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曾一同壮游西藏——忆诗坛耆宿郑愁予先生二三事

　　一，初识于美国波士顿西蒙斯学院举办的首届国际中文诗歌节

　　6月15日，台湾著名诗人颜艾琳女士突然发来微信，说我们十分尊敬的诗坛大师郑愁予先生于美国时间6月13日辞世。虽然郑老已高龄九旬，但我还是心头一惊，中断了正在写作的考辩文章，开始回想我与他交往中的点滴。
　　1980年代末，在亿万中国热血青年如我者狂热地读诗、写诗的年代，曾经在大陆刮过一阵“台湾诗歌热风”。在我饕餮般的诗歌阅读谱系里，当时可以说是“逢台必读”，给我印象深的或者说对我影响深的就有郑愁予的作品。首先，“愁予”一词作为诗人的名字，就让多愁善感的诗歌学徒着迷。其次，这个词来自屈原名作《九歌·湘夫人》之开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舜之妃即帝尧之女（所谓“帝子”者）已神化为湘江女神即湘夫人，降落在北边的沙洲上。这是在湘江男神即湘君的管辖地盘内，但是，他偏偏说：“我睁大眼睛望啊望，还是看不见你啊；这多么让我哀愁啊。”可以收，“愁予”这个名字及其来自《楚辞》的古老典故所暗示的是：郑愁予的诗歌充盈着浪漫风味和古典气息。这对于从文革话语中走出来的大陆读者来说，是陌生而迷人的语言风景。因为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浪漫主义就被革命化了，其本有的真切而入微的人情被抽空了。而在破四旧运动中，古典之优雅与婉转也早就像落叶一样被大革命的秋风扫除了。
　　1991年冬天，我刚入重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后不久，韩国汉学权威、诗人许世旭先生来所里讲学。他年轻时留学台湾，开始写诗，在台湾诗歌界“混迹”多年，几成老炮，与许多老一辈台湾诗人交情甚深。他在课上给我们讲的多半内容是台湾诗歌——不，诗事。他喜欢请弟子们吃饭，而且每吃饭必喝酒。在跟我们觥筹交错之际，他多次讲到台湾诗坛当年的饮酒盛况。他们一干真名士都爱“痛饮酒，熟读《离骚》”。因此台湾诗坛有“四大饮者”之说。除了许老师他老人家自己，其他三位是纪弦、郑愁予和楚戈。当时听他课的只有四个学生，而且都是男生；我们自己戏称为“四条汉子”或“四小饮者”。我们好生艳羡他们当年的豪饮。我悄悄许下心愿：此生是否有机会见识另外三大饮者甚至与其一起痛饮？哪怕其中一位？
　　我毕业后来京定居工作，与敬爱的许先生在中国和韩国多地见面；但始终与那三位前辈饮者缘铿一面。纪弦生于1913年，1990年代已经八旬高龄，而且早在1976年底他老人家就已经移民美国，隐居在旧金山，连台湾都极少回，更别说是来大陆了。楚戈在1980年即患鼻咽癌，痛苦异常，极少离开台湾。三人中，似乎只有郑愁予还相对年轻（那时刚过花甲），处于健在状态。因此，我暗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2004年，机会终于来临。当年10月，美国著名黑人诗人蔚雅风(Afaa M.Weaver)教授在其任教的波士顿西蒙斯学院举办“首届国际中文诗歌节”。参会者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诗歌界人士。我与余光中、吴思敬、王小妮、臧棣和于坚等几个人代表中国受邀前往参加。让我惊喜的是：当时尚未从耶鲁大学教师岗位荣休的郑愁予先生也光临会议。我至今记得他无比感人的发言情景：他身形魁梧，西装革履，戴着黑色帽子和茶色眼镜。他没有说客套话，而是神情哀伤地读了一首大陆诗人写于1980年代末的作品，老泪纵横。这是郑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永远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他这个高大高尚的铁肩担道义形象让我坚定了一个诗歌观念：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尤其是那个年代末期的中国诗人很难有让人敬服的沉郁格局。这是我衡量当今中国成千上万、形形色色诗人的品格的一把大尺子。
