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口》的还乡情结与身份认同

诗人与乡村是创作与生活相遇在广袤的土地上。乡村体验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老街口》是马文秀创作的一部长篇诗集。在这部作品中，青海古村落塔加村是故事的土壤；“百年藏庄”是诗人灵感的源头。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向诗人诉说着历史与文化，每一个”老物件“都向诗人诉说着人文与生活。诗人通过多次深入“百年藏庄”实地采风，与当地居民的反复交流，了解和记录的地方文化、传统习俗、民间故事等。并借助诗歌这一文学载体，将这些听到看到的素材汇入笔下，创作出真实、生动、具有时代特色的长诗作品。优秀的诗歌与时代性总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老街口》不仅对于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在作品中反映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与精神所呈现的普遍性的情感困境及思考。
 
 
“老街口”与时代的还乡情结
 
下潜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听到和悟到,关照时代潮流下个体的情感困境与(说不清的)乡愁意识。虽说“穷家难舍，热土难分”，但因受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等客观因素所吸引，中国出现了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人们从曾经赖以生存的“小世界”（农村）快速流向新的生活方式（城市）。
 
“离去兮情怀忧伤，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人口流动意味着生存空间变更。从社交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个体情感从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中断崖式抽离，人的内在情感需求呈现为无意识忽视表征。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中，陌生的面孔，不同的世界观，个体生活因过分强调利益而导致对他人产生戒备和排斥心理。空气中弥漫着不信任感，人口的聚集效应无力为个体情感提供抚慰。个体被困在一种无意识的空间参数里，人际交往变得谨慎和防备。这就形成了一种被动地、长期的、客观性的“自我封闭”状态，每个人都成为一座情感“孤岛”。面临的茫然、孤寂、空虚、压抑、矛盾、焦虑等心理问题，需要“还乡”作解药。
 
离乡的时间愈久，归乡的意识愈浓。与百年藏庄的相遇是马文秀长诗创作的启程。青海古村落塔加村对于远离故土的人来说，是一道道远去的、让游子百般回味的风景，是神的居住地。对于诗人马文秀来说，它是文化和精神道场，是心灵最深沉的依托。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情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到个体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与他人的情感连接和修复。“再多艰辛也要回家/沿着老街口望去/有家人的召唤/回家团聚才是最终的归宿”。《老街口》作为一种空间概念，是一面质地纯粹而热烈的镜子，具有个体的身份认同与潜在的自我重塑心理的重构性。“站在老街口/回望、徘徊、默念......”,诗人的回望，亦是众多游子的回望；诗人的徘徊，是众多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寻求心灵的宁静和亲情的需求的众多游子们的徘徊。为此，诗人一次次“穿行在泛红的土壤间”反向追溯。“故乡在陌生中熟悉/乡愁依旧荡漾在心头”。
 
作为一个意象词汇，《老街口》意味着从内在思考自身，是个体的情感期许、愿望于目的，关乎生命活力。依循历史维度，《老街口》这个词极容易地让人联想到“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些与痛苦、忧伤、无奈紧密相联的集体性迁徙词汇。“闯”是勇，“走”是离，“下”背负着无奈和绝望。而“通往昨天和今天/通往今天和明天”的“老街口”，其情感表达则更复杂和多维。”“老”意味着存在、时间、变化、目的及因果关系。“老街口”是双向的，不仅是开始新生活后的“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精神上对故土的眷恋与徘徊；也包含了“从这条街口走出去”，命运预留给孩子们的惊喜。
 
        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个人生活选择是多样化的。归乡意识与身份确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文化认同上，还体现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依循当代性维度，《老街口》是一场治愈和看见，是诗人对生存地域和生存情感的审视。超越了地理上的回归，触及到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层面。返回本源并非易事，“站在老街口/”回望、徘徊、默念......”个体通过还乡解构本源，“开启一场走向心灵深处的迁徙”。
 
