瘂弦，溫柔之必要的廣義左派

    
　　初次见到痖公时，我就有写写他的冲动。可随着之后更多的接触，按他的话说"我们是朋友了"， 却反而不知如何下笔。仿佛阅读一本书， 刚看了个封面、内容提要或者序言什么的，毫不费劲可以介绍给他人；但越读下去，越知道里面的细节，越是不知道如何可以介绍恰当。 
       痖弦是一部厚重的书。 
       因为同在温哥华居住，近水楼台，有不少机会在文字以外面对他，聆听他。渐渐旳，我所知道的痖弦就不仅仅是那些书面上的介绍了。许多的生动，许多的亲切，许多的笑谈，想来是不应该自私地据为已有，如果我不写出来，于华文文学史似乎有点贪污的嫌疑。        
 
              1.
       当我坐下来落笔时，才感觉到自己的功力并不足以来写这位诗坛大家。如果让我来画一个肖像，我的能力也只是画一幅速写，但我认识的诗人痖弦，已经给我足够的素材和感觉画一幅细腻丰富有质感的油画了，我闭上眼就看到不同角度的光线射在他的脸上，和他笑起来的一条条如阳光照在水面皱起的波纹。那些波纹是深刻的，又是舒缓的，带着暖意和闪烁的粼粼。
      让我把镜头倒回到十年或者十一年前，加拿大华裔作家欢聚的晚上。
 
       唐人街一间中式酒楼晚宴厅，灯火通明，欢声笑语。这是加华作协的春晚聚会。记得那次人数甚众，热气蒸腾。台上主持人叫到了我的抽奖号，举步如鸭的囡囡摇摇晃晃走上去替妈妈领奖品。囡囡把奖品抱在胸前，那彩纸包装的礼盒快要触到她的下巴，有人好心，把自己抽到奖的一盒彩笔也给了囡囡。可惜她还没走回到妈妈那一桌，彩笔就掉了。我赶紧跑上前，而囡囡旁边椅子里的一位长者已经起身弯腰拾起那盒彩笔，含着满目慈祥的笑意交还给我。
       这位长者正是我仰慕已久的台湾著名诗人——痖弦。
       从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到见到他本人，相隔了二十年。这样的初见，在我是难忘的；在他，为人弓身拾遗一定多得数不胜数，自然不会记得。那一刻，我只是让囡囡赶快谢谢爷爷。
 
        当晚回家，我找出1985年重庆出版社再版的流沙河编著的《台湾诗人十二家》，翻到介绍痖弦的那一章。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朦胧诗正热， 但那时两岸交流阙如， 大陆这边的我们似乎只知道那边有个乡愁的余光中，别的，真是孤陋寡闻。突然读到痖弦的并非乡愁滋味的《深渊》，顿然目瞪口呆。虽然那时的人生阅历尚不足以令我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深刻与描述世间丑恶的精准，但密集怪诞的意象构成的语言艺术奇观已让我心惊肉跳，"我们活着。走路、咳嗽、辩论，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其实痖弦写作此诗时也才27岁，风华正茂，已同洛夫、张默三人创办了著名的《创世纪》诗刊，成为台湾诗坛风云人物。他以诗之开创和拓植知名，民谣写实与心灵探索合一，几十年来蔚为台湾现代诗大家，而自五四以来，在诗坛上能以一本诗集《深渊》而享大名，且影响深入广泛，盛誉持久不衰的，除了痖弦尚无他例。他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能如此洞察世态，并用惊人的意象组合一幅地狱之镜像。其中一句 "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在我脑海形成的画面许多年来挥之不去。坦白说，那晚我第一眼看到痖弦笑眯眯把彩笔盒递过来时，我的灵魂似有顿然蛇立的惊悸。
 
