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散文诗写作与散文诗观

 

　　提问者：熊夫木，作家，媒体人
　　答问者：罗长江，诗人，作家
　　时  间：2014年4月10日
　　
　　我就想从内容到形式来一场颠覆式的革命
　　
　　熊夫木：您好！《散文诗》杂志2012年为您的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开辟评论专栏，每期刊发一线评论家的文章。“编者按”称《大地五部曲》为熔铸史诗气质的鸿篇巨制：“其庞大的思想根系，精微的心灵气象，自如的气息吐纳，蓬勃的生命意识，将散文诗超拔到一个崭新高度，我们认为，这不仅是贡献给散文诗界难得一遇的大文本，更是当代散文诗创作的重要收获。由此，我们有了在一个全新维度来探讨与解密散文诗的庞杂与丰富、先进与优越的可能。”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历时十年，创作这样一部近六十万字的，体量堪称“世界之最”的散文诗巨构？
　　罗长江：非常感谢《散文诗》杂志，非常感谢为专栏以及在其他报刊为《大地五部曲》撰写评论文字的方家。诗人卜寸丹执掌的《散文诗》杂志，办得非常认真和投入，她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有着超乎常人的体悟与认知。她认为散文诗是骄傲的艺术，散文诗写作是高贵的写作，作为掌门人，她是把《散文诗》当作一种神圣的事业来做的。
　　我写《大地五部曲》，一是认为散文诗并非只能“短”，也可以“长”。国外诗人、作家如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纪德的《地上的粮食》，尼采的《苏鲁支语录》，佩斯的《远征》，彭燕郊的《混沌初开》等，都是长篇散文诗的玑珠之作，可见尽管精短是散文诗的通常形态，但不等于散文诗只能精短。二是对中国散文诗曾经误入歧途严重不满，我就想从内容到形式来一场颠覆式的革命，以期或多或少改变散文诗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三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学者痛感中国作家有土地意识，而少有俄罗斯作家的大地意识和大地精神，而大地的辽阔、丰繁、沉弘、浑灏、斑斓与芜杂，正好为散文诗彰显大地意识和大地精神提供一个施展拳脚的偌大舞台。
　　我在《大地苍黄》单行本的自序中写道：在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中国散文诗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是最早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且处于高峰的创作。但是，种种缘故导致《野草》的精神传统未能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现代诗特别是散文诗的一贯主流。越到后来，散文诗越发成为陈旧的浪漫主义诗风与趣味的重灾区，各种轻吟漫唱、风花雪月、自我私我、滥情矫情、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小摆设，直白单薄的颂歌或牧歌，成为相当长时间里散文诗写作的时髦与程式。林贤治先生一语中的：“中国现代散文诗是从泰戈尔和冰心的译文中发展过来的，匀称，圆融，静穆，优雅。1949年以后，连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散文诗里泥土的苦涩气息也没有了。在意识形态对于颂歌的大批量的要求之下，散文诗在诗人手中正好用来制作凑热闹的小玩意，制作宫灯，它不是照耀的而是点缀的，风雪的夜空和泥泞的道路与它无关。”新时期以来，包括分行体新诗在内的各种文艺样式都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遗憾的是，“新时期散文诗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经历深刻的自我否定和颠覆，以至于基本上是沿着传统的道路走过来，较少受到现代思潮影响和渗透”（徐成淼语），观念陈旧滞后仍是制约我国散文诗创作的瓶颈。直到有了彭燕郊、昌耀的创作实践，中国散文诗才真正接续了《野草》传统并有所开拓发展。“不少作者已经或者正在努力摆脱陈腐的浪漫主义影响的残余，摒弃那种新式风花雪月和多愁善感，厌恶那种以散文诗为博取廉价效果的精致玩艺的轻率作风，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有现代意识，更人性，更富于新的诗的素质”（彭燕郊语）。我是抱着非要给中国散文诗争一口气的想法，写作《大地五部曲》的。既然是探索是实验，自然期待见仁见智的各种批评。
　　
　　我的“野心”是做一名文体作家，写出里程碑式的作品
　　
　　熊夫木：谢冕先生在序言中将您的《大地五部曲》呼之为“关于大地的伟大交响曲”；秦兆基先生在他的新著《散文诗诗学》中称：“持清醒公允的态度来看，时下中国散文诗也有足以震古铄今、与世界散文诗经典相颉颃的作品，如彭燕郊的《混沌初开》，罗长江的‘大地’长篇系列。”又说：“在文学史上，《大地五部曲》应该有着自己的位置。”邹岳汉先生在序言中称：“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彭燕郊树立了继鲁迅《野草》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在抒情散文诗领域创造了一个奇迹，一座高峰；罗长江则在叙事散文诗领域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另一座高峰。从彭燕郊到罗长江——‘双峰并峙’。”王幅明先生在《散文诗的史诗性巨著》一文中称：“波德莱尔对散文诗文体有开拓之功，但他只能代表十九世纪；鲁迅和彭燕郊则代表二十世纪；罗长江属于二十一世纪。笔者有种预感，《大地五部曲》或将作为二十一世纪散文诗的史诗性巨著，永久载入中国诗歌史。”这几位评论家都是圈内资深望重的高人，他们对《大地五部曲》的推崇，达到了罕见的高度，着实令人激动和振奋！