　　让我特别惊诧的是：郑先生是从台湾去的美国，但他的口音丝毫没有海外华人的荒腔走板，而是极为地道的京腔京韵，嗓音洪亮、吐字清晰、气息从容。我问他何故。他说，他其实是北方人，正宗的北方人，而且少小时候即语言形成期还在北京生活过。他1933年生于济南，后曾学于北京。他于1949年随作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迁居台湾，后来到美国定居三十余载；但他一直习惯说北方官话，不会说闽南话或其它任何一种方言。
　　那次诗会时间匆匆。况且，我记得郑先生提前离开了；况且，美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清教主义；况且，我是晚辈，不敢跟前辈一见面就造次“闹酒”。因此，在波士顿期间，我们俩没有一起“痛饮”。
 
　　二，再聚于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2007年8月7日至10日，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市举办。我有幸受邀参加，一到宾馆下榻，翻开会议手册，“郑愁予”这三个字似乎是从纸面上跳出来蹦到了我的视野里。第二天，我找到他。他还是带着淡淡的“有色眼镜”，头发白的已经多于黑的，但还是声如洪钟、精神矍铄。这次我俩算是重逢，我又攀了一下许先生这层关系，他也好像把我当做了他的弟子。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对他诗歌的喜爱和熟悉，让他对我亲近起来。所以我们这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忘年交聊得不亦乐乎。他告诉我，他已于那次美国诗会的第二年即2005年从耶鲁退休，旋即回到台湾定居，而且是金门岛。主要原因有两个：1，他是郑成功的第十一世后裔，而金门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地，也是他的精神故乡；他期盼叶落归根，回到离自己祖上最近的地方。2，金门是他的酒精故乡，他好饮酒，最爱喝金门高粱那样的纯酿高度酒。
　　大概是在青海的第三天吧，我跟郑先生说，我们几个没有去过西藏的中国诗人打算在诗歌节结束后，组个小团，去趟西藏。他说他也没去过西藏，也会去。我说，我们打算乘坐不久前开通的青藏线火车去，一路上可以欣赏无与伦比的高原美景。他说他也计划坐火车。我问他跟谁去。他说他一个人去。他老人家当时已经74岁高龄，要一个人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与北京上海纽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许多内地人心向往之但谈之色变——可能会发生高原反应等种种不测。我立即警觉起来，问他有没有人帮他在西藏做一些安排或接应。他说有啊，人家给他安排妥了。虽然他说得那么板上钉钉，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那个所谓的安排有纰漏怎么办。于是，我多问了一句：谁在帮他做安排？他说是诗人瓦某。我一听就急了。瓦某当时在西藏的一家旅游业杂志社临时打工，也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因为他曾在北京混过，我对此君还是比较了解，尤其了解他的种种不靠谱作为。我提醒他保持警惕，发现不对劲就赶紧改变主意、跟我们走。我虽然私心想让老爷子跟我们一起来一趟西藏壮游，但我毕竟不能强行“拉客”啊——我又不是做旅游生意的。
　　那时，从西宁到拉萨的火车刚刚开通不久，旅游旺季一票难求；许多与会者都跟我们一样，在西宁等着车票。不知道是否是青海省政府去跟成都铁路局做了沟通——青海和西藏境内的铁路业务统一归成都铁路局管辖，成铁很快就决定临时增开一趟青藏线客运列车。于是，我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卧铺票，包括郑先生。我记下了他的车厢铺号。
