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通过译诗而思——刘军平教授访谈录||第8期
2020-10-26 07:32:31 作者：中诗翻译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刘教授认为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不少哲学大家要么把翻译作为研究哲学的一种媒介,要么直接通过翻译而"思",研究语言和哲学问题,翻译既是他们研究的手段,又是目的。
主持人：赵佼
通过译诗而思
——刘军平教授访谈录
通过译诗而思
——刘军平教授访谈录
赵佼：刘教授认为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不少哲学大家要么把翻译作为研究哲学的一种媒介,要么直接通过翻译而"思",研究语言和哲学问题,翻译既是他们研究的手段,又是目的。可见，翻译与哲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刘教授在文章、著作里多以诗词翻译为例证，可谓信手拈来，您的译诗也常被学人引用，翻译之难莫过于诗歌翻译，您可否从哲学角度对“译诗之难”予以阐释呢？
刘军平教授：译之魅因言而生。中国古代有老子的 “道不可言”、庄子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王弼有言、象、意之辨；西方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翻译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戴维森的不可通约性。诗为言之精华，思为言之极致，由诗可致思。“可道之道” 是《道德经》极简之言，是庄子汪洋恣肆之言，还可以是海德格尔晦涩的诗意栖居，东方古国与西方越过语言之差异在诗与思的王国相遇。
布罗姆说:“诗歌在本质上是浓缩的隐喻语言, 它在形式上富有表现力和唤起联想。新批评布鲁克斯认为隐喻就是诗歌语言，形式主义雅各布逊以“陌生化”区别日常用语与诗性语言；中国哲学中有“远去诸身, 近取诸物”，刘勰曰 “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也“，又曰 “情在词外曰隐”。翻译与隐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特别是对于有高度隐喻性的文字而言, 隐喻就是译者的思考方式。翻译是一种隐喻，诗也是一种隐喻，译与诗在本质上有亲缘关系。
庄子寓言常解常新，如《轮扁斫轮》《庄周梦蝶》《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齐物论》等故事会让我们从别样的视角思考诗之可译与不可译，译诗主体的亦我非我，译诗标准的相对性等问题。庄子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认识论又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等。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认为译者不是沿着坦荡的大道来追寻意义，而是沿着差异的‘嬉戏’在寻找印迹。印迹在空间上如幽灵一般，来无形，去无踪。黄庭坚《清平乐•晚春》“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鸝.百啭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将晚春译作“late spring”，就像德里达的印迹一样，随风而过，无法追寻。德里达的印迹既指涉意义，同时又不在场，印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过去的词义，但又指向潜在的未知。江南译成“江南”或者“The South” 或者“The South of China ”，也只能作为原文的暂时印迹。“Jiangnan”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南方，但又不是“江南”的在场，这种意犹未尽则体现出差异的意义，也暴露了意义的踪迹。原诗的“春”“江南”本身是多重意义的场所。语内阅读是一种翻译、理解，语际翻译更是印迹的交叉、会合。
后现代要求翻译内容不断创新、突破, 风格上不断分化、变异。用新的符号、表现方式和色彩, 译者与读者才会因“ 他者” 而产生新的视觉、嗅觉、听觉或触觉。翻译家兼诗人穆旦在保持异国情调的“他异性”方面下了颇深的功夫，且读他所译的《唐磺》中的一节:
黄昏的美妙时光呵! 在拉瓦那
那为松林荫蔽的寂静的沿岸,
参天的古木长青, 它扎根之处
曾被亚德里亚海的波涛浸淹
直抵恺撒的古堡; 苍翠的森林!
屈莱顿的歌和薄加丘的十日谈
把你变为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那里的黄昏多叫我依恋难忘!
译文精美，颇具异国情调！没有多余的注释，译者不着痕迹地译出文中的人名、地名,产生了特有的“他异性”(alterity) 效果。另一位著名诗人罗厄尔(Amy Lowell 1874一1925) 是“中国诗在美国最伟大的知音”。《松花笺》是用“拆字” 法翻译的一本中国古典诗集。象庞德一样, 罗氏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许多创造性的“误读” 和翻译。用传统眼光来看,拆字法是行不通的, 但从后现代角度看则有余音绕梁的效果。如杜甫《夜宴左氏庄》中有“风林纤月落”, 罗厄尔译为“风把树影和落地的月光织成白经黑纬的花纹”!