　　
　　罗长江：如你所说，你所列举的几位评论家毫不吝惜他们的首肯和推崇，同样令我激动和振奋。先说诗学泰斗谢冕先生，他是我素所敬重的大家，尤为钦佩他在那场“朦胧诗”论争中表现出的学术担当与理论勇气，他在我国当代诗歌评论界的“天花板”地位和声望为众望所归，得到他毫无保留的肯定，实在是一件至感开心的事情。与秦兆基先生的文字之交始于《大地五部曲》写作，他是我国散文诗理论终身成就奖得主，对我国散文诗理论的建树无人能出其右。邹岳汉先生是我国第一家散文诗刊物的创办人，尔后率先主编散文诗年选，一直身处我国散文诗事业的第一线，可谓居高声远，老马识途。王幅明先生以巨大的热忱相继主编《中国散文诗九十年》和《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以极具情怀、眼光独到享誉散文诗界，把散文诗比作“美丽的混血儿”就是他的专利。
　　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写作者，都揣有一个艺术梦想。陈忠实希望写一部能够安妥灵魂的书，于是有了《白鹿原》。而我的“野心”是做一名文体作家，写出里程碑式的作品，为长篇叙事散文诗蹚出一条新路而尽其绵薄。这一想法主要是受王蒙先生《文体学丛书·序言》的影响。他说：“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体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
　　大地主题、人性思考和灵魂抒写，大地精神、中国底色和人类意识，是我为“五部曲”写作确定的基调；五卷作品分别对应“五行”金木水火土，则是着意彰显中国底色的一种预设与生成。怀想一座村庄的美丽与沧桑（《大地苍黄》），还原一场昨天的战争与国家记忆（《大地气象》），见证一条老街的前尘与今生（《大地涅槃》），托出一群峰林的瑰丽与神秘（《大地芬芳》），聆听一曲“天地人鸟”的交响（《大地梦想》）——五大卷的题材覆盖了乡土文明、民族战争、旧城改造、生态文明和人类梦想。通过内容上摄取重大题材，熔铸史诗品质；结构上五部作品各异，构建大地交响；形式上“跨文体”，穷尽散文诗写作的种种可能；语言上坚持诗性书写，彰显散文诗的本质属性；思想上体现最深切、最深入、最深沉的精神运动，试图颠覆散文诗固有模式和形态，让散文诗如同大地般丰繁、辽远、斑斓与磅礴，呈现出大地般的泥土感、厚实感、起伏感、宏阔感、美丽感和沧桑感。
　　我尤其喜欢跨界奇人达芬奇的一句话：“能飞的地方一定要飞去，不能飞的地方也要飞去试试看。”抱着挑战不可能的念头，试图将不宜入散文诗的题材写成散文诗。比如散文诗正面写一场浩大战争，写一条老街在旧城改造中的命运沉浮，都是犯忌的，没有先例的。将丰繁、复杂和辽远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叙事散文诗写作，必然带来题材的重大，内容的厚重、深沉和宏阔。然而，叙事散文诗的本质是诗。近六十万字的大体量，一以贯之保持诗性和诗意无疑是最大的挑战。我对五部曲的题材、架构、跨文体、思想厚度有一个基本的估量，但如果诗性上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了。所以，第二卷《大地气象》写战争，为解决诗性这一难题几易其稿，时间跨度长达8年。编辑家、评论家邹岳汉先生阅诗无数，在散文诗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说：“作为一部成功的叙事散文诗作品，根本性的标志就是其诗性的纯粹与浓度。罗长江深谙此道，其叙事散文诗是地道的诗意的书写。”他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形式上，则致力于“跨文体”写作，藉以放开散文诗的天足，从观念上为散文诗彻底松绑，还散文诗以“自由身”。散文诗是散文和诗的混血儿。从散文这一块来讲，我除了容纳文学散文，还吸纳了神话、童话、民间故事、戏剧、小说、电影、纪实文学、口述历史等叙事文体；再就是吸纳了非文学的话语样式，诸如新闻消息，现代媒体中的博文、跟帖、简书，应用文类的日记、书信、短评、电报稿、布告、祭文等。从诗这一块来讲，除了容纳中国古典诗词、分行体新诗、日本俳句，还吸纳了民歌、童谣、巫歌傩曲、套曲等。所有这些形态各异、美学特性和功能不同的文类，经过移植、重组、嫁接、拼贴、揉搓、穿插等，改造成为整体意义之散文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葆有散文诗主体属性的，多元、开放、自由的艺术集合体。评论家敬文东说：“《大地五部曲》各种文体多管齐下，使得大地的复杂性、多样性、爱恨情仇一并得到没有死角的诗情抚摸，提供了一个散文诗还可以这样写的新文本、全文本。”评论家龚旭东说：“时间将证明，罗长江创造的这一艺术奇迹，将是当代中国文学文本研究绕不开的一部勇气之作、大气之作、开创之作。”《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是具有广泛影响的诗评家之一，他说：“《大地五部曲》让我大感震撼，这震撼固然和其体量有关，但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这部作品的恣肆汪洋、元气淋漓，既是一个结构宏大、肌质复杂的语言织体，又是一个能量充沛、辐射着巨大生机和活力的自在生命。兼有如此质量和体量的当代作品，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还当真是凤毛麟角。这一文本的内涵，早就大大撑破，或者说溢出了通常所谓‘散文诗’概念的外延。如果一定要对其进行某种总体定性的话，可以说这正是许多诗人作家梦寐以求的‘大心灵书写’或‘诗性总体书写’的产物，一个兼具复调和复合性质的超级文本。”自己的艺术追求与探索得到印证与认可，没有比这更欣慰的了。