　　那天上车安顿好之后，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我去郑先生的车厢找他聊天，再次问他到拉萨后的安排。他再次斩钉截铁地说，瓦某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到了拉萨火车站就会有人来接他，还说瓦某给了他一个拉萨那边瓦某朋友的电话号码。我说，瓦某是我们江苏的汉族人，他自己去西藏的时间都不长；旅游旺季的西藏吃、住、行、票等各种旅游资源都非常紧张。我追问：瓦某是否有能力或意愿帮他安排好这一切。郑先生说，应该没啥问题吧，他的火车票都是瓦某帮他买的。我说，火车票一开始确实很难买，但后来是很容易买到的。他承认说，瓦某没有跟他说到这些安排的细节。我说，就西藏旅游而言，没有细节的安排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找的是非常靠谱的朋友，叫贺忠，本身就是藏族诗人，在西藏生活工作许多年了，人脉广泛，已经帮提前基本安排好了所有事项。又随便聊了一阵之后，我正式跟他说，如果到了拉萨火车站，有人来接他，那他就跟那人走；如果没有，就干脆跟我们走。我们人多，而且都是诗友，一起旅行不仅有安全保障，而且好玩。他问我都有谁。我说有河南的周占林、安徽的王明韵、山西的姚江平、黑龙江的关雎、广东的临工等十几位。本来他跟他们都不认识，但经过诗歌节上数日交流，都熟悉了。他表示同意采纳我的建议。
　　第二天火车停靠拉萨站时，已是傍晚。我们出站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陪着郑先生等待瓦某安排的人出现。我们左等右等，没有神秘人物出现，既没有人举着郑先生名字的牌子，也没有人喊他的名字。郑先生打电话给对方，对方也没有应答。我说，天都快黑了，我们不能把他一个老人孤零零放在火车站；贺忠已经通过他的亲戚关系，给我们提前定好了旅馆，而且来接我们的车都到车站了。郑先生稍稍犹豫了一下，同意跟我们走。
　　拉萨的贡嘎宾馆虽然不大，谈不上豪华，但布置装饰具有浓郁的藏族文化风味。郑先生一到就挺喜欢。我陪他办完手续后，让他先去房间休息，并约好一起出去下馆子吃晚饭的时间。
　　在西宁时，有多人包括贺忠警告我们说，内地人刚到西藏时，第一不要马上洗澡，第二不要马上喝酒。但我们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火车，怎么能不冲个热水澡呢？诗友们好不容易在西藏聚在一起，怎么能不小酌几杯呢？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冲了澡，小心翼翼喝了起来。我们几个晚辈纷纷向郑先生敬酒。尽管我们中间有像周占林那样既爱喝又善饮的高手，但毕竟那是在西藏的第一顿酒——本来似乎不应该喝的；所以，尽管气氛煞是热闹，大家都没有放开喝。郑先生善饮又善谈；但我算是他在这个临时诗人采风团里唯一的老相识，还充当着临时召集人的角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拉”他入伙的。万一，在西藏的行程中，他老人家出点意外，尤其是酒桌上因为美酒而出的意外，肯定不会被传为“美谈”——而是丑闻，我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因此，我暗示兄弟几个要用酒真诚而热烈地对郑老表达敬意，但适可而止。
　　不仅那在西藏的第一顿酒我们喝得相当克制，后面在整个西藏旅行过程中也不敢豪放；尤其是在经历了高原反应之后。
　　第三天，我们去纳木错湖，中间要途经此次西藏行的海拔最高点拉根拉山口（5190米）。这是从拉萨出发穿越念青唐古拉山脉前往纳木措的必经之路。出发前一天，贺忠帮找的旅行社的朋友就善意地忠告我们，在那个山口，很容易发生高原反应；于是，他们帮我们每个人都在中巴车里配备了微型氧气瓶。到了拉根拉山口，随着中巴车的颠簸，我果然开始觉得胸闷头疼，嗓子眼里象是被塞了一团棉花，肚子里的东西东翻西滚着，想吐又吐不出；脑袋四周象是被套了紧箍咒，那横过山口的大风像唐僧的唇舌念起了咒语，我的颅内似乎有一百条百脚虫在扭动、在膨胀，我的头似乎成了随时都会爆裂的不定时炸弹。我赶紧抓取身边的氧气瓶，像抱着救命稻草一样，大口吸起来。我边吸氧，边看车内其他同行朋友的状况。他们大多数也是突然间脸色煞白，表情痛苦，像饿了半天的婴儿抱着母亲乳房一样地狂吸着氧气。