克里斯蒂娃沿袭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传统，并吸收结构主义所长，提出“互文性”，这对中西诗歌翻译的音韵、意象及意向性方有很多启发。译者首先应把握诗歌语言模式中语序包含的主次意义；其二, 诗歌文本的互文性联想应与文本联想保持一致；其三, 尽管有时互文性会导致意向性朦胧不可捉摸, 但将其置放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之中加以考虑, 其诗歌意向就会豁然贯通、豁然开朗, 而真正合格的诗歌译者应更好地把握意向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真正做到“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赵佼：诗歌翻译之“趣”与“难”皆因互文性而生。但不知所云的译作似乎更多一些。前几日美国诗人露易斯·格丽克获得诺奖，中文译本也火遍文学圈，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我们没有步诺奖后尘，译作早在诗作获奖之前就已上架销售，足可见译者的眼光，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确实因为诺奖，译作才备受关注。这不得不再次引发我们对翻译经典与文学翻译的关注。就中国古诗而言，您认为难以产生翻译经典的原因何在？
刘军平教授：翻译是文学进化的原动力, 是创造经典和范例的媒介。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作家作品通过翻译而跻身世界文坛。美国作家爱伦·坡当属此列, 起初，他的唯美主义诗歌, 怪诞和推理小说在美国文坛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马拉美他的作品译成法文后, 人们说坡这个名字下有二位作家, 一位是美国平庸作家, 一位是天才的法国人。爱伦·坡因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翻译而获得新生。无法想象一国文学如果没有翻译, 它的生命力会持续多久? 如果英语、汉语、法语的经典不被翻译，他们可否成为世界经典? 道理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 文学借助翻译才能成为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是一大贡献, 但中国现代经典文学作品翻译稀少让人引以为憾。瑞典皇家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悦然(Goran Malmqvist) 指出: 优秀的翻译文本是外国作家入选最重要的因素。说到这里不由想到马悦然和法籍华人高行健的作品《灵山》。这部由马悦然身体力行译成瑞典文的作品获得了2 0 0 0 年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高行健的作品, 不如说是马悦然的译作使其获奖。高氏获奖的消息一经公布，英译版本随即上架，但译文平庸, 乏善可陈。
翻译可以使一国文学之经典登上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但并非所有译作都能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个中原因涉及到译者的翻译水平, 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等因素，恕我直言, 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登上世界文学经典圣殿之所以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译者拒绝将中国文学“归化”为“异邦” 的番地, 从鲁迅到杨宪益无不亦步亦趋地采用逐字译法,其效果不言而喻,译文缺乏poetic的味道。中国古典诗歌成为翻译经典难以逾越的障碍不是押韵、格律, 而是意像和“隐喻思维。我在女性主义与翻译隐喻一文中提到如果女性译者能把握男性作者的刚强，而男性译者能传递女性作者的柔美，其译作一定是天作之合，冰心所译泰戈尔《吉檀加利》则是典范。
另外还要提许渊冲先生。他于2014年荣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不仅有大量翻译实践，还有一套完备的翻译理论，且理论根植于自身翻译实践，始终以读者的接受为目标，以实践检验理论而非以理论检验实践。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成就了许先生的独特的翻译事业。不管是学者型译者还是诗人译者都不妨以许先生为榜样，才能在译诗之路上越走越宽。
赵佼：不少诗人的创作风格与翻译风格很接近，刘教授可否谈一下翻译经典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刘军平教授：翻译他国之经典会给译者(作者) 提供全新的感受, 而文学互文性的语汇、韵律也随即溶入作者（译者）的创作。庞德在翻译《航海者》时运用了大量的头韵, 在《诗章》的开篇中就可见到头韵对其作品的影响。如果一位翻译家兼作家大量借用经典翻译的内容, 是否有潜越经典地位之嫌? 我们是否可以否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答案是否定的。
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以成为翻译文学为最高目标，即翻译作品本身得是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地位。一流文学翻译家的作品，和一流文学作家的作品，读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翻译求“似”，文学则求“美”，“似”是文学翻译的低标准，“美”是高标准，“似”而不“美”的文学翻译不能算是翻译文学。
乔曳有英国诗歌之美誉, 又有大翻译家之称, 这与他创作模仿法国和意大利作家作品有关,虽师法外国作家, 但他善于创新。他首创“双韵体”为后世所沿用, 其文学经典地位不可动摇。《庞德诗选》中有许多改编的译作, 这些译作同创作一样成为引人注目的经典。
中国古典诗歌从理论上讲是最不可译的,但事实上它是除西班牙语以外翻译成英文最多的经典诗歌,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对当代美国诗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得不再次提到庞德。他一生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诗章》的扉页上，庞德用汉字“诚”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从庞德翻译的数量和影响来看，他的意象主义之所以成功，确实来自于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和改造。庞德的阐释翻译法充分发挥了他作为诗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诗《长干行》颇具英美诗歌风格，不少英美诗歌选集没有将它作为译文，而是作为原创诗歌。