　　
　　熊夫木：论体量，《大地五部曲》堪称“世界之最”；论题材和内容，覆盖到乡土文明、民族战争、城市嬗变、生态文明、人类梦想等，在叙事散文诗领域当也是前无古人吧。因此，有评论家说这是散文诗领域一场颠覆性的革命，狠狠颠覆了人们对散文诗的习惯性认知。您是怎么想到要以大地为书写对象，而且一写就是重大题材，一写就五大部呢？
　　罗长江：以大地为书写对象的动因有二：一是有学者痛切地发现中国作家只有土地意识，而没有俄罗斯作家的大地意识；二是受此触动，惊喜地发现没有比“大地”更大气、更丰盈、更厚实、更接地气的了。至于五卷本的构思则是逐步完善的产物，当我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五行与大地的隐秘、内在的联系，当即敲定：必须是五部，只能是五部曲！那种狂喜啊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便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芙蓉》杂志首届文学讲习班，听作家叶蔚林讲创作《没有航标的河流》的体会，其中留给我印象至深的一点：一个作家如能找到最适合自己作品的形式、载体和叙述方式，哪怕只有一次，就非常幸运了。因为大量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到或者遇不上。于是我想，我是幸运的，起码遇上这一次了。
　　以大地为写作对象，还原或致力接近大地的形态、属性和内蕴是我之写作的内驱力。写大地，理应呈现和彰显大地的丰繁、辽远、斑斓与磅礴，呈现和彰显大地的泥土感、厚实感、起伏感、宏阔感、美丽感和沧桑感。大地有平原亦有高原，有草地亦有沙漠，有坦荡的湖泊亦有皱褶的山岳和深深切割的峡谷，有大都市亦有无人区，有芳草地亦有泥石流，有星云亦有陨石，有明亮清纯亦有混沌晦暗，有朝晖夕阴、明月清风亦有狂风暴雨、山崩海啸……这才是真实的、立体的、三原色的苍茫大地。也就是说，大地从来就是包罗万象，丰繁而芜杂，从来就不曾纯粹过。倘用这种眼光看《大地五部曲》，庶几可以接近我的写作初衷和写作抱负。诗评家谢冕称“《大地五部曲》结构宏大，是一部宏伟的大地颂歌”；诗人、评论家何向阳称“《大地五部曲》有点像马勒的《大地之歌》交响曲”；评论家张清华称：“用‘大地’这个总体意象作为承载，并将之具体化为土地、河流、族群的生存，大地上的所有表象等等。”评论家敬文东称“《大地五部曲》各种文体多管齐下，使得大地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爱恨情仇一并得到了没有死角的诗情抚摸”；诗评家唐晓渡先生所说的“以‘大地’之名，将所有这些融溶为一的有机整体性质”，“恣肆汪洋、元气淋漓”，“结构宏大、肌质复杂”和“巨大生机和活力的自在生命”，等等。评论家们的洞见，令我顿生高山流水的知音之叹，他们不约而同地印证了我致力还原或致力接近大地形态、属性和内蕴所获。大地上这多的生生死死、风云际会，这多纷纭的多色调的历史风尘、人类故事，太“交响”太“史诗了啊。我写《大地五部曲》所追求的“交响曲”和史诗性，某种意义上即大地性，就是致力呈现苍茫大地所持有的生动而鲜活、斑斓而芜杂、宏阔而混沌的恒久状态。
　　我在接受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杨丹专访时说：我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散文诗不只是短笛轻吹还可以黄钟大吕，不只是小桥流水还可以大江东去，不只是云淡风轻还可以携雷挟电，不只是流萤几点还可以星空璀璨，不只是浪花几朵还可以沧海横流，不只是雪泥片石还可以苍茫大地。
　　
　　我喜欢鼓捣点与众不同
　　
　　熊夫木：部分地借用一家网刊的问答模式，请问您何时开始热爱散文诗并创作？
　　罗长江：中学时代摘抄过《繁星》《春水》《早霞短笛》里的句子，只是不大记得起内容了。1979年发在湖南日报副刊的《高压电杆》，是我写作的第一首散文诗。1980年代迷醉过泰戈尔。这期间，一桩与散文诗并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取向：1983年中国地理学会、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家联合举办游记文学征文，王蒙担纲评委会主任，冯牧、江晓天、姚雪垠的评委。承办方是《旅行家》杂志。赴京参加颁奖活动期间几位编辑私下告诉我，王蒙甚是喜欢我的《月夜·乡情·故乡河》，给的评语是：“写得真美啊，简直是一篇意境优美的散文诗！”冯牧、江晓天也都一致称好；姚雪垠老先生却投了反对票，说不合游记的体例。出于对姚老先生的尊重，组委会取折衷方案，评了个二等奖。我后来找来游记三要素一对照，完全合乎体例，猜是姚老先生习惯了固有的模式，而对标新立异之作持本能的排斥吧。接着我又找来一些散文诗予以对照，真还是像模像样的散文诗的味道。也就是说，我是不自觉地用散文诗的笔法写游记，或者说我是不自觉地把游记写成了散文诗。我琢磨着，唯其如此才被文坛大咖王蒙、冯牧、江晓天刮目相看；而姚老先生的中规中矩，本能地激发了我的挑战意识。从此，我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努力鼓捣点与众不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写新诗，写散文诗，也写散文。一批三、五千字的作品，除了《新月》在诗人阿红主持的《当代诗歌》（1987年8月号）发表时，明码标示“叙事散文诗”；其他都是归入散文的体例，散见于《散文》《文学月报》《湖南文学》《美文》《文艺报》等报刊。回过头来看，多是纯正的散文诗。比如发在《散文》1989年9月号头条的《神女峰，伏在我的肩头》，现在看来是非常正宗的抒情体散文诗。
　　自觉状态下主攻长篇叙事散文诗写作，则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了。
