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的上面》

　　按结绳记事的古法，1976，绝对是中国之绳上一个特大疙瘩。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晚清七绝充当了郁闷民族破败心声的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鼓动了“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梦想开创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随时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而漫天大雪从来是无中生有、说下就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百姓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一次精神“重新抖擞”的回光年代。几十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仿佛天降的全民科举，使弓背弯腰人们脸上的罪孽红字或火烙金印仿佛瞬间消弥。进京赶考，范进中举，无数平民浪子一举升天的故事，一夜传遍天下。
　　人的变故，就是天下的变故。一件事情发生后，埋藏在其后的一系列事情注定接着发生。在此后来临的民主精神闪光后，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大地上呈现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横跨几十年时空的诗歌热潮。
　　两条彩虹同时升起，英雄必然倍出。
　　一条彩虹，托起了疯狂范进中举。另一条，使中举后的范进更加疯狂。
　　这就是本书——《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之所以诞生的背景。
　　天公抖擞，人随之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自由，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眼睛。
　　当从一名豆腐厂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奇：班里年龄最小的只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话语豁免权的教师正匆忙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惊恐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飞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后，七七级在各大学迅速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目光与挑剔口吻，令刚刚苏醒的教师们倍感心怯。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更记忆犹新，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大劫难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标准的、合格的、饱受苦难的右派身份，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中，向未来青年才俊悄悄输送了一种前朝的切齿之痛。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放大了含沙射影的效果。古汉语的教学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眉目传神、会心一笑，也享受着囚徒们放风时狗胆包天恶作剧般的胆战心惊……那种仿佛地下党与间谍一样的暗号式讲授，包括某些鬼鬼祟祟的倾听者们紧皱的眉头与暗中的告密……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先生，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芽。其时，恰好又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1979夏秋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赤子心》诗社，最多时成员达24名，超过80人大班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等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莫名获得。全国各省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那种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在未来青年诗人作家们心中带来的，是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放肆夸张效果。
　　在需要英雄的时刻，小人物纷纷登场。
　　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被黄沙埋没的人们，正在书写自己苦尽甘来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导才能，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抗领导的拙劣情商，曾经令这些呆头呆脑的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这是我前几年为“十大新锐批评家”评选写的文章题目。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总是惊人。随着全国高等院校民间社团刊物之间的交流，各大专院校的办刊者们开始了频繁沟通。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亲笔书信成为远隔千里的大学生们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怀念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的通联。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没有一分钱的功利，却几页、10几页纸地奋笔疾书……在当年孤冷、闭塞的人际交流背景下，人们的通讯录都少得可怜。而在大学校之间，突然间获得的各省各州各府的陌生名单，带给当年的大学才子多少兴奋。可以想象，一封封热情如火的信件在几十所大学之间飞奔往返，像密集的曳光弹或远程火炮，一颗颗划破了当年漆黑的人际夜空……事情总是有一，就有二。随着这种激情信息的沟通与火热思想的交集，中国大学民间刊物的联合之势已不可避免。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区位的武汉大学最终成为它的倡导源头。
