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建中的散文诗立场

　　摘要：本文旨在从“文体事件”的角度来观察散文诗写作集体对于这一“事件”本身的构造方法与构造动机，并通过这一构造本身探察散文诗存在方式里的价值取向。同时，通过观察国际诗文坛对于文体的一种理解模式，从另一角度说明散文诗在国内兴发的前景与命运本质，以及散文诗在国内布局方式中显现的一种体系化所自呈的解构与结构意义上的价值导向。

　　一、突出的文体事件对价值的召唤

　　散文诗在中国作为一个突出的文体事件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这并不好根据任何蛛丝马迹来武断地下结论。若以引人注目为基准，则《诗刊》1981年第9 期的一个栏目《散文诗六人谈》【1】或者是一种肇始，一种发端。这里所说的“发端”，是“散文诗”这个体裁或文体名号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入读者视野。在此之前，这种文体的发展属于“自然自发状态”的发展。所谓“自然自发”，指的是，无论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从刊物的角度，都还没有明确的“散文诗”概念，而只是介于小品文、散文与白话文运动下的自由诗之间的产物。鲁迅《野草》的散文诗属性确认，不是由鲁迅自觉认识到的文体写作中发生的，而是由当代诗坛与当代诗歌实践通过刊物编辑的反复辨认（包括通过对本国文学史沿革与外国“散文诗”源头的考查中进行的辨认活动）、作者在对主流刊物样本的学习观摩与实践中逐渐确定了散文诗从精神到外观的模式后，才与历史文本有了一种“知遇”式的相认。
　　必须指出，上世纪30年代，也有一些关于国外散文诗人作品的译著出版，包括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这些译著结合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对散文诗的创作实践之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不可谓不重大。比如，它实实在在催生了鲁迅的《野草》，后者以显著的散文诗形式实践，从象征主义出发，合乎一个时代需求地完成了一种经典的发声或者斗争。其影响之深远至今无其他作品可与之比肩。然而，与鲁迅同时代的也有一些青年散文诗人，其作品质量显然远远不及《野草》，而只是总体上构成了对此文体的一种尝试阶段的陈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文体是由国外引进的，是在翻译形式里、而不是发自本土自然理解力的接触与阅读里，产生认知——可以认为，这种“认知”里对文本内容的关注注定会胜于文体本身，或者说，由于国内作者不熟悉它的风格的根本要义，而只能在一种模糊的领略中进行模仿式的写作。由此可以认为，那时的作品集体阵容之影响力并不足以构成散文诗自身的“文体事件”。
　　真正构成“文体事件”的是上述《诗刊》社“六人行”事件。因为，这是对于散文诗文体创作的自觉复兴，而不是像现代文学发端之初那样，属于概念不明之模仿与尝试的朦胧阶段。就在同一年（1981年），更进一步的自觉是榕树文学丛刊第四辑的面世，其中收编的作品里，几乎囊括了老、中、青三代散文诗诗人。其阵容从《诗刊》六人行扩展至18人。毫无疑问，在散文诗的当代复兴（包括发掘、寻找）中，《诗刊》社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但之后，担任起主要“复兴任务”的，却是湖南益阳市文联创刊的《散文诗》，以及之后蓬勃发展的各种散文诗团体、刊物与年选与征文活动。此中详情可参见罗小凤《新世纪十年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一文。从主要的几种刊物《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中国散文诗》《散文诗天地》等出发，综合各种刊物、年选、选集和个人出版物，对散文诗的编选力在多达五六十种的规模里，充分说明了散文诗文体在超越传统新诗体裁与散文体裁的意志中，对于自身独立性的强烈招魂。