　　
　　散文诗仍然面临彻底放开天足，拾回自由精神的问题
　　
　　熊夫木：您如何看待中国散文诗创作现状？
　　罗长江：以一批实力派散文诗人卧薪尝胆，带动我国散文诗质量总体提升为标志，整体而言，无论创作还是评论，目前应该是散文诗进入中国以来最具亮色最见成绩的时期。以《散文诗》杂志为例，近年来几乎每期都能见到分量颇重的作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赞成评论家、编辑家王幅明的看法：中国散文诗百年（1918-2018），前九十年基本上是在寂寞中走过，后十年至今蓬勃发展、由寂寞走向绽放。
　　尽管如此，我国散文诗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不佳。我在一篇谈散文诗散文属性和诗歌属性的文字中试着做过剖析：中国散文诗界开始出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遗憾的是尚未得到应有的公允的看待。究其原因，有的是受历史成见的影响，仍然戴着有色眼镜；有的是门户之见而居高临下，一些分行体新诗写作者和评论家不知哪来的天然优越感，本能地排斥和低看散文诗；有的是对散文诗的现状缺乏了解；有的是专攻分行体新诗的诗人和评论家不太懂得散文诗的生成规律，殊不知散文诗与分行诗有相通的一面，也有文体间特质不同的一面，拿分行体新诗的那一套来套散文诗，就好比让散文诗的脚去穿分行诗的鞋子，干的削足适履的事情；有的呢既有门户之见，又不太懂得散文诗的生成规律，等等。作家何建明在《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序言中有感而发：“那种体制下由几个‘权威’将它排斥在一般意义上的文体之外的现象，早晚是要结束的。因为不懂和不会写散文诗的人怎能了解和认识散文诗呢？”
　　这种局面的形成和沿袭是综合因素的结果，根本性改善的关键在于散文诗人们的自强自立。前些年“我们”散文诗群的确弄出了一些响动，也集结了一些有想法有实力的作者。团队冲锋也好，独立作战也好，重要的是拿得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我是“独行侠”一枚，我对所有致力为散文诗振兴而埋头苦干的同道葆有足够的敬意。
　　散文诗之振兴，观念上仍然面临彻底放开天足，拾回自由精神的问题。
　　2022年1月，《大地五部曲》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谈到，文学的演变，也包含题材范围的演变。宋词的演变中，苏东坡将原本主要写艳情的词，进行了改造、革新、创新，词境变得开阔，万事万物无不可入词。苏东坡提高了词品，把言情与言志结合、现实与幻想融汇、婉约与豪放并举，宋词终于取得了与唐诗同等的地位。他说：“散文诗原来被认为不适合重大题材，但《大地五部曲》写得开阔瑰丽，气势如虹，如同从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繁花硕果，是新时代散文诗非常重要的成果。”“自鲁迅的《野草》后有一段时间，散文诗主要是写一些小情小感。罗长江把散文诗进行了开拓，写得大气磅礴，他把包括民谣、神话、战争、历史、民间故事、人物小传等诸多题材都用散文诗的形式进行表现，将散文诗在题材内容的拓展上进行了探索。此外，他的散文诗创作对当代诗歌也有很多启迪，他把诗和剧、神话和现实、历史与当代结合起来。散文诗将‘诗’的属性推及散文，这样的一种融合，就使散文诗变得包容大气，进而可以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见《文艺报》2021年1月14日《植根湘西的大地歌者》）
　　无独有偶，此前秦兆基先生在《力透纸背的抵达——从罗长江“大地”系列看长篇叙事散文诗》（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三期）一文中写道：“文体的规定性，常常束缚住才人们的手脚。苏轼一变宋代的词风，当时叫好的并不多。就连他的朋友、门人——苏门四学士，都不能完全接受，晁无咎……陈师道……两人都是为苏轼辩护的，但迫于舆论压力，只能说，苏老师的词是天下第一，尽管写得不像词。一千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有持‘本色’论，不以苏轼词为然的学者在。突破，需要艺术勇气，唯有突破，才能开辟艺术新天地。”李、秦二位例举宋词经苏轼一番变革与革新，取得与唐诗同等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散文诗只要放开天足，用诗人李少君的话说：“散文诗将‘诗’的属性推及散文”以充分发挥文体优势，就完全可以凭实力与分行体新诗平起平坐。
　　
　　有感于某种劣根性之于诗界和散文诗界
　　
　　熊夫木：您认为古今中外哪些散文诗作家或者作品值得推崇？
　　罗长江：国外如波德莱尔、兰波、惠特曼、纪德、尼采、希梅内斯、佩斯、泰戈尔，国内如鲁迅、彭燕郊。惠特曼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的无所羁绊的自由精神，他的散文化很浓的分行体自由诗，洋溢着的蓬松感和自由感与散文诗无异，扑面而来浩荡之气、磅礴之气和淋漓元气；圣-琼·佩斯写远征、流亡、孤独和大海，“使人联想起那些流泻出和谐音乐的巨大海螺”。希内梅斯的《小银和我》同样是薄薄的一册小书，如同一个低音变奏，为一只名叫小银的小毛驴献上一支支动情的歌谣。《苏鲁支语录》（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兼得先知的智慧、智者的雄辩和诗人的情感丰富与充盈，其说教布道，文辞充沛如江河滔滔，雄伟而又深密，富有绘画性、雕塑性、音乐性以及戏剧成分，稍可惜者缺了些建筑性。纪德的《地粮》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相仿，二者都各自虚拟了一个假想的导师，向他的弟子发布关于个人的幸福和人生意义的福音书；同时也是一部热爱生活，讴歌人的自由、解放，帮助人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生活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等，宗教、哲学和诗歌三位一体，将哲思融入诗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爱、美、善的世界，回荡着动人的音乐的旋律。等等，等等。