　　作为大学社团民刊运动的升级版，《这一代》的出现，也许过于急切和超前，但联合已经必然。迅速汇集起来的洪流需要更大、更宽广的出口。急切膨胀的文学观念也需要一种更刺激、更过瘾的传播。也许《这一代》的短命又是一种必然，但它还是太激进了一点，夭折得也太惨烈了一点。今天设想，假如《这一代》侥幸逃过了那一波乍暖还寒的回潮。它最终也无法逃脱和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相似的下场。可能有点像假想中鲁迅在新中国的命运，要么或早或晚被封闭，要么变成一个三好学生式的乖孩子作文板报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代》悲壮的结局可能恰好。忧伤而凄美，反倒使我们因同情与惋惜对其充满了眷恋，甚至把它想象成一个被扼杀在摇篮中的神童。
　　其实，中国八十年代大学社团最兴奋、最高潮的阶段，甚至还不到一个完整四年学制的一小段时间。最初的、一年多的发韧期，最刺激，也最盛大。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1988，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当1989那个不寻常春天的突然降临，终于使这一段特殊的文学社团大观归入九十年代的灰暗与平庸。
　　作为明晃晃的果实，从这些社团中走出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这些人成为未来年代中国文坛重要的组成。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
　　我要说的，是另一种隐形的效应。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除了照耀当事者之外，它暗中向四面八方放射的力量往往被忽略。八十年代大学生精英们的文学活动，类似一次巨量萤火虫们的超级大聚集。那些小昆虫发出的光，不仅照亮了自己的屁股，也一定照亮了周边小小的空间。那些看不见的光芒，那些暗中的力量，一定照亮了无数身边的、和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毫不相关的、一大批不知名人物。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行文至此，我无法绕过这句粗俗的东北话。我的西式语法无法抵挡它凶狠的力量。这一著名的时间意义上的“胖瘦理论”，用在七七、七八级的各类班史中实在是太精彩、太贴切。事实证明，在很多大学里，类似的胖瘦角色演变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当初叱咤风云的才子们，有点像一鸣惊人的神童，此后的人生中却并无多大长进。相反，那些躲在他们光辉后面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却往往厚积薄发、热力发散、大放光彩。这些小人物，也许就是老狼歌中的“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他们当年可能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甚至不热爱诗与文学。但他们也与精英们一起，共同经历了那个诗歌热潮。可以说，他们是八十年代大学生史中的一种“暗物质”，是其数量庞大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更近距离地欣赏并接受着诗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之光。由于亲身亲眼亲耳，这种光，更亮，更强，也更亲切、更温暖，更真实。同时，恰恰由于他们与诗歌的陌生关系，诗歌之光在他们那里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化学反应。这些貌似沉睡的“下铺兄弟”们，成了一幕历史戏剧中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一直混在演员与后台剧组人员之中。他们，可能是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最大的受益者群体……因此，从诗歌熏陶、诗歌教育、诗歌影响的角度，那一场校园风云，倒像是为后来的主角们有意导演的一幕诗歌专场大戏。镁光灯下的表演者，照本宣科地念着唱词，而台下的人们却被感动得心血涕零。那些无声无息的观众中，恰恰隐藏着日后的商界大鳄、霸道总裁，或者遍布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大小官吏……他们学生时代被诗歌一针针击中的心灵，一定被暗中植入了某种敬畏与悲悯。若干年后，中国辽阔国土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因此而被悄悄地改变。
　　任何事件，都隐藏着某种承续与繁殖的能力。
　　历史像一根永远延长的甘蔗。最甜的部分注定一天天发黑、苍老。而最嫩的尖芽，终将吸收一切糖份，成为未来的主干。
　　几十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两道彩虹升起的时候，除了“下铺兄弟”之外，在辽阔的土地上，还站着无数仰望星空的孩子——当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涌荡着一浪一浪诗潮时，在更众多的中学生校园里，诗歌的酵母也唤醒了成千上万的未来诗人。他们仿着前辈兄姊，串联、结社、出刊……同样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歌江湖。那是另一节更新鲜的甘蔗，另一幕属于他们自己年华的诗剧。
　　作为本书序言，我有责任指出：无论是当代中国现代诗史，还是当代思想史，八十年代大学校园曾出现的大规模自由结社及写作串联，对于本民族来说，都是难以再继的珍贵史料。当这一运动的主角们垂垂老矣之际，对这一断代历史遗迹的捕捉、搜寻，再次由中学生诗潮的“孩子”完成。他们像执意续写“家史”的后生，不惜四处叩门、刨根问底、追寻旧迹。当往事正在随风暗淡，他们用一个个汉字使之存留下来、凝固下来。
　　长虹贯日的日子我们还能经历吗？
　　此举此书，足当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