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追求与文化旨趣
――评柳忠秧的《岭南歌》
2011-12-06 作者: 李遇春 | 来源:人民日报 | 阅读: 次
柳忠秧是诗人,但他并不以写诗为生,写诗于他只是古人所谓的余事,不是用来做谋生的手段。写诗能够不做稻粱谋,这样的诗人庶几乎可称纯粹,这样的诗人写出来的诗,才可能
柳忠秧是诗人,但他并不以写诗为生,写诗于他只是古人所谓的余事,不是用来做谋生的手段。写诗能够不做稻粱谋,这样的诗人庶几乎可称纯粹,这样的诗人写出来的诗,才可能涤除掉那种习见的铜臭味和酸腐气。
忠秧作诗,追求的是大气。可能是本性使然,也可能是遭际所致,他不喜欢那种吟风月、弄花草的小巧文字。无论是去年的《楚歌》还是今年的《岭南歌》,虽然其中也不乏清词丽句,但就整体的气韵和格调来看,无疑都属于大声 的雄健之音。他最近倾心奉献的力作《岭南歌》,不仅结构宏阔,全诗长达三百余行,而且气魄沉雄,把诗人对岭南文化的眷念书写得荡气回肠,如滔滔珠江,浩渺无边。起句曰:“岭南大派,南天雄脉”,由此揭橥了全诗“大”而“雄”的诗魂。诗人追求的大气,是一种雄直刚健之气。“雄”是质,是神,而“大”是形,是貌;形神兼备,有雄乃大,故全诗骨气端翔,诵之有金石声。这种雄大之气流贯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气势逼人。如第四节中为岭南古圣先贤作七言诗赞,计有“大功南越王”、“大宗三陈氏”、“大圣惠能祖”、“大贤张九龄”、“大直余武溪”、“大哲陈献章”、“大廉海刚峰”等,第五节又为晚清岭南时贤作诗赞,计有“大忠林则徐”、“大勇邓世昌”、“大智郑观应”、“大道黄遵宪”、“大师康有为”、“大节丘逢甲”、“大家梁新会”等,把岭南史上彪炳千秋,足以睥睨天下的大人物,用近乎组诗的形式,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诗句中频频出现的“大”字并未给人以重复拖沓之感,相反,体现了诗人辨析历史、品评人物的缜密诗思。一路读下来,诗中的雄气、豪气、正气、大气,当然还有灵气,扑面而来。诚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岭南歌》及其作者堪称“气盛者”,故能驾驭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风流人物于笔端,举重若轻。
虽然忠秧作诗崇气,以气为主,但他并不因此而废学,他对学有着执著的热情。他深知,没有学养为积淀,作诗只是一味地使气逞强,那样的诗很容易流于粗疏,所谓的雄气不过是粗豪之气而已。就《岭南歌》而言,其诗既非以清新为主的“诗人之诗”,亦非以思理见长的“学人之诗”,而是属于那种诗人的“学人之诗”。这是借用钱钟书《谈艺录》中的说法。所谓诗人的“学人之诗”,不同于学人的“学人之诗”,后者喜欢卖弄学问,掉书袋,宋诗的末流往往落入此中窠臼;而前者不屑于以学为诗或以诗运学,而是以学“养”诗,用学问来滋养诗的底蕴,其重在诗而不在学,反之,即重学不重诗。忠秧无意于做学人,他是诗人,但他崇学,所作《岭南歌》以及《楚歌》,皆体现了他融“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于一炉的诗学追求。忠秧作《岭南歌》,其意在诗亦在史,他想用凝练的诗的形态来为岭南文化史作一部浓缩型的“诗史”或曰“史诗”。说《岭南歌》是“诗史”,强调的是《岭南歌》的
忠秧作诗,追求的是大气。可能是本性使然,也可能是遭际所致,他不喜欢那种吟风月、弄花草的小巧文字。无论是去年的《楚歌》还是今年的《岭南歌》,虽然其中也不乏清词丽句,但就整体的气韵和格调来看,无疑都属于大声 的雄健之音。他最近倾心奉献的力作《岭南歌》,不仅结构宏阔,全诗长达三百余行,而且气魄沉雄,把诗人对岭南文化的眷念书写得荡气回肠,如滔滔珠江,浩渺无边。起句曰:“岭南大派,南天雄脉”,由此揭橥了全诗“大”而“雄”的诗魂。诗人追求的大气,是一种雄直刚健之气。“雄”是质,是神,而“大”是形,是貌;形神兼备,有雄乃大,故全诗骨气端翔,诵之有金石声。这种雄大之气流贯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气势逼人。如第四节中为岭南古圣先贤作七言诗赞,计有“大功南越王”、“大宗三陈氏”、“大圣惠能祖”、“大贤张九龄”、“大直余武溪”、“大哲陈献章”、“大廉海刚峰”等,第五节又为晚清岭南时贤作诗赞,计有“大忠林则徐”、“大勇邓世昌”、“大智郑观应”、“大道黄遵宪”、“大师康有为”、“大节丘逢甲”、“大家梁新会”等,把岭南史上彪炳千秋,足以睥睨天下的大人物,用近乎组诗的形式,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诗句中频频出现的“大”字并未给人以重复拖沓之感,相反,体现了诗人辨析历史、品评人物的缜密诗思。一路读下来,诗中的雄气、豪气、正气、大气,当然还有灵气,扑面而来。诚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岭南歌》及其作者堪称“气盛者”,故能驾驭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风流人物于笔端,举重若轻。
虽然忠秧作诗崇气,以气为主,但他并不因此而废学,他对学有着执著的热情。他深知,没有学养为积淀,作诗只是一味地使气逞强,那样的诗很容易流于粗疏,所谓的雄气不过是粗豪之气而已。就《岭南歌》而言,其诗既非以清新为主的“诗人之诗”,亦非以思理见长的“学人之诗”,而是属于那种诗人的“学人之诗”。这是借用钱钟书《谈艺录》中的说法。所谓诗人的“学人之诗”,不同于学人的“学人之诗”,后者喜欢卖弄学问,掉书袋,宋诗的末流往往落入此中窠臼;而前者不屑于以学为诗或以诗运学,而是以学“养”诗,用学问来滋养诗的底蕴,其重在诗而不在学,反之,即重学不重诗。忠秧无意于做学人,他是诗人,但他崇学,所作《岭南歌》以及《楚歌》,皆体现了他融“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于一炉的诗学追求。忠秧作《岭南歌》,其意在诗亦在史,他想用凝练的诗的形态来为岭南文化史作一部浓缩型的“诗史”或曰“史诗”。说《岭南歌》是“诗史”,强调的是《岭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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