只有三个人例外，一个是藏族司机；一个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姚江平，此君比我稍长几岁，当时也就四十开外，说是在离开老家长治去青藏高原之前就感觉心脏不适，所以，一到西宁就开始服用防治高原反应的神药红景天，可能是红景天的神效让他转衰为强、转败为胜，一路上都在跟左右两个已经用氧气瓶塞住自己嘴巴的朋友说个不停。郑先生也谈笑风生，而且手中相机还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他已年逾古稀，之前没有服用任何预防药物或者说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居然没有任何高反症状。本来我最担心的是他，结果表现最佳的反而是他老先生。我为他感到惊讶、惊喜甚至惊奇！
　　那次西藏之行，我们都觉得收获非常丰富，除了纳木错圣湖，我们还观赏了布达拉宫——幸亏贺忠兄从他的好友、时任拉萨市旅游局局长那儿给我们及时搞到了门票，在拜谒小昭寺时正好看到一群藏族女子在用一种木制平底工具一边平整地面，一边齐声唱着清亮而有力的“打噶歌”，在罗布林卡公园正好观赏藏戏表演，在拉萨内外的各个寺庙感受晒佛节的各种仪式，在念青唐古拉山几乎半天才有一辆车经过的弯曲公路上时不时有无比虔诚的藏族老阿妈一步一叩头走着。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郑愁予先生跟我们一起朝夕相处、同游了好几天；天天一起喝酒、谈诗。他教导我，鼓励我；这是我一生铭记且受用的宝贵记忆和精神财富。我后来写了十几首诗，记录我在西藏期间的所思所感。
　　期间，我们曾聊到我当时刚刚开始参与的世界诗人大会事务。时任大会秘书长、同样来自台湾的诗坛前辈杨允达先生正好也是郑先生的老友。杨老对我有知遇之恩，对我栽培、鼓励甚多，希望我利用我的诗坛号召力、组织能力和外语优势，更加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最大诗歌机构的活动。我当时还有点忐忑，因为我平素组织纪律性比较差，不太愿意多参加分散我读书写作时间的事务性工作；而且，这一在美国注册的机构当时在中国的声名负面大于正面。但是，郑先生对杨先生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相当敬重，而且他曾在几年前就接受世界诗人大会暨世界艺术学院颁发给他的荣誉文学博士证书。他还告诉我，四大饮者中最年长的纪弦更早更深地参与了世界诗人大会。早在1969年，纪弦就在其挚友、这一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钟鼎文先生的引荐下，出席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获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颁授的金奖。1981年，纪弦出席在他晚年所定居的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获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既然我所尊崇的两大饮者都认可这个组织，我为它多做点事有何不可呢——哪怕是要付出艰辛努力逆转其在中国的名声。可以说，郑先生当年的那番话奠定了或者说激励了我为世界诗人大会做贡献的兴趣和决心。
　　
　　西藏旅行结束后，郑先生没有直接从西藏回台湾（反正没有直达航班），而是先来北京，停一下，再回台北。他客气地说，西藏之行他也觉得很有收获，还说感谢我的一路照应，北京他的一个要好朋友已经安排给他接风兼践行。他让我一起去喝酒，说在西藏没喝好。那个北京的夏夜，他的那个朋友果然热情，请我们吃烧烤，喝了三、四种好酒。我们都喝得很嗨，我几乎断篇了，以至于后来记不得他那位做东的朋友的尊号以及同饮的其他好汉都有谁，也记不清如何与郑先生道别并回家的。我只记得席间他送给我一册《郑愁予诗的自选（二）》。这是200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他诗歌精选集。我一路上凭小脑作用力把它紧紧抓在手里，一直把它“扭送”到我家里，至今珍藏、翻阅。第二天，我本想请他再喝一顿，但他在电话里说没时间了，要启程回台了，另找机会吧。