        2005年5月，我应加华笔会会长林婷婷女士邀请，在由该笔会主办的一场大型朗诵会上朗诵了痖弦《我的灵魂》。全诗69行，句式也比较长，为了在舞台上更好的表现，我背下了全诗。虽然此诗并非痖弦诗歌创作中的顶尖之作，但是充满了雪莱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气息，为朗诵提供了很好的表现空间。这首诗被安排为朗诵会的压轴节目。
       可惜痖弦没来。那时诗人的爱妻张桥桥女士过世不久，心情哀伤的诗人病了，回台湾医治疗伤。而此时，温哥华西区Langara学院的剧场里，座无虚席，连走道台阶上也坐了观众，人们沉浸在诗人于诗中深情款款的一唱三叹——
        啊啊， 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
        我的灵魂必须归家
         ....... 
 
         2.
　　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痖弦的电话，他一开口就说："谢谢你啊，谢谢你，我向你致敬！”我以为我听错了，但他继续在电话里说："我是军人出身， 我们军人的感谢是要行礼的。"
　　老先生不会是弄错了什么吧？我有点懵。
　　原来他在近期的一次诗歌活动中听说了我曾经朗诵他的诗歌，如何之好，故特意来电致谢。放下电话，我良久无语，我一无名小辈，朗诵名家之作，实属平常之事。怎想到大诗人竟如此郑重其事专门来电话致谢？这一细节却如滴水折射阳光一样折射出诗人做人的品格。我想起诗人艾青85岁那年坐在轮椅里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要问我怎样成为一个诗人，不要先去想做一个诗人，先要想怎样做好一个人。"  痖弦也曾在他的诗论中指出"诗歌是诗人人格魅力的展现。要做到诗如其人，人如诗，诗如人，这样才好"。
 
　　其实，痖弦自己早年是演话剧的，曾经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话剧《国父传》中饰演孙中山，巡演72场，红极一时，并以最佳男演员获金鼎奖。可惜看不到舞台上痖弦的风采，直到今年三月，痖弦邀我参加他的纪录片《如歌的行板》在温哥华的首映式，我被贯穿整个影片中他的声音震撼了！他的声音，加强了影片的写实魅力，成为该影片一大艺术特色。
      说起朗诵，痖公特别有兴致。"年轻时在军中认识几个朋友都是在旗的，说一口北京话，我迷他们说话，所以把河南话放弃了，学他们的味道。后来我能演话剧，还搞广播。"  痖弦说他当年在军校读影剧系的老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过中国话剧运动的。话剧在抗战那会儿是黄金时代，后来那些人都到了人艺。我跟痖公打趣说，那您跟人艺的算是一拨儿了。痖公哈哈大笑道："一拨儿人！现在你给我个人艺的《茶馆》里面的角色，我一定给你演好！呵呵呵呵"。又是一串朗声大笑，跟《国父传》里面孙中山笑得一样。
       我心想好惊险啊，辛亏当初痖公没到现场看我朗诵，不然我可真是班门弄斧了！让我感动的是，他自己是朗诵高手，对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的朗诵，竟给予这般尊重，以至"敬礼"。      
 
       3.
       自从这个"致敬”电话后，与痖公的距离便是敬而不远了。我斗胆寄了几首小诗给他，其中有一首《妈妈》是我从自己的英文习作翻译过来的。没想到痖公十分欣赏，他在电话里跟我聊着聊就朗读起其中的段落。痖公说他对自己的母亲的爱很深，愧疚也很深，却没有写出一首给母亲的诗，而我的《妈妈》令他想到自己的母亲。一年后的一次电话里，痖公又主动提起《妈妈》，称赞"这是一首很感人的伦理诗，写出母女两代人不能交通的爱与痛苦。这种两代人的隔阂与爱，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你这首诗就能一直读下去。" 此诗由他推荐发表在2015年2月27日的《世界日报》"华章"版。遗憾的是，编辑因版面太挤，就把每一节之间的空行压缩掉了。我跟痖公说起这事，他就说：这个不行，我要跟他们说说，诗歌是有行气的，就跟人有呼吸一样"。
       一年后，痖公亲自主编的《众笔绘华章》一书收录了此诗，并严格依照原作分节空行排版的。参加该书编辑工作的刘慧琴女士说，痖弦对入选的每篇诗文都亲自过目，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虽说痖公对拙作赞赏有加，但我不敢妄自得意。我知道，其实他欣赏我的这首诗是与他早年与母亲一别成永诀的伤痛经验有关的，他对"两代人不能交通的爱与痛苦"有最深切的体验。
 