　　我这里想特别说说彭燕郊。上世纪30年代伊始，彭燕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里，一手写分行的新诗，一手写不分行的散文诗。80年代复出后，他如同那个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致力于将外国诗歌作品推介给国内读者，由他主编的“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花城出版社出版），深深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散文诗人。他在望八之年完成的散文诗巨作《混沌初开》，两万余言，是他一生不断实行艰难突围的精神自传和生命之歌，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寻求超越的精神史诗，堪称继鲁迅《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划时代的又一座高峰。先是在《芙蓉》期刊发表，后被收入诗人洛夫主编的《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遗憾的是，除了为数不多的散文诗人和评论家推崇备至，若干散文诗论著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更遑论众多的文学史教本和大学课堂尚是一片空白了。用学者林贤治的话说：“在中国诗人中，彭燕郊是富于创造力的。……他在没有氛围的地方升起，带着凛凛弧光，自己照耀自己。”我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发现彭燕郊只是作为“七月派”诗人之一露了一下脸，这是很不公平的。彭燕郊是中国诗人中至为独特现象的艺术圣徒，早已撑破他身上的“七月派”标签，成为大师级诗人了，定格于“七月派”，“事实上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他诗歌成就的全面认识”（龚旭东语）。诗界与散文诗界面对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巨作波澜不惊，相当比例的人士几近视而不见，更遑论激动和欢呼之余去发掘“彭燕郊诗歌中那些许多人在今天还不能、不愿甚至不敢正视和承认的东西”（龚旭东语）了。散文诗界都说，有了鲁迅的《野草》这样的大作品，散文诗这一文体在中国的存在才有了底气；于是一个接一个呼唤传世之作诞生，藉以提升中国散文诗的地位。吊诡的是，好不容易传世之作出来了，却基本上处于浑然不觉抑或不以为然的状态。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之所以浑然不觉，估摸着尚未具备领悟《混沌初开》这种大作品的能力；后者之所以不以为然，兴许是自视甚高、目空一切，没把《混沌初开》这种大作品放在眼里——这让我想起莫言得了诺贝尔奖，照理说文学同行们高兴还来不及，可是说话难听者不乏其人，吃不到葡萄的那股酸溜溜的味道，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自然而然让我想起19世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他读到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后，兴奋得通宵未眠而等不起天亮就敲开作者的房门；随即向大批评家别林斯基鼎力推荐——别林斯基素来以发现新的天才为己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俄罗斯涌现那多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诗人，无疑与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生态有关。
　　鲁迅《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走了不少弯路，缺少与分行体新诗比肩的诗人和诗作，而在很长时间（直至今天）里让人瞧不起。终于有了大作品和散文诗大家问世，散文诗圈内却冷冷清清，状若“没有氛围的星星”（本雅明借尼采的譬喻评价波德莱尔），这种沉闷寂寥的不正常现象、这种梁山寨王伦式的劣根性何时才能有个了结呵？
　　
　　开卷有益，好的书能让人受益无穷
　　
　　熊夫木：说说您的读书习惯。读的书对您有什么指导意义？
　　罗长江：我读书颇杂，除了诗歌和文学，文史哲、艺术、地方文化，什么都读。既是兴趣所致，也是知识储备的需要，提升审美素养的需要，丰富人生开阔视野的需要。开卷有益，好的书能让人受益无穷。《大地五部曲》的第五部《大地梦想》，主线是“千年鸟道”上发生的种种故事。为此我网购了几十本与鸟有关的图书。诗人罗鹿鸣是资深“追鸟族”，读过拙著后引我为同好，相约一同去拍摄鸟类，乐得我窃笑不已。