赵佼：刘教授多年前出版了《新译唐诗英韵百首》，据悉现已开始着手庞德诗歌的翻译，特别期待。我们从庞德的翻译获得启示的同时，也增加了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信心。距哲学专著《传统的守望者》2007年问世两年之隔，《西方译论通史》出版并再版多次，可见其影响力；中国翻译2020年第四期发表了您的最新力作《探索翻译学中国学派的知识范型与可行路径——兼论“做翻译”与“看翻译”两种范式之特质》，这些成果是您兼具中西文化宽宏视野，致力于中国学派译学构建的力证。“做翻译”、“看翻译”是您在学界首次提出，就诗歌翻译而言，郭沫若、成仿吾、许渊冲等很多知名译家都将翻译诗歌与人生修为联系起来，这是否可以归为“做翻译”的范畴，刘教授可否谈一下您的观点。
刘军平教授：“做翻译”范式的“现量”话语属于重视经验的知识范型。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重“现量”意蕴，轻“比量”分析，中外翻译学术命题和概念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传统译论的“信、达”标准大多带有一定“信念”色彩，其话语特征重知行，轻致知。从早期支谦以“因循本旨”作为普遍性伦理话语，到严复以“信”为根本标准，传统译论与其说追求文本的“忠实”，不如说是以 “信念”和社会责任为其终极目标，翻译的忠实与伦理的忠信是统一的。因此中国传统译论更偏重价值论，甚至用价值论取代了知识论。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经验主义的路数是通过身体的“体认”、“体知”得来的。译者的体认和体知就是对所译文本和语境的应答，它主要以产品为导向，呈现即席性、直观性和偶然性，所揭示的语言世界具有可感性。西方知识论自16世纪笛卡尔以来实现了主客二分，翻译研究者也把作为文本的对象彻底外在化和客体化。推而言之，“看翻译”模式是用“心眼”观察，用“心智”思考作为对象的文本。因此，“看翻译”和“做翻译”两种翻译范式在知识结构、理性思维、概念表述上迥异，延伸到翻译命题、翻译标准、翻译言说所关注的着力点上，自然存在较大差异。
赵佼：事实上刘教授也将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做自己的为学径路。您可否谈一下如何创造性转化译学理论。
刘军平教授：当前翻译研究已经形成中西话语融合，相互依存、相互阐发的局面，不存在中西译论研究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需要对西方译论做更进一步辨析与借鉴，看哪些理论对建构本土理论更具有兼容性。质言之，不能因强调学术的自主性，而将本土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对立起来，形成翻译理论研究的“零和游戏”。“和实生物”的原则也可运用到翻译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上。如果没有这种“间性”思考，所谓的中国学派及其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当前的译学中国学派一定带有中国的“前理解”和“前结构”。传统翻译话语已经具备理论的“潜能性”。问题是如何转化为现实？也就是如何从知识的立场去看待传统翻译话语，从而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从中返本开新，发现和阐释旧的翻译命题，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历史”意味着继承“做翻译”范式的特质，同时要对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做出适当的分析和取舍；“逻辑”意味着在提炼概念和知识形态上要借鉴“看翻译”范式之特长。进行翻译学中国学派建设和创新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着手：
其一，要对传统译论“做翻译”范式的翻译名义进行寻根溯源和分析批判。
其二.必修深挖“做翻译”范式的概念范畴背后的“人文意识”与“艺术情怀”。
其三，研究“做翻译”范式要注重传统形而上话语的建构与形而下的应用的道器合一的关联性，关注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其四，构建“做翻译”范式为特征的翻译学中国学派要体现时代性。
赵佼：刘教授通览中西，独居批判眼光，在传统、现代及外来文化错综交织的话语背景中，理论资源纷繁复杂，科学扬弃，选择性借鉴尤为重要；您坚持翻译实践与理论创新并重的为学路径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再次感谢刘教授，期待您的新译作！
参考文献:
1.刘军平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与再创造[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2.刘军平. 翻译经典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2002
3.刘军平.超越后现代的”他者”翻译研究的张力与活力[J]. 中国翻译,2004
4.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J]. 中国翻译,2004
5.刘军平.传统的守望者[M]. 人民出版社,2007
6.刘军平.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
7.刘军平.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六个维度及其特点[J]. 法国研究,2009
8.刘军平.庄子哲学寓言及其翻译学意义诠释[G]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9.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0.刘军平.探索翻译学中国学派的知识范型与可行路径——兼论“做翻译”与“看翻译”两种范式之特质[J].中国翻译,2020.
刘军平，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翻译与比较文化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8-2000），耶鲁大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2005-2006）；主要社会兼职：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本科专业教学协作组成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CATTI）、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执业能力培训与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翻译学、比较文化及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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