      1932年， 痖弦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乡村家庭，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这使他从小比一般农家子弟更多了一些文化熏陶，而且父亲似乎早就对儿子文学的将来有预见，曾说"我娃儿将来得是个角儿"。父亲的期望不能不说是痖弦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的伏笔。而17岁那年作为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流亡到湖南，多日食不果腹，更不得肉香，恰好当地招兵站负责人是河南人，招呼饥肠辘辘的学生娃先吃饭，一碗红烧肉下肚，当时尚未叫作"痖弦"，而是本名王庆麟的他和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的，觉得白吃不好意思，就跟了部队去了，而在村口与母亲那一别，成为诗人一生永不能愈合的伤痛，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悲凉底色。他回忆说：“早晨，我妈送我的时候，给我做了一个油饼，我还凶她，没回头就走了，然后一辈子再没有见到。等到42年后再回到家乡，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妈妈病重的时候，告诉我四娘，我娃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已是满脸皱纹的痖弦说到这一幕，眼睛就红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残忍的事情。连一个字都不通！"一个老者的泪，是世间最苦的水。
　　痖弦说他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对母亲的深爱与愧疚应该是诗人女性主义的内心渊源。我相信，一个终生对母亲怀着挚爱与负疚心情，并被这种情感纠缠不休的男性诗人，他的内心深处必然有深沉地温柔，有对女性温厚的宽容和关爱。最近他跟我聊起当年创作封笔，其中女性也是一个原因。他坦言自己在女性身上耽搁了很多时间。我追问，是指您太太呢，还是太太之前？痖公肯定地回答：太太之前。"我欣赏女性，我喜欢曹雪芹的观念，女性主义，我认为世界是男人搞乱的，女性比较无害的，女性更接近文学，文学就是女性的。或者说，文学是双性的，女性的成份更大于男性的。"
 
　　痖弦的这番女性主义观念，在他的诗中都可找到印证，无论是题材上对女性的关注，如《修女》中那个因康乃馨弄痛了心的她，《坤伶》中16岁就流落到城里的名字，《弃妇》中那个更恨祈祷的女子，还有《给桥》中的总在下午吟那阙《声声慢》的你，等等；还是节奏上的甜美、意象中散发的新鲜泥土气味和植物的芬芳，如《罗马》、《忧郁》，《殡仪馆》等，那人世间不幸的无可掌控与天荒地老的宿命，竟然是以极其优美舒缓的节奏来歌吟的，温柔中透着沧桑的力度。我一直认为，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情结的诗人，同时也一定格外崇尚美，痖弦说："诗是信仰，如同宗教家殉道，诗人终生殉美”。
       说到殉道与殉美，我不由想到痖弦还有一个身份：基督徒。于是翻出前些年他送我的《痖弦诗中的神性与魔性》，收集在此书中的一些文字试图破译他诗歌中的宗教意识。恰巧国内有位基督教文学的研究者南京师大的王文胜教授来电话。问及有关痖弦作为一个基督徒与诗创作的关系。我就打电话去问痖公，顺便说起这本书。痖公讲话总是化繁就简，化深奥为生动，妙趣横生。他坦率地说，有些研究有点儿弄复杂了，过度技术化分析了。至于他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也不大关乎理念，而是跟随爱情与美的一个自然而单纯的行为。
　　痖公说，他的太太在与他恋爱时就是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送她去教堂作礼拜，而他自己就在教堂外散步等候。久而久之在教堂外散歩的痖弦也就走进了教堂，回忆当时的情形，痖公说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基督徒，是被女性带入的，是跟着爱情进入的。这个进入就令他感到是一种美。后来他的诗歌里不时有宗教的词语，但是这并不等于自己真正懂得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自觉意识的传教，只是他被教堂的建筑，被那些表现宗教的绘画和圣歌的美所吸引。他说我就是觉得那很美啊，我喜欢那种美的氛围。
      