　　
　　三，一起参加楚辞文化之旅、致敬屈原
　　
　　直到十二年后，即2019年，这个机会才出现。这还要感谢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诗歌春晚。
　　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总导演、诗友屈金星先生和另一位文旅策划大咖郭敬大侠一起应邀为湖南省怀化市锦绣五溪商业中心精心策划首届中华海峡两岸诗人楚辞文化之旅。此次楚辞之旅从5月6日至12日，从怀化到汨罗，沿着沅湘屈原流放行吟的路线进行采风，中间穿插造访了凤凰、岳阳等地，这是一次诗歌朝圣之旅、又是楚辞文化寻根之行，也是内涵特别丰富饱满的一次旅行。
　　我一听金星说，郑先生也会参加这次活动，立即答应，立即买票。因为之前别处有活动，我是5月8日夜里才抵达怀化的，没能赶上当晚以“爱·乡愁”为主题的中国(怀化)海峡两岸诗歌音乐晚会。正是这场晚会拉开了怀化两岸经贸文化博览会的帷幕，同时标志着此次海峡两岸诗人楚辞文化之旅的启程。 
　　晚会结束后，本次活动承办方、湖南和园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康仕金先生请我们夜宵。我本以为当晚就可以跟郑先生碰杯，但据说，他因为年老体弱、旅途劳累，早早就休息了。我记得，参加夜宵的有屈金星、郭敬、周瑟瑟、罗广才、王长征、方楠、杨亚杰、姬国胜、郝娟、吕铭、翦凝刚、蒋明玲等一大桌新老朋友。
　　9日，我们在怀化市域内采风，郑先生好像只参加了半天的活动。我一见他，吓了一大跳。他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声音不再洪亮，步伐不再稳健，连精神都似乎有点不振，与他在西藏时的矍铄状态几乎判若两人。毕竟，他已经86岁高龄，而且，他悄悄告诉我，他罹患前列腺癌已经多年。我问他是否在治疗，他说他才不管这病魔呢，人命由天！我暗想，他老人家可以不管病魔，病魔却在光顾他折磨他啊，所以才导致他的老迈吧。他能够从金门辗转来到怀化，已经很不容易！他说，他是为了纪念屈原我们中国诗人的这位共祖、冲着楚辞文化才来的。还好，有不那么老的诗人绿蒂先生和画家王婷女士全程陪护，他和我们都才放心。
　　5月10日上午，海峡两岸诗歌交流会在怀化学院东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据金星说，这是怀化学院有关领导听说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领衔带领海峡两岸诗人、学者造访怀化，觉得机会难得，临时起意请我们去跟学生见面的。虽然是临时筹备，但学生们还是朗诵了郑先生的诗，问了他多个问题。他认真聆听，也认真回答。毕竟，他大半辈子都是教书先生嘛。我在那次交流会上，首次公开提出板斧诗论。有人用柳叶刀写诗，写得细腻、清新、巧妙；但我更主张用板斧写诗，更钟爱厚重、粗犷、朴拙的风格。郑先生表示认同。
　　下午，我们本来要去此次楚辞之旅最重要的目的地汨罗，第二天那里有非常正式的活动。但是，凤凰古城文学界的朋友们从金星处得知郑愁予先生驾临他们附近，便力邀甚至可以说是拦截我们去古城一游。这座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境内的古城即沱江古镇是国家5A级景区、沈从文的家乡、中国四大古城之一，魅力太大，名气太响，许多人如我者梦寐已久。虽然时间很紧，而且有点累，但包括郑先生在内，大家都同意或者说竟至于要求拐过去走一趟。金星从善如流，于是大巴车转向凤凰。我们抵达古城时，当地文学界的多位朋友出来迎着我们，简单座谈了一下，便开始游览。一开始，我陪伴郑先生他们慢慢在沱江边散走，走过镇上热闹非凡的最大风雨桥后，我们面临两个选择：去沈从文的故居或者坟墓。郑先生他们都选择去故居，但我和另一个朋友选择去坟墓——尽管坟墓离得比较远，但我总认为一个人的死亡比出生更重要，死亡主题比出生主题更值得我们关注。沈从文的坟墓虽然简单、偏僻，但就在沱江边上一处幽静的林木覆盖的所在；这可以说是遂了他的愿：叶落归根、闹中取静。
 