　　二、国际文体认知模式对“国有”价值的塑造作用

　　从当前趋势来看，尽管散文诗写作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国际文学、文体认知中，对于散文诗的独立评估体系与刊物支持体系并不突出，国内散文诗给人的一种观感于是变成了一种“国产”，一种“内向发展”，而非“开放式发展”。在此当中，不乏希望把自己的诗歌写入国际文坛的大咖们，对于散文诗的一种禁忌与模糊性的处理——换言之，在散文诗刊或散文诗人看来，他可能写了一首散文诗，但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写了一首“新诗”。这种态度，从已然斐声诗坛的诗人开始，不乏一种模范作用，或扩散至诗坛，成为流行性或潜在的流行性散文诗疫情。
　　情况尽管看来并不怎样乐观，但正如古代文学中，唐诗宋词或诗经，在译介的作用下，照样成为国际性的文学事件与世界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遗产，散文诗的写作前景不在于这种文体是否在国际诗坛上引起共鸣，而恰恰可能在仅属于中国自身内部作为当代独立发展的一支文体，而产生它的文学价值。
　　这种价值模式在他国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日本的“俳句”，如印度的“吠陀”——“吠陀”在各类译介中，虽然没有突出其文体的旨意，但却没有其他民族将之指认为一种普遍的文体来实践，因此，它作为文体的存在价值实际上类似于我国的唐诗宋词，或者楚辞。后者在西方的研究中，并没有将之作为特殊的诗歌体裁来对待，这与西方的一种传统一致，许多国内著名译者都指出了这种特征，即西方文学界有时会将随笔、戏剧、散文都视为诗。如蒙田随笔，莎士比亚戏剧等，有时甚至把海明威这样的小说家也视为诗人。柏拉图将诗人的技艺视为第六等工艺，哲学视为第一等，而在二十世纪，诺贝尔奖组委会却要给萨特颁发文学诺贝尔奖，萨特虽然在小说方面有些作品，可他最受瞩目的还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个例子上可见，在西方，文体一统化是一种传统又是反传统，在这种双重传统下，哲学甚至也可以视为文学。萨特拒绝这种颁奖，一方面可能出自政治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对哲学本身作为“知”，与文学作为“感性艺术”（鲍姆嘉通将“感性”视为次于理性认知的一种知觉活动，而将“理性”视为一门学科之所以是科学的基础。【2】萨特是否也同样认为，不得而知。但可以认为，人们与那种“浑觉”上的文体观之对立，是有源头的）的一种区别。在文体学领域里，文体学分析家们试图重新来定义文体、把握文体的过程里，人们也许可以更加地领会到那种笼统的文体观。比如洛奇【3】认为，“语言在散文与诗歌中的使用没有分离。”【4】——这个观点，就将散文与诗歌同一起来。相对这种一统化的文体观，散文诗在我国的实践与理论现象，作为一种突出的文体行为，在对于自身文体的论证活动中，就显得有点悖论，或者恰好相反。但是，我也说过，散文诗是一种综合、过渡时期的文体，它在每个过渡社会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形式（如在战国时代是“赋”），从这个特征出发，西方的一种所谓“一统化”也许同样是过渡时期的反映。在国内，当前散文诗这种过渡性文体的自我强调，在散文诗人的特定的抒情需求和精神本身在刊物与相关散文诗活动的意志阐发里，既不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某一上层建筑的主导，也不是某一压制本身的诠注，而是时代自然而然的精神流溢。