         
       4.
       而痖弦的"殉美"并不仅仅流连在诗句诗意的创造中，他真的是把自己投入进去的。他曾说："对诗人来说，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诗人的诗的生活乃是他人格生活的总呈现，不是只在他写诗的时候才作诗人，而是每一分钟都沉潜于诗的本质之中，只要能紧紧拥抱广义的诗的生活，用哲学家海德格的理念来思维，诗与存在的联系，也就完成了"。而在他的诗的生活中，他对于爱情婚恋的忠诚与担当，便是他诗的生活最具温柔又最具有力量的体现，也是作为诗人的一个"殉美"的佐证，是他的女性主义的观念在生活里的真情抒写。因此讲述痖弦，就不能不讲到他的爱情。
 
　　当年他是在医院里认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张桥桥的。痖弦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病人，而且痖弦清楚她一辈子就是个病人，她只有半个肺，而且那半个也还是坏了一半的，实际只有常人的四分之一，常年要拖着个氧气瓶。当时痖弦的老师提醒他："跟一个病弱的女子结婚，负担是很重的。"但是痖弦却说自己已经陷进去了海誓山盟过了。
      痖弦爱的当然不会是桥桥的病，只是他抵挡不住桥桥身上的文学美。"她是个文学的女人，尽管她不写作，她的话语，她的本身就是诗。"晚年的痖弦依然珍藏着当年桥桥给他的那些蝇头小字的书信，痖弦翻开那些发黄的信笺，以年迈的苍老之声读出当年她的细弱之音："只要生命还在，什么都失去了，还有时间在我们手中"。
　　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是一首诗啊。
　　在最近的一次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中，痖公动情地谈到她的亡妻："她是个很高尚的人，我跟她在一起不虚此生！" 听到这话，我的心颤栗了。我想没有一个女性不为这种毅然的深情动容的。我恍然明白一个写诗的人和一个诗人的分别。
 
       想起有一回和痖公参加一项文化活动，台上一个接一个官员讲话，我们就像两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在私底下开小会，痖公说不然他就要犯困，万一打呼可咋办呢？我们就聊起大陆的诗人，我说起诗人雷抒雁，有一回看到他墨迹未干的文章，我被那标题吸引了——《留几个傻瓜当诗人》。后来我就偷了这个标题，套用了一下，写了篇《留几个傻瓜谈恋爱》。活动结束后，我们俩往停车场走着的时候，痖公还在琢磨着那个"傻瓜"标题，然后跟我说，雷抒雁说得好啊，诗人不能太聪明，太聪明写不了诗，太聪明也谈不了恋爱！ 
      