　　“读书颇杂”会给写作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比如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民谣俚曲、巫风傩雨、风土人情，书架上的民间文学艺术和地方文化类图书就派上了用场。多年前，我曾随团赴台湾考察农业，期间安排半天时间自由活动。我去台北享有盛名的一家书店，几经周折，购得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出品的音像作品。购买动机纯粹是兴趣广泛的我对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舞蹈大家仰慕之情，况且，来一趟不容易。后来，我在写作《大地血殇》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怀民的舞蹈《九歌》，于是我在每一歌的引子部分，让大陆传统型的合唱《九歌》与林氏现代性的舞蹈语汇交织呈现，恰到好处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正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激发我涉足长篇叙事散文诗写作的直接诱因，也是读书。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之一种），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与我此前见到国内的散文诗，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薄薄的一本小书，异想天开且拥有丰饶的诗意，书中虚构的一座座城市，究其实是家乡威尼斯的影子。于是，尽其所能找来散文诗名著，读波德莱尔，读惠特曼，读兰波，读金斯伯格，读兰波，读米修，读埃利蒂斯，读《圣经》，读《神曲》；当然也读荷马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华滋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以及国内艾青、洛夫、喜燕郊、昌耀、杨炼、欧阳江河、吉狄马加、马新朝等的分行体长诗。既然分行体新诗可以是抒情诗也可以是叙事诗，篇幅可以是短诗也可以是长诗；那么，散文诗也可以这么写呀。国外诗人们能够将长篇叙事散文诗写成经典，写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在我们中国诗人这里，长篇叙事散文诗领域却鲜有人问津。在“霸得蛮，不信狠”之湘人性格撺使下，怀着热血青年一般的、飞蛾扑火一般的冲动，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了。
　　
　　散文诗理论建设，当务之急是“发现文本”
　　
　　熊夫木：理论是创作的引擎。散文诗的振兴和发展，离不开理论指导。要怎样加强散文诗的理论建设？
　　罗长江：我以前较少涉猎理论。最近我找来一批散文诗理论与批评的著作和文字，恶补了一下。在弱势群体的散文诗园地，仍有这样一群不带“势利眼”的批评家理论家辛勤耕耘，令我平添纷纷的亲切和敬意。
　　是的，理论是创作的引擎。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亦获益多多。比如彭燕郊为“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撰写的总序，以及收进《与亮亮谈诗》一书中的长文《关于现代诗》，一下子给我植入了世界视野，通晓了世界现代诗和中国现代诗发展的轮廓。散文诗资深理论家秦兆基先生的长文《散文诗：广阔的道路》，其中关于散文诗之散文品格的论述唤起我的强烈共鸣，并在若干领域为我释疑解惑。实力派散文诗人兼评论家王志清赠我的专著《散文诗美学》，强调散文诗是血性和自由的生命之舞，其中将蓬松性、自由性这两个基本要素，视作分行体新诗所不具备的、为散文诗所独有的专利，视作散文诗文体的优越性，很有启发意义。我在写作《大地五部曲》第三部《大地涅槃》时藉微信互动以推动故事发展，酽酽地体味到语言蓬松化带来的“自由恣肆而蓬松轻漫的张力美和弹性美”（王志清语）。另外，他在《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罗长江大地系列散文诗之纵论》（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三期）一文中，一句“罗长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慷慨任气而磊落使才的文学体式”，令我眼前一亮，更加坚定长篇叙事散文诗写作的信心。
　　散文诗理论建设，呼唤真知灼见，呼唤使命与担当。比如艾青提倡诗的散文美的观点；比如彭燕郊关于“思想在美里，思考在诗里”的观点；比如郭风关于散文诗形式、长短不拘，尤为激赏王幅明《美丽的混血儿》中单独辟章推介“散文诗的宏构巨制”的观点；比如耿林莽关于散文诗“可以野一点”、“随意性”是个法宝、加强叙事成分的观点；比如邹岳汉关于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的观点；比如王幅明关于散文诗是美丽的混血儿的观点；比如崔国发关于造就一种活性的、跳脱性、解放性的、非同寻常的散文诗的观点；比如孙绍振关于散文诗要与诗歌分居、不要做诗歌的“小媳妇”的观点；比如王光明关于散文诗要把握时代的情绪和意识特点，或是人生的本质、或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独特心理状态，或是一个民族深层的情感和性格的深层结构的观点；比如徐成淼关于散文诗亟需加速完成当代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的观点；比如刘虔关于散文诗的风骨和品格的观点；比如箫风关于散文诗“敢于为弱者喊疼，勇于对邪恶说不”的观点；比如周庆荣、灵焚为代表的“我们”散文诗群倡导“意义化写作”、“当下性写作”以及“具备立体审美可能性的、全新的、综合现代各种艺术技巧于一身”之文体特征的观点；比如王剑冰提出革散文诗抒情的命，让矫情无立锥之地的观点；比如方文竹“独立写作，先锋到死”的观点，等等。