　　三、体系化写作中的解构与建构

　　在散文诗写作中，一直面临一种批评，即认为散文诗作者的作品都有些无病呻吟，是苍白无力的小花小草。这种批评，促使新生代作者开始反思散文诗写作。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可能就比较广义了——老一辈中，于此反思中受到瞩目有柯蓝、郭风、许淇、耿林莽，邵燕祥等；中青代又包括灵焚、李松璋、亚楠、爱斐儿、黄恩鹏、语伞、徐俊国、唐朝晖、白月、转角、杨林、贝里珍珠、韩闽山、青蓝格格、高雷、周庆荣等。广义的“新生代”甚至同时聚集了老中青三代文学评论家，包括谢冕、张清华、蒋登科、箫风、敬文东、孙晓娅、灵焚、薛梅、熊辉、罗小凤、王士强、陈培浩、曾鸣、潘桂林、赵薇、孙丽君、王晓悦、王琦、章闻哲、李仕淦、北野、亚男、杨胜应等。另一种较显著的反思活动则体现在新世纪以来对散文诗这一文体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的散文诗评论家的作品中，从王光明开始，到蒋登科、黄永健、黄幅明、徐成淼、孙玉石、李晶标、车镇宪、王珂、章闻哲等，均对此文体有过理论上的贡献。理论本身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甄别与定义该文体，也在于为该文体提供方向性的意见。这种意见当然包括对散文诗审美发展的时代性诊断与未来展望。
　　就在这种反思与文体发展意志里，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种“解构式”写作。这种写作，通常被认为是散文诗自身文体赋予的自由力量中所产生的解构主义实践。相对传统分行诗，散文诗不是不分行，而是有更自由的分行节奏与形式许可。这种有着对写作的解放意绪的文体特征，当然反过来又是在散文诗人的创作实践中被领悟并强调的。无论如何，超越“苍白的小花”这个头衔，是许多散文诗人自觉认识到的时代性任务。但是同样地，一种顽固的指认过去文本样板作为散文诗形式依据的行为，依然广泛存在于散文诗刊物及散文诗人的创作中。换言之，在解构主义的欲望中依然存有传统结构的某种权威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散文诗创作团体的开拓与进展是一种新时期不能不提到的现象。这个群体以周庆荣、灵焚、爱斐儿、语伞、亚楠、李松樟、黄恩鹏等诗人为主体，通过《大诗歌》与“我们”诗丛，以及作品在各个刊物中的集体进军形式（“我们”成立之后，很快引起了当代诗坛的重视。2009年6月“我们”的创作首先得到《诗潮》的呼应，随后《诗选刊》、《诗林》、《新世纪文学选刊》、《中国诗人》等先后刊发“我们”散文诗专号或者开辟专栏。自2010年始，《诗刊》、《青年文学》、《上海诗人》、《中国诗人》、《诗歌月刊》等刊物先后开设散文诗专栏，刊登推介“我们”的散文诗作品，“我们”散文诗的创作在逐渐被边缘化的当代诗坛引起了巨大反响。见“我们散文诗丛”第一辑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我们散文诗创作研讨会新闻通稿）。已然将自身队伍发展至一种较大的规模，这种规模以其对顽固的新诗队伍的渗透，及同化为最终成果，反映了自《诗刊》“六人行”事件后的又一次散文诗“文体事件”，与文体意志。这种“文体渗透”，作为散文诗自身的意识形态渗透，事实上，也通过了一系列的评论与进军各种刊物的运动，最终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了一批较具有新锐意义的散文诗作品。这些作品无疑也影响了许多诗人，使得“苍白的小花”俨然已成为过去式，新的文本对于诗性、格局、担当与意义书写，都有一种迫切的诉求。以周庆荣为例，他的散文诗写作一直呈现了一种“英雄主义”，其中具体的方面又可演化为一种代际责任，一种理想追求，一种光明的探寻，一种意义的自我追缉。周庆荣的诗象征主义征象依然非常突出，这种对现实的指认与规避的双重需求下产生的象征，在周庆荣的作品中成为一种精神本身的呼吸口，与解放工具。我们在他旺盛的创作欲望下，所领略到的一种散文诗之“必须”有着史无前例的强烈。他不断地在追问时代之出路，宣布战斗之必要，突围之渴望，有时又如意气风发地少年，命名自身为“有理想的人”；有时又如黑夜中前行的老者，命名“我”“执灯者”；而有时又像自我的鼓励者与神圣信仰的笃信者，称已为“有远方的人”。在周庆荣这里，这些“人”，是在与散文诗文体精神的契合中才有了这些诗的阐发。因此，人作为尊严与高尚（自我要求中的命名，而不是自我表彰中的命名）的存在者，与散文诗文体之突围有着几乎同步的“行军”，甚至同构性。可以认为，他在诗中的呼吁、宣誓、批判、自我审视、自我告诫与作为“人”的脊梁，在一种趋于完美主义的修行式写作里，与承担他精神生活的散文诗在时代中的冲突与斗争，乃至渗透是同一种仪式的显现。他在他自身的体系化（即以一种时代道义与责任的承担者的社会形象为核心为偶像的代际集体精神之系统抒情与描述）书写中，展示了他那一代人（60后）的英雄主义回归情结对散文诗文体精神的同步陈述。那无疑既解构又建构的过程。反映了时代本身在散文诗写作中的幽灵现身，也即作为一种过渡性时代，它的人们注定要在告别旧传统中展开对新道路的追寻。所以，在周庆荣那里，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形态：他还在追求理想，他还在执灯探寻光明，他还在寻求远方……他永远是开放的，而又在不断构成自身的一种不移的品质，固化的结构。
　　如果说个人作为一个精神体系反映到散文诗写作中，产生了一种该体裁写作的卓越文本的生产可能，产生了“散文诗家”这种头衔在写作事件本身中的自然性，和作为一种结合文体本身的显著的风格产物对于时代文学的一种星辰般的隐喻可能，从而作为优秀文学产品对人类精神有着提拔振奋的功能，那么，事实上，“我们”群体在一种中青年文本范例的聚集性创造力形式下，更是一种引领方向性的体系化建设。这个体系也在《星星》《散文诗》等诗刊的相关活动与栏目创建中发生了一种“青年化”的运动。比如说《星星》乃设立了“星星散文诗青年诗人笔会”；《散文诗》创建了“青年版”散文诗，还与喜马拉雅公司合作开发了散文诗音频产品。对“青年”散文诗群的关注与开拓，以及诗歌形式的“声演”发展，都是希望散文诗文本走出传统禁锢，走出新时代应有的诗歌艺术风范。在此基础上，构成一种与传统散文诗文本相对的“当代体系”，为当代认知上的散文诗文体开拓出一种代际范畴，一种在名相和文本实践上替散文诗史补充可陈性内容的范畴。这一青年化旗帜，在《散文诗世界》这本杂志里虽然没有那么清晰地造势，但是从近年相关栏目的设置里亦可看出其当代性话语的强势介入，如像“话题”这一栏目，在02年第四期的主题乃是《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发出了对文本自身进化的探讨信号。在“散文诗经典”栏目里，推出了安德烈.纪德的《永无休止的更新》，纪德作为历史人物出现在一本当代诗刊的较为靠前的栏目中，且没有任何说明，这看上去像是传统散文诗的复兴企图，然而，《永无休止的更新》这一主题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种对当下散文诗形式更叠的思考与折射。可以认为是在隐性的保守性里，传递了一种由于外界影响不得不被卷入革新运动的思想意识。