      5.
      诗人应该是最少于世故、心底最纯洁的一种人，也因着纯洁，才会对人类的不幸有最为敏锐的体察与关爱，有超越常人的更深的痛楚更多的悲哀。这也是诗人较之普通人更"心苦"。
      "诗，有时比生活美好，有时则比生活更为不幸，在我，大半的情形属于后者。而诗人的全部工作似乎就在于‘搜集不幸’ 的努力上。当自己真实地感觉自己的不幸，紧紧地握住自己的不幸，于是便得到了存在。这种存在竟也成为喜悦"。我有幸当面聆听痖弦这段话。
       那天，我们坐在列治文的一家咖啡馆里，侍应问"SUGER， OR NO？"痖弦说"NO SUGER"，然后就喝了一口没有加糖的咖啡， 然后就说了以上这段他在《中国新诗研究》中说过的话。当时我没在意他不要加糖，回来整理录音才听出他喝的是清咖，那苦涩，我是hold不住的。于是想到台湾诗评家早期对痖弦创作的评语："甜是他的语言，苦是他的精神，他是既矛盾又和谐的统一体。他透过美而独特的意象，把诗转化为一支温柔且具震撼力的恋歌。"
      读痖弦的诗，无论是什么悲郁的题材，却总是有与人亲近的花鸟虫草，有琴韵流水，诗人随手拈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里各种物像都能成为诗的意象，比如木樨花、酸枣树、薄荷茶、女人的胭脂、男人的刮脸刀、诗人的灯草绒衣服，甚至心脏病、殡仪馆、证劵交易所、旋转玻璃门、盘尼西林等等，诗人是入世的，尽管年轻时的痖弦在诗歌的创作上大胆尝试各种现代手法，神秘象征派的，超现实主义等等，但诗行之间喘息着的都是满满的温存，深深的同情，强烈的人道主义关爱。他说，"作家仰着脖子看云，就可以写出五千字的散文，这都是他／她心中的呢喃，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毕竟是个苦难的民族，光看云是不够的。"
 
　　他很少是直接抒发自我的不幸，更多的是倾注在对小人物的同情，对人世间苦难的发现与悲叹，比如《《乞丐》、《山神》、《盐》等。其中《盐》中的二嬷嬷悲剧形象被刻画得触目惊心，特别是诗人引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洋典，实在是独特的痖弦式的创意。陀氏是著名的俄国19世纪作家，看似与中国北方乡村的农妇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陀氏的作品以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著称，故两者就有了暗中的关联。诗一开头就说"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朦胧的意象却新颖得奇绝，没有文化的生活在底层的二嬷嬷怎当然不会认识陀氏。而到了诗的结局，诗人颠倒过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压根儿没见过二嬷嬷"。这一两者的换位颇具反讽：二嬷嬷实际的悲惨情形比作家笔下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更甚，连陀思妥也夫斯都没见过啊！
　　痖弦将自己深切的爱与人道主义关怀寄予到中国土地上最微不足道的、但隐含了时代悲苦的小人物，（包括他自身）身上，充分展示了一个诗人的悲剧精神。而艺术家的悲剧精神则是艺术是否具有贵族精神的一个基本标尺。不过我并不曾听过痖弦自己谈及贵族精神，他说的更多的是"土地"和"人民"。而具有这种立足于土地和人民的富于人道主义情感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痖弦称之为"广义左派"。
　　2013年秋，他与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同时获得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我深深感到一个诗人对中国命运的责任.......”当年流沙河在《忧船的鼠》中说到在台湾的痖弦"雄踞诗坛，文坛通泰，实在弄不懂他为什么那样愁苦悲戚，似乎从来没有唱过一支快乐的歌。"的确，他那些当年饮誉台湾的诗作，如果放到当时的中国大陆，是不敢设想的。不知今天的流沙河先生是否理解了痖弦的弦之痖？
 
         6.
      《红玉米》这首作品，我认为是痖弦的"广义左派"之说的形象诠释。当然，诗人在创作时是不会去想什么派的，而"广义左派"的土地情怀应该是这一类艺术家的自觉与宿命，不是某一种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强加。
       在他诗里的红玉米是代表着中国北方的乡村，代表着充满苦难的中国土地和农民。固然此诗有着不言而喻的思乡之情，但是仅仅把它放在乡愁的层面来读，实在是太过举重若轻了。2013年春，在加拿大华裔作协的春晚上，我恰好与痖公同桌，也刚好在网上读了几篇有关此诗的解读赏析，基本都是围绕乡愁来做文章的类似中学语文课本式的自说自话，我把有关内容转述给他，他笑说，"他们说的，我没想到"。那么痖弦想的是什么呢？
 