　　关于散文诗的文体，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探讨和辩论，基本上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归属于诗，与分行体新诗同为现代汉诗的一翼；一种观点：以诗为神以散文为形的独立文体。两大主流观点都认同诗性是散文诗的本质属性。我以为现在不必把大量精力花在文体归属之争上，散文诗理论建设把重点放到指导创作以催生精品力作，提升散文诗的整体实力上面来。报告文学、杂文、随笔都是从文学散文中剥离出来的，报告文学不就自立门户了吗？一手写散文诗一手写评论的黄恩鹏说，他绝不人云亦云作“综述式”浅显罗列，那样毫无意义。他的《发现文本》，以及秦兆基的《散文诗品》《诗的言说》、陈志泽的《散文诗艺术技巧》等，都是走的创作、理论、评论密切结合的路子，功夫花在发现文本上，在散文诗文本的研究、推介上发力，这恰恰是当前散文诗创作最为需要的。开创散文诗的黄金时代，有赖于创作出一流作品，同样有赖于一流评论家慧眼识珠，“发现文本”。
　　这让我想起斯人远去的重量级评论家雷达，他的有生之年，始终处在中国文学创作前沿，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均作了及时的、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回应。他的文学批评既有及时性又有持续性，既有启迪性又有准确性，积极、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散文诗界尤其呼唤雷达式即“别车杜”式的理论批评界高人！
　　在《大地五部曲》研讨会上，《诗刊》主编李少君说：“罗长江把散文诗进行了开拓，写得大气磅礴……他的散文诗创作对当代诗歌也有很多启迪。”诗评家唐晓渡谈到他多年来疏远了散文诗，2021年应邀担任一个散文诗评奖活动的评委，集中读了一批作品，惊讶散文诗写作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与他在《诗刊》做编辑那会儿真不是一回事了，真值得肯定和尊重。评论家敬文东将他几年前撰写的长文《为散文诗一辩》发与我分享，除了文章本身让我良多获益，冲这个标题，也对文东教授平添知音之感！限于篇幅，就举他们三人的例子吧。李少君（学生时代以散文诗出道，但后来却是以分行体新诗为业了）、唐晓渡、敬文东应该归属于散文诗圈外的诗人、评论家，感觉得出他们并无门户之见和门第观念，是一视同仁看待散文诗的。由此，寄希望散文诗圈内圈外的诗人和评论家，包括不太留意散文诗写作又拥有话语权的诗人和评论家，能以一种友好、客观、理性的眼光，给前进中的中国散文诗一份关注、理解、把脉与给力，一同推动其健康发展。
　　
　　关于诗性和现代性
　　
　　熊夫木：一家公众号的访谈栏目里，有这样一则提问：有人说缺少诗性和现代性是散文诗精品缺失的主源，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罗长江：这个提问有点不得要领。先说诗性。诗性是散文诗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散文诗的基本要求和底线，缺少诗性连散文诗都不是，更遑论精品了。曾有人为了区分散文诗与抒情散文，煞费苦心开列了若干条款却不得要领（包括限制字数在五百字以内的画地为牢）。邹岳汉先生说得好：“散文诗和其它现代文学体式一样，只受其内部结构的约束，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具体字数、篇幅的规定。”只要扣住“诗性”这两个字就OK了。没诗性，五百字以内也不行；有了诗性，五千字五万字亦欢迎——彭燕郊的《混沌初开》二万多字，不是非常纯正的散文诗精品吗！可见坚守散文诗的诗性才是关键所系，治本之举。散文诗也炼句，但更应该把精力放到炼意——整体意义上的诗性和诗意上去，如墨入水，如盐入水，让诗性和诗意濡染和渗透整个散文性肢体，才是散文诗诗性写作的应有之义。所以，我是既反对把散文诗写成不具备诗性的抒情小品；又反对拼命将散文诗往分行体新诗身上“靠”——这样“靠”的动因，也许是急于从分行体新诗那里寻找身份认同；这样“靠”的结果，等于把散文诗最具优势和魅力的部分给阉割了，去势了。我曾经尝试把他们中有的不分行拆成分行，居然跟分行体新诗是一回事，若是这般写法，那还要散文诗干什么？这种现象的出现，跟散文诗写作者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缺乏认知，从而缺乏自信有关；也与一些诗人和评论家，用新诗写作的那一套来质疑散文诗有关。他们中，有的是不太懂得散文诗的生成规律与特性奥妙所在，有的是出于门户之见而居高临下，产生误导或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讲究诗性是必须的，但是讲究诗性绝不意味着要把散文诗写成分行体新诗一个腔调、一个模式。散文之质地和品格，恰恰是散文诗这一文体优越于分行体新诗之所在，在坚持诗性原则的前提下，发挥这一优势大有可为。建议写作者、编辑和评论家不妨认真读读波德莱尔、屠格涅夫和鲁迅，他们的散文诗讲究整体意义的诗性而致力于散文之质地和品格的充分运用和发挥。诗人艾青早就倡导诗歌的散文美，他说的诗歌应该指分行体新诗；现在不少的新诗写作者纷纷做着“诗歌的散文美”的文章，值得我们的散文诗人深思。不是吗？