　　当晚，当地朋友们就在沱江边上一家生意兴隆的餐馆宴请我们，吃的是土家族地道的土菜，喝的也是正宗的土酒。大概是因为来到了沈从文的家乡、天下闻名的凤凰古城，郑先生兴致很高，而且越喝兴致越高，而且似乎盯上了我——当年他们四大饮者之一许世旭先生的嫡传弟子，一杯杯地要跟我捉对厮杀。我深知，土酒上口容易后劲足，我曾有不止一次不胜土酒之力喝得酩酊大醉的惨痛经历。我不能直接在他“敬”我酒时，扫他的兴。但我又怕老人家喝出问题来，我偷偷地把我的担心告诉了绿蒂先生。金星是通过绿蒂请来郑先生的，好像这次绿蒂是郑先生家属委托的临时监护人，所以他有权力和义务适当监管郑先生的行为——尤其是他一生癖好的痛饮行为。绿蒂先生直接上去善意地夺了郑先生的酒碗——不是小口径的酒杯，说这是郑先生家属的要求，而且时间已经不早，我们还要赶紧吃完后观赏沱江两岸美丽的夜景呢。一开始，郑先生为自己正酣的酒兴被突然打断而有点愠怒，我说明天后天我会继续好好陪他喝。最后，绿蒂使出杀手锏，威胁说要给郑先生的太太打电话告状，郑先生才悻悻然作罢，开始吃主食米线。我注意到，在行程中，郑先生几乎每天要给他太太打电话报告。散席后，他才觉得自己其实喝得已经不少，而且有点累了，于是，绿蒂陪他休息；我们其他人则开始匆促的夜游。我们沿着淙淙唱着夜歌的沱江岸边走了一段，灯光照在哗哗的水波上，反射出来，并不璀璨，反而有点幽暗；但我喜欢那种幽明的氛围，更加浪漫、温馨，给喧闹降噪，给美景增色。这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汨罗，因此，我们不敢在凤凰流连太久，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吧，我们跟郑先生他们会合，上了大巴车，依依惜别如同洞房中新娘一样的微亮的凤凰。
　　由于头天晚上休息得比较晚，第二天，即11日上午的行程开始得很晚，而且只有参观屈子祠一项。屈子祠又称屈子庙、汨罗庙、三闾祠等，始建于汉代，原址紧靠汨罗江边，清乾隆二十一年（1766年）大规模重建时迁至现址玉笥山——离汨罗江也挺近。据说，屈原因遭小人谗言被楚王驱逐，辗转来到玉笥山居住。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楚国国都郢城被秦军攻破，屈原绝望地抱着石头自沉江中。屈子祠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三进院落布局。因为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积累，祠里值得观赏的东西实在太丰厚，如四壁石板镌刻历朝吊祭屈原的诗文词赋、正厅以巨木雕刻的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矗立在后殿的一尊1980年重塑的屈原像，还有大量历代碑刻。除了常规的美女讲解员引导我们，白发苍苍的当地文化馆老馆长也亲自来给我们当导游。时间有限，我们只能选看最精华的部分。
　　郑先生特别兴奋，他想多看，也想跟上大部队，无奈他的腿脚不听使唤。主办方贴心地找来了一辆轮椅。新加坡女诗人舒然等我们几个晚辈跟工作人员一起轮流推着他游览。遇到需要近看细看的景物，他就下来；比如，他对他感兴趣的重要碑文会驻足一字字地研读。转场时，他就再上轮椅。如是多次。他一路发表他这一生阅读、感悟屈原之精神与作品的点点滴滴。人们纷纷跟他合影，他从不推拒。他还接受了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那时离当年的端午节只有个把月时间，朝拜屈子祠最重要的莫过于祭屈仪式——端午节最重要的起因嘛。时任汨罗市委书记喻文亲自陪同我们参加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主办方请郑先生领祭。我们全都披挂着印有屈原诗句的黄色绶带，列队凝神，静听祭文，向屈原像三鞠躬。
 
　　5月11日下午，在屈子祠的一个半开放的大厅里举行了“寻根•追梦”——首届中华海峡两岸诗人楚辞之旅座谈会，由湖南省诗歌学会主办，由我的老友、该会副会长、诗人陈群洲先生主持。湖南各地的诗人、楚辞学者来了不少。郑先生发表了挺长时间的感言。他说：“我祖籍河北，生于济南，长于北京。在长沙、衡阳读初中，后来去了台湾，再到美国。但是，我文化的根在中国。屈原是我心中最重要的诗人。”他还说，这是他第二次到汨罗。他最好的朋友袁德兴的家乡就是汨罗。七、八年前，他曾跟袁一起回过一趟；不过，那次几乎是微服私访，没有这么大的欢迎阵仗。