       在少年时候就品尝了猝不及防的别离和残忍的亲情的隔绝，难免有人生幻灭的无根基的漂泊感，所以他特别在乎追寻生命的存在感。玉米便是诗人能够在诗中抓住的一个存在。联想到他给两个女儿分别取乳名"小米" 、"小豆"，可见诗人对庄稼与土地的情感。正如艾略特说的："“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 玉米是那片诗人不能忘怀的土地上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会有象征的价值，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处。” （艾略特）
      我曾问痖公，为何《红玉米》里的"我"是个老者形象，事实上那时您才二十五六岁呀。他说，他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老者的角色来写的。我又问，为什么要说是"宣统那年的风"？痖公答：想把时间推到更远。显然诗人做了穿越，以老者的形象可以有更多的承载。这也是他戏剧才能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令他抒情诗有多重意蕴。 余光中在《左手的谬斯》中说："痖弦的抒情诗几乎都是戏剧性的"。
  
       《红玉米》总是让我想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痖弦多次跟我提到艾青时便会提到这首沉重的雪的诗，而且忍不住朗诵里面的句子：“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爱与无奈的悲哀，与痖弦心底的情感合流了。毕竟他们爱着的是同一片土地啊！在痖弦认为，艾青在中国大陆诗人中便是“广义左派”的典型代表，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大家。
 
 
        7.
       《如歌的行板》当是痖弦自己钟情的诗作之一，故他用同题做了他的纪录片的片名。这首20行的短诗里，诗人截取了21个光怪陆离的意象，以19种"之必要"呈现了一幅现代社会的浮世绘。美与恶、神圣与罪恶一并存在，而诗人把"温柔之必要"放在了林林总总的存在之首。虽和痖公相识多年，但接受了写他的稿约后，我还是觉得有"正正经经做一次痖弦访谈之必要"，（套用一下他的诗句）。
 
      那日上午，温哥华难得晴朗无雨。我的车停在痖公家门口——一栋当年他为爱妻命名"桥园"的房子。长长的青石板台阶从路边缓缓通向门口，在阳春三月早上温哥华特有的湿润里，像一首铺陈了一串排比句的诗。
      穿着深色西装的痖公，携一黑色拎包步下石阶。我迎上前去，他抱歉说家里乱得下不了脚。为了抢救存放多年的史料、书信、文稿，有关方面派了专业人士进驻家中整理。1998年他从《联合报》副刊退休来到温哥华，几乎把台北家里所有东西都搬来，幸好有个地下室。因太太警告不准把书报杂物乱到上面了，所以痖公说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者"。现在都翻腾上来了，他连连说不好意思，乱得见不得人。
      于是，我们便选了一家咖啡厅。我把手机开到录音上，痖公一如既往的健谈、风趣，不过我们聊的似乎离"正正经经"还是差了点儿。
      
         宇秀：痖公，您在诗歌与编辑两方面很早就已功成名就，年轻时有浪漫的爱情，晚年，您也说自己很幸福的， 那您有什么理由说自己的人生和文学都是失败的呢？
 
        痖弦：我有点像胡适，我是小胡适，单项说起来都不怎么样，加起来还挺热闹。呵呵。胡适作为白话诗人也不太行啊，做考据也是半吊子哈，白话文学革命，这个当然加在一起很重要，五四哦。我这个规模小一点，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曾跟我女儿说过，你爸这一辈子在人生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失败了。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失败的人生更像一首诗的了。
 
      宇秀：她这句话就是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早在1966年就封笔停止写诗了呢？
 
      痖弦：写不了了，就不写了。（停了片刻）不过我一直没离开过诗，没离开过诗的活动，诗的生活。诗人是一辈子的事情，人生朝露，文章千古，世上唯一能与时间对抗的也就只有诗了！
 