　　再说现代性。现代性是散文诗精品的重要品质。彭燕郊的《关于现代诗》，就是以现代意识、现代诗学为视角，纵览包括散文诗在内的现代诗的发展趋向的；邹岳汉特别强调散文诗的诗性和现代性原则；徐成淼特别强调散文诗的现代性和现代感，呼吁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型。崔国发的《中国散文诗学散论》中，强调现代化是突破散文诗写作瓶颈之关键，包括开放、自由、包容的状态全方位接纳新生事物，适应不断变化的艺术规律之诗学理念；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与时代精神；吸收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举凡其他文体有益的表现形式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带来陌生的多样、多变和多彩等。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中指出：共和国成立后的前20年，散文诗基本上是柯蓝、郭风模式。为了说明问题，王志清将耿林莽、李耕80年代初期作品依然是柯蓝、郭风的那种语言模式，与脱胎换骨的蜕变之后创作出鲜明现代性特征的作品进行比较，很有说服力。评论家黄永健称：“王志清认为崛起于50年代中期的以柯蓝为代表的以‘明朗’、‘直露’为主要风格特征的散文诗，也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典型情绪，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同时他也指出，柯蓝复出后，这种习惯流风仍有沿袭，暴露出与转型社会心理及时代审美价值取向不甚合拍的缺憾，这和徐成淼、王光明等散文诗理论研究观感不谋而合。”
　　以我的体会，现代性是一种写作理念也是一种写作方法。在现代意识和现代诗学观照下，举凡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如通感、断裂、拼贴、复调、跳跃、意象叠加等一并“拿来”为我所用，藉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张力和丰富性，个中三昧，正可谓“妙处难与君说”也。评论家张清华称《大地五部曲》“叙事中有一种鲜明的现代性诉求。一方面它坚守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又有很高的哲学理念……贯穿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和当代性的世界视野”，于我是很大的鼓励。
　　不过，作为散文诗精品，光有现代性是不够的，它应该涵盖思想的磨砺，精神的深度，人性的丰富与深邃，语言的极致追求，异质变构的创新等。如此，方有可能炼成真正意义上的精品。
　　
　　论文体，散文诗要比分行体新诗优越
　　
　　熊夫木：一直以来，关于散文诗的定义众说纷纭，您以为呢？
　　罗长江：散文诗就是散文诗，兼有诗歌属性和散文属性，是融合诗歌之诗意和神韵，散文之质地和品格于一身的独立文体。
　　赞同谢冕先生的观点：“历来对散文诗的特性有诸多探讨和界定，一般认为它是诗其形而散文其形。这样说并不周密，据此推论，则散文诗只是诗的一种，至多不过是不分行的诗，而散文的品格被无声地勾掉了。其实散文诗是综合和汲取了诗的集中、凝练、隽永以及散文的灵动、潇洒、自由的各自优长汇聚而成的一种新文体。”
　　我对“散文其形”的说法不以为然。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它让我联想到民间表演“蚌壳舞”，蚌壳是纸扎的，一女子浓妆艳抹，置身于一开一合的蚌壳之中。散文诗的“散文”二字，有血有肉、有品有格，有着“灵动、潇洒、自由”的质地，绝非“蚌壳”式的一介躯壳而已。如果把散文比作男人把诗比作女人，那么散文诗就就好比男女媾合的受精卵，经过十月怀胎，双方的结晶呱呱坠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长得像父亲还是像母亲，或者某些部位像父亲某些部位像母亲，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双方的骨血！
　　遥想当年波德莱尔，正是《巴黎的忧郁》比起《恶之花》来有着“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嘲讽”，“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和意识的跳跃”，换言之，正是因为散文诗有着不同于并且优越于分行体新诗的潜质，这个名叫“散文诗”的文体才得以应运而生。毫不夸张地说，论文体，散文诗要比分行体新诗优越。守住诗意与神韵这一诗性原则的前提下，只管最大可能地放开散文诗的天足，“将‘诗’的属性推及散文”。毫不夸张地说，散文诗的散文品格和质地越是发挥到极致，散文诗之于分行体新诗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越能得到充分展示。
　　  
　　冥冥中觉得自己是为散文诗而生的
　　
　　熊夫木：倾尽全力的《大地五部曲》，您说几乎把几十年的积累都掏空了。但以您的个性，会毫不犹豫选择继续扩大战果——用您的话说，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很想听您聊聊您的“下一个”。
　　罗长江：（含笑）我在写作《大地五部曲》的后期就已经着手酝酿“下一个”五部曲了。《大地五部曲》的创作过程，让我一次次品尝“突破散文诗的原有边界”（邹岳汉语）而开疆拓土的快感，同时发现这种“突破”不存在设限，具有不可穷尽性。按照谢冕先生、王幅明先生的说法，我以前的写作和积累，仿佛都是为写作《大地五部曲》所做的准备工作。我曾坦言我的野心是做一名文体作家，有了《大地五部曲》的创作经历，我对持续推进这一目标愈加有了向往。冥冥中甚至觉得，我是为散文诗或者说为长篇散文诗而生的。掏空了不要紧，又可以加油、充电的。所幸我的大脑依然葆有海阔天空、恣肆汪洋的竞技状态，而这恰恰是“罗氏风格”散文诗写作的命脉所系。所以，我不可以辜负父母赐予我的这么一个脑瓜子，我会一如既往，将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我的“下一个”仍然是几部曲架构。而且拟试水国际题材和古代题材。谋篇布局也会寻找新的路子，不重复自己。总之，从题材到架构，仍然持挑战自己也挑战散文诗的姿态。《大地五部曲》是可以安妥我的灵魂的作品，相信“下一个”三部曲同样会是安妥我的灵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