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诗言志”的传统，建构起中国诗歌的精神脉络

　　中国诗歌精神的源头就是“诗言志”。“诗言志”主张倡导一种价值、一种精神，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文天祥等都是代表人物。他们高扬“诗言志”的传统，建构起中国诗歌的精神脉络。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何谓 “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含义，总之，属于精神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如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比如，情是个人发动，爱就有指向，需要对象，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就是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就是倡导价值、弘扬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诗言志。精神的源头是情感，但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提升，就可能转换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

　　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确立者是屈原。他追求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完美，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宁愿舍生取义，其诗歌所传递的精神，显现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屈原的《离骚》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和他坚持理想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

　　陶渊明和陈子昂是中国诗歌精神的开拓者。陶渊明不求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乐道，其《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可谓一份坚守心中之道的宣言书，一篇大隐于市的心灵告白。陶渊明平淡冲和的后面，是其“守道”的风骨气象，因此历来被推举为士大夫精神的榜样。陈子昂则在逶迤颓靡风气盛行之时，意识到他心中看重的精神价值必须通过诗歌发声，因此提出确立诗歌正道，发出震古烁今的呐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呼唤恢复强调精神性追求的诗歌主潮，即汉魏风骨和兴寄传统。陈子昂顺应时代要求，振臂一呼，应者如云，被誉为“盛唐之音”。

　　中国诗歌精神两个并肩而立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他们出现在盛唐期间，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文化的青春上升期。李白自立自傲自强的人格随时见诸诗作：“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冲决罗网的自由精神，如大鹏展翅翱翔九天。他从前人广泛吸取精神力量，可以说是自由意志、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集合体，所以龚自珍这么评价李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杜甫则是儒家的美学代言人，杜甫年轻时具有强大的个人主体性，“诗是吾家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深刻体会了百姓疾苦，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诗圣”。杜甫最著名的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到自己陋室的茅草被秋风吹走，又逢风云变化，大雨淋漓，床头屋漏，长夜沾湿，一夜凄风苦雨无法入眠。但诗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处于流离失所的命运。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仁爱”思想，正是儒家精神的传承弘扬，其诗歌可谓儒家精神的最佳阐释者。

　　中国诗歌精神的发扬光大者是韩愈。韩愈在思想混乱的历史关头，痛恨于情欲的泛滥、修辞的奢华和异端的蛊惑，开始发起“原道”“原学”等运动，表现出自觉的修道修身，开启新的文学革命。韩愈高擎“道”之大旗，写下《原道》《师说》等著名文论。《原道》强调“道”的重要性，《师说》指出“传道”的必要性。韩愈将其“道”贯彻于其诗歌中，成为“诗言志”的践行者，也是“传道”的文学复兴运动的领袖。

　　将中国诗歌精神实践到底的是苏东坡。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但他坚持心中之“道”不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可谓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他称自己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恰恰是其被贬之地，可以理解为在最艰难的时候，苏东坡仍坚持以“道”为最高准则并坚定地走在“行道”的路上，所以他内心坚定，不断以“道”的标准完善自我，达到了一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境界。

　　将中国诗歌精神弘扬为浩然正气的是文天祥。其《正气歌》是在囚房里写的，虽然“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但文天祥深感浩然正气的存在，故作《正气歌》一首：“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遭遇险境，困于囚室，但因为天地间圣贤们的光辉照耀和精神激励，胸中涌动浩然正气，泰然处之。

　　“浩然之气”的说法来自孟子。他将昂扬向上的精神性力量称为“浩然之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里说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精神性力量，但这种精神性力量“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之气”需要长期培育涵养，否则就不会生长增进，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为之注入心血，增强能量。这种“浩然之气”，也是持续增进加持着中华文明的中国诗歌精神。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诗刊》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