      宇秀：你刚才说要加在一起，难道您认为自己在诗歌这个单项上还不够吗？
 
      痖弦：当然，我受到重视最主要还是诗，因为写得早。我写的时候很多年轻诗人还没出生， 许多新办法都是那个时候弄出来的。现代派，嗯，是先锋派。就二十出头嚒， 三十多岁，四十岁不到，都写完了，而且诗的形式比较特别，虽然量不多，但都关心到了，各种纯艺术的，社会性，等等。写乡下的（作品）既土且洋，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不多见的，当时和后来的人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后来做编辑，占了很多时间。
 
      宇秀：如果您不做编辑，单纯就在诗歌上，会怎样呢？
 
      痖弦：无法想象。因为我的性格不可能变成那样一个人。我兴趣太多，我这个热情胡乱地燃烧。呵呵，我这个人比较随和，一做什么就做下去了，这个时间上就忘我了，光副刊跟刊物加到一起都二三十年了，而且做得非常彻底，像从事宗教一样的。我们是最尊敬文字的一代。现在大家对文字的热情慢慢都转向电脑了。我们那一代也可以说是代表一种纸的挽歌。现在新的一代变了，原来赋予诗人的任务是什么，年轻的一代完全不管你。
 
     宇秀：您认为您那时候诗人的任务是什么？
 
     痖弦：每一个诗人，我想在中国的这种现实里面啊，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为什么说广义呢？因为如果做狭义的左派最后就变成共产党员了，国民党员了。党政是很险恶的，任何的党，排外的，计谋的，各种邪门儿的都有，但是广义的左派是站在土地和人民（一边）来发言，是广义的人道主义者。
 
      宇秀：党员是要执行命令的，诗人是最不要执行命令的。
 
       痖弦：对对对，他／她是站在土地和人民一边歌唱。像为什么后来人们有个印象，（在抗日的问题上）好像戏剧啊，音乐啊，文学啊，都是在共产党一边。就是因为文人啊，艺术家，写作的人，都是广义的左派，他们跟那边儿（共产党）很近，他们不是（左派），但是看上去很近，那边就收过去了，蒋（蒋介石）对文学不是很重视。
 
       宇秀：共产党的口号是代表人民的。还有，这也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本来就是个大文人。
 
       痖弦：是是。共产党很会做宣传，国民党这方面就差些。
    
       宇秀：您刚才说蒋介石不大重视文艺，所以他就失去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诗人。
 
       痖弦：他也有文协什么的，但都不太到位，尽管文协本身也很努力。蒋本人是不喜欢他的干部热衷文艺，如果他发现他的干部是写个新诗什么的，他就不是很重视这个人了。.....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做了官就不画了。张道藩还曾演过话剧，蒋就对他说：道藩呐，我培养你，不是让你去弄这个的。他后来去领导文运，但并不再染指创作。而蒋本人唯一在学生时代写过一首诗，里面有那么两句老师说还不错，"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还可以了，不过就这么两句。
 
      宇秀：您说，当时毛在西方迷人，是跟他的文人身份跟他的诗词有关系？
 
      痖弦：那关系大了！诗人还错的了？
    
      宇秀：人家可以不接受你的政治，但是欣赏你的文采。对吧？
 
      痖弦：是是，诗人的纯洁、道德意识、社会关心意识，是有人格魅力的。
 
      宇秀：您从南阳的乡村出来到台湾，而台湾也并不是一个大都市啊，还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但你怎么写出来的诗那么现代？比如说您的《如歌的行板》里面，您用的那些物像，都非常具有都市意象，打字机呀，马票呀，股票啊，甚至法兰绒长裤啊。
 
       痖弦：我读西方翻译作品多，大量地阅读，我读小说更多，我有很多东西从小说来的。你要看我的手抄本，那可怕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的，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中世纪僧侣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经啊抄得更多，怕水淹了火烧了消失了。抄一本书，比看一本书要印象深。
      现在人不太尊敬文字，大概看一眼就算了。那时候的文人，像纪德他常常说，你看完我的这本书，就丢掉我的这本书，你去想你自己的。他越那样说，我越是抄。一两本书（抄下来），跟着这个书进步。
 
