阳隆重举行；中华诗词学会于这一年的端阳诗人节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盘中华诗词吟诵名家集锦录像带在语文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诗词学（协）会，大部分在这一年先后成立……

　　于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沉寂了六十多年的中华诗词，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之下，便从此开始了她艰难但却是历史性的重要复兴。而今，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即将过去，我们中华诗词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鼓舞人心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参加创作人员的数量或质量，也无论是创办诗词报刊的广度或深度，都达到了20世纪甚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境界。

　　1999年，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坐标上，中华诗词的发展又树起一座座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里程碑：由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组织举办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取得巨大成功，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由团中央青少年基金会组织的“中小学生古典诗文背诵工程”在北京正式开始实施；中华诗词学会新一届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正式履行职责；中华诗词学会第一次正式设立了青年部……

　　2011年9月，由国务院参事室主管的中华诗词研究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成立。在数千年中华诗词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本人应邀参加并见证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盛典，可谓三生有幸！从此，中华诗词研究院与中华诗词学会两大机构（团体），在中华诗词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精品提高与创作普及等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明晰的分工，必将使中华诗词这一古老的艺术之树，焕发出新的艺术青春。

　　当然，对于诗词本身而言，我们还必须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过去，我们没有妄自菲薄，在无编制、无资金、无办公地点的“三无”情况下艰苦创业，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现在，我们则不能妄自尊大，还有许多地方仍处于“三无”的困惑之中，而诗词还远远未被社会承认，其影响也仅仅局限于诗词圈内的“孤芳自赏”……尤其是在一些青年诗人当中，还存在着一些可怕的创作倾向：或者将自己“画地为牢”地约束在个人的恩恩怨怨，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或者把“置之唐宋而乱真”作为自己孜孜追求的创作目标，满足于作品“得某某之真传”“承某某之衣钵”并以此为骄傲；或者使作品“字字有据、句句有典”，借以显示自己功力深厚、学问高深；等等。

　　其实，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现象。如果不对此有所警觉，今后制约中华诗词发展命运的因素，将不再来自社会外部，很可能就将因此而“自毁长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请想一想：诗圣杜甫即便在自顾不暇的多年战乱中，不是还时时在忧国忧民吗？诗仙李白无拘无束的豪放情感，有多少是借助于前人的“典范”而抒发的呢？有几首艰涩难懂、堆砌典故的作品能够在诗歌史上广泛流传呢？

　　温故而知新。如果我们对当年的五四运动略加理性的辩证分析就不难发现：胡适先生八十多年前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尽管已经属于近百年前的“刍议”了，但是除去“三曰”“七曰”另当别论，又有谁能够否认其余“六事”的现实意义呢？就“不模仿古人”一事，胡先生又具体解释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中华诗词“上下求索”的发展进程中，其状况很大程度将取决于中华青年诗词的发展状况。如果说胡适的“改良八事”是针对整个新文学而言，并且也确有“矫枉过正”之嫌的话，那么，将胡适当年的“文学八事”改良成为我们当代的“诗词八事”，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无病呻吟；

　　三曰倡双轨韵制；

　　四曰敢承旧创新；

　　五曰弃陈词僻典；

　　六曰少模仿古人；

　　七曰要走向社会；

　　八曰对时代关心。

　　实际上，这些在“五四”时期就曾争论不休的“焦点”，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也已经是讨论多少年的“老问题”了。而今，之所以还要再次提出，是因为它仍然属于妨碍和干扰诗词创作的“新问题”。比如“倡双轨韵制”，当年的先驱们甚至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一）作者各就土音押韵……（二）以京音为标准……（三）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见《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而关于“承旧创新”的问题，已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也应该是当代青年诗词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归宿。所谓“承旧创新”，当然首先以“承旧”为前提，但必须以“创新”为目的。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如果还一味地沉醉于唐诗宋词的“辉煌光环”里，那么即便再过五十年、五百年，我们或许仍然是在“原地踏步”！

　　中国的诗歌，历来具有优秀的教化传统，也历来与学校和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孔夫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到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以诗取仕”；从中国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蒙读千家诗》，到我们最近出版的《新编千家诗》，这其中不就贯穿着“学”与“诗”的丰富内涵吗？已故著名学者、诗人华钟彦教授，在刚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就在河南大学开办“诗词选修课”并坚持多年；已故著名诗人李允久先生，则长期坚持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和“羽帆诗社”等学生社团中开办诗词讲座——本人就是在他们的直接传授和影响之下，逐步由兴趣、爱好而开始迷恋上诗词创作活动的。湖南师范大学的陶先淮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鼓励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词作者，并且编选出版了《麓山雏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江苏徐州的黄新铭先生，则在培养中小学生的诗词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还有林从龙先生和许多的专家学者，多年以来应邀在全国各地大学讲授中华诗词，不知影响了多少大学因此成立了诗词社团，更不知引发了多少学生的诗词兴趣……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不仅迎来了中华诗词发展的真正的春天，而且诗词的创新也早已经处于尝试、探索和试验的过程中。比如已经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自由曲”“度词”“新词”“新曲子词”“俳句”“巷中体”“新古体诗”“六行诗”及一些同类的“新品种”等。尽管它们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缺憾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修整，但是毕竟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例如“度词”“新词”，已经编选出版了多集作品选并受到了有关诗人、专家的高度评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诗体形式、更好的诗词作品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中国汉语最佳的诗歌表达形式；中华诗词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她与千百万中国人民血脉相连的传承联系，也不是可以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过中华诗词学会及各级诗词组织和各位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中华诗词必将名正言顺地、大踏步地走进我们的大学校园！而当代的大学生们，21世纪是你们的，你们肩负着发扬光大中华诗词光荣传统的历史任务。你们任重而道远，因为你们的明天就是中华诗词的明天，同时也就是祖国诗歌艺术的明天！

　　作者简介： 王国钦，笔名溱洧、好雨，网名溱洧泱泱、好雨当春，号知时斋主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创新研究会执行会长,《天下诗林》主编，河南诗词学会副会长。著有《知时斋丛稿·守望者说》《知时斋丛稿·歌吟之旅》《知时斋说诗》《知时斋诗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