　　当天晚上，就在我们下榻的安适静雅的屈子文化园里，当地政府举办了朴素而隆重的欢迎晚宴，由时任汨罗市政协主席彭千红先生主持，由市长朱平波致欢迎辞。我私底下跟同行的诗友说，我们此次汨罗之行，可谓惊官动众，都是沾郑先生之光。当然，他们更根本的考量是：伟大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诗歌文化是维系并加强两岸人民感情的重要资源和独特力量。
　　主办方安排我陪坐在郑先生身边。我们边饮酒边聊天。我知道袁德兴就是诗人楚戈的原名。于是，我问了他一个敏感问题：“你们四大饮者比拼过吧，到底谁的酒量最大？”他微微颔首，用手指着自己的喉咙——仿佛那里回旋着三百杯佳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在下。”说完，他抓起酒盅，一干到底，仿佛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我也一口干了我的酒盅，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相信他的所言。然后，他开始动情地回忆并颂赞他这位已经于2011年殁世的挚友。他几乎滔滔不绝地说，楚戈这个人啊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懒又有点傻还有点玩世不恭，但其实极为聪慧，也颇为勤奋。他引用台湾诗人扬牧的话说，楚戈能“化梦魇为嘲弄”。他又引用楚戈自己的话说：“人家都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实际是因为我太有所谓。”我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看待世事的原则和态度。他无比感佩地说，楚戈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仅是写诗的好手，而且在绘画创作、版画印制、铜雕制作、插图绘制以及艺术评论等领域均有建树，可以说干哪一行都能成为行家里手；而且，楚戈的不少成就是被逼出来的。我说，有些人的才华不逼是出不来的，另有些人呢，你怎么逼他，他也拿不出真货来。于是，我俩又干杯。那天晚上，是我们又一次的畅聊和畅饮。我偶尔还想起他的老和他的病。他自己呢，好像真地不知老之已至、不知病之已起。酒真是好东西，是安慰剂、救心药、忘忧物。郑先生一辈子贪恋（就是“恋爱”的“恋”）此“扫愁帚”，是否就为了让它帮自己扫除那形影不离的连他名号都占据的“愁”？
 
　　第二天早上，我问他头天晚上休息得如何。他说：“很好，很好。”我竖起了大拇指。在饮酒这件事上，他绝对当得起“老当益壮”。于是，我们乘坐大巴转场去此行的最后一站：岳阳。岳阳诗歌界的朋友们也是闻“郑”而动，纷纷来陪同我们登岳阳楼、谒小乔墓，同时一睹郑老的风采，纷纷与他合影留念。时任岳阳楼景区管委会主任李冈先生也是一位诗人。参观结束之后，他召集大家在他们的会议室里举办了颇为正式的“中国名楼诗歌文化论坛”。
　　午餐后，郑先生他们一行三人就踏上回程。我还记得，我们是在景区外的一条小路边送他们上的一辆商务车。我当时真有点伤感或绝望：以郑先生老病之实况，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再见的可能。
　　他们回台湾不久后，郑先生又回到了美国；他回美国不久后，席卷全世界的大瘟疫来了，他挚爱的太太走了，他自己也累倒了（我宁愿不说他是病倒了，因为他视“病”若无物）——哈佛大学的张凤女士跟我说，郑先生的最后三年几乎是在耶鲁近郊北港他的居所里睡过去的，直至他终于驾鹤西去——不，东归！
　　自从2004年我与郑先生在美国相识以来，已逾二十载，由于相隔千里万里，交往并不密，但无论是人格还是诗格，他跟屈原一样——都是我的精神父亲之一。匆草此文遥祭。痛哉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