     宇秀：你的诗作里显然有西方文学的影子，而在中国的现代诗人里面，有哪一些诗人对您比较有影响呢？
 
      痖弦：中国新诗方面，三十年代的何其芳对我影响很大，他的《预言》我很多都会背。三十年代他的诗歌和散文都很杰出，他应该成为大家。后来他陷入政治太深，可惜了！大陆诗人中，艾青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三十年代他写了很多好的诗。后来他的作品就不如早期。但这个不能怪他们。
    （痖弦曾在八十年代为《痖弦诗集》作自序中提到何其芳作为他早年诗的偶像之幻灭，"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偶像的幻灭。"不过晚年的痖弦，对一切的看法似乎更为温和宽容了）。
       我本来对大陆左翼作家有很大反感，甚至厌恶，我以前认为中共建国后到伤痕文学之前的这一段文学史是零，现在反省这种观点也是粗暴的。其实，一些左翼的作家他们的热情还是很纯洁的，他们的胸腔里的血仍然是很干净的，没有受到政治污染，以后写中国文学史不能排斥左倾作家及其作品。这就和聂鲁达一样，他把政治浪漫化了，心里诚诚恳恳地向往光明的未来，至于他寄托的政治现实变成啥样子并不需要他来负责。
......
    
      聊着聊着话题就叉到"两岸"了。痖公的脸色黯然下来，似乎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说希望台湾政府能够理性为政啊，台湾走日本路线可是万万使不得啊！他喃喃自语道。无论如何在他心目中那片生长红玉米的土地是他第一故乡，而台湾则是度过了他人生大部分时间的第二故乡。我感觉到一个居住在异邦的老人耄耋之年被两份乡情纠结着的无奈和隐痛。  
       他说他一直记得童年在河南乡下广泛传唱的一首童谣——《台湾糖》，那首童谣就说明大陆心里从未离弃台湾，也可以说自甲午战以来，台湾一直就是大陆胸口的痛。在我把本文的初稿拿给他过目时，他读到上述有关两岸的文字，又提到那首童谣，并要我记下来：
      
       台湾糖，甜津津
       甜在嘴里痛在心
       甲午年，起纠纷
       鸭绿江中浪滚滚
       中日一战我军败
       从此台湾归日本
 
       台湾糖，甜津津
       甜在嘴里痛在心
        ........
 
      侍应再次来添咖啡时，我们已经聊了快两个钟了。因篇幅所限，在本文里我只能截取"访谈"的片段。分手时，痖公送我一本《记哈克诗想》，是他关于诗歌创作的新著，分享了他诗歌写作背后的秘密。我忽然觉得没必要再问痖弦写不写诗的问题，他已经把自己过成了一首诗。
      在驱车前往预订的餐厅途中，我先生对坐在一旁的痖公说，今天开车有点紧张，因为车上有国宝级大诗人。痖公就说：还有李清照，做赵明诚也不容易啊！在两个男人朗朗笑声中，我耳畔响起的是痖弦《如歌的行板》——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经经看一个女子走过之必要
      ......
 
     这时外面下起了雨，是瓢泼的雨。雨刷在车窗上呼哧呼哧地划来划去。我知道这时对于诗人“来一碗米饭之必要”是最切实的了，如果再加一条鱼和烧茄子就完美了。痖弦说自己虽是北人，但在台湾久了，习惯了吃大米，而且他发觉这个米饭能定神，他说当兵的时候 “一碗米饭下肚，这人就稳住了”。 
 
2016.06.03 一稿/ 2016.10.08 修订
 
 
（全文载《钟山》文学双月刊 2017年第3期，香港《文综》2016年12月冬季号；曾获山东文艺出版社、大众网、《山东文学》联合主办的“阳光下的风”主题征文(原创作品)大赛报告文学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