　　简而言之，体系化的写作，不全然反映在一位作者自身自觉的精神体系化建构里，而更反映在散文诗写作集体自觉在一种对“诗歌”的超验与附体式的实践里，整体呈现的一种精神象形、体系与工程。刊物在其中起到的引导作用尤为显著，但写作选择与刊物意志应当共同承担了一种兴趣与精神需求——不妨说，散文诗写作，无疑是时代发展到一种全球化的当口，各种文化交汇交流与现代工商业对于创新与重建世界模式的雄心与实践已然到了一种资源综合化利用与新能源发掘的前夜和阶段所共同反映到精神世界的结果。这一反映的解构与建构在“散文诗”这个文体的强调里，实际潜在地、自然地寄望着从文体的概念化中获得一种文化诠注，并形成一种概念下的实体，重新反馈到文体中，构成时代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模式。这已然远非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种白话文与自由诗实践意义上的解放运动。资源的综合活动与文化的综合活动，从综合元素之间的互相联结模式可以获知，它们是更紧密的结构活动，但也是彼此之间更开放的解构活动，但也突出了共存共荣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1】参见罗小凤：《新世纪十年来散文诗发展势态探察与反思》；见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
　　【2】见鲍姆嘉通：《美学》（1750），参考孙晓霞《鲍姆嘉通美学中的艺术问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
　　【3】即戴维.洛奇（1935-），英国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
　　【4】见张相铭：《西方文体观评述》；青岛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