        归乡情感可以从社交心理学的角度被理解为一种对归属感、认同感和情感连接的追求和满足。这些心理需求对于个体的幸福感和社会适应性至关重要。“你看！老街口盛放着沧桑”，犹如一根纵横交错的扁担，一头挑着故乡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存，一头挑着城市的现代化与新生活；一头是家和根，一头是远方与理想。沿着“老街口”往里走，探索的不仅是塔加村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原始性与神秘性，亦是其代表的乡土中国、归乡意识、身份确认与文化认同。沿着“老街口”往外走，探索的不仅是悠然而生的缕缕乡愁，亦是诗人由安居的本质思寻到诗的本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烈日与昨天写进明天”的新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百年藏庄”与身份认同
 
 
一切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得到与失去一直是一体性的，失去也是一种获得。“百年藏庄”作为特定场景隐含着本土的、原始化和神秘性。赋予了《老街口》丰富的内涵和意味。诗人是观察者，也是记录者。“顺着街口/收集万物的声音”，诗人在乡村的日常中，寻找生活的真谛。从失去中得以洞察内心，“游子的探秘，何尝不是一种乡愁？”塔加村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田野，都是故事的背景，是情感的载体。
 
在社会层面，“百年藏庄”与是时间并行的故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个体通过接近故乡达于安居，达到一种更本质的幸福状态。“白云深处的百年藏庄”是诗人的精神源泉，诗人远离城市的喧嚣，行走的身影与迁徙者“穿越山川河谷”的身影相重叠。“一路前行”，经历“高原一场又一场风暴”，“穿越洁白的雪山”，“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迁徙，体验生活的原汁原味，感受时间的沉淀的心，“群山阻止不了”......“千岩万壑，无法阻挡/探秘这的心”。“老物件”“尘土”“才仁”让诗人感受到亲切和温暖。单独的文字是静态的，一旦经过摩擦、碰撞连成一片，即形成了一场史诗性的活动，释放出温和而富有生命力的光芒。
 
通常，我们很难评价一首诗的积极意义。然而，“百年藏庄”作为一座精神家园，因时代性而具有了普遍性意义。它不仅塔加村人的村落，也是诗人与时代者的精神故土。“百年的庄廓/从街口开始延申”，“古村落的面貌/逐渐清晰/犹如一位安详的老者/静等子孙的归来”。“百年藏庄”反映和传递文化价值观，在诗人心中激起共鸣，就如投入水中的石头激起的层层涟漪。“冥冥之中/无比清晰地引导”着诗人，“走进塔加村，这个即将消失的古村落”。
 
诗人通常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感受力，这使得她能更深刻地感知到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和情感波动。“琐碎的步子/已连成云的行状”，在“先祖阿米仁青加的指引下”，诗人是一个诗歌现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亦是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方面的代表。“将行走的勇气刻于脚下”，并“下定决心，在太阳落山前/寻找属于塔加的图腾”。
 
身份确认是确定个体身份、地位、属性或特征的过程。只有那些已经在异乡异地领悟到求索之物本性的人，才能在经历漫游的艰辛后，归根反本。“百年藏庄”涉及了心态和文化意识的回归问题，它因“离夕阳更近”成为高于现实的存在。它与不在场的人在“历史的夹缝，杂草丛生/宿命中相逢”。诗人通过诗歌重塑了“一个花草丰茂的村落”的原乡史，疗愈着时代的心理隐疾。在诗人的凝视下，“百年藏庄”的象征性表达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其情感广度和心理深度是对精神空虚、文化遗忘与情感断裂等社会现象的对抗、反思和评论。
 
 
残缺与圆满
 
诗人西川曾认为，诗歌写作必须处理时代，诚实地反映当下社会和现实，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具备永恒的价值。百年藏庄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农人的生活，到自然的韵律。每一处细节，都是创作的灵感。深刻领悟到“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时代个体皆为“从老街走出的孩子”，他们“闯荡到天南海北”，在异乡漂泊、漫游，都有一颗渴望聆听、平静和治愈的情感需求。这包括从精神上感受到归乡的喜悦，在归乡中学会与自己和他人重构健康的社会关系。
 
“远去的事物就让它远去/静静平躺，用心去呼吸”，“我作为诗人/每一次回归故土/都是对地域文化新的探索”。“归乡”是精神“不停地在星辰下寻找答案”；“归乡”是“从无数条河流中/选择湟水，选择出生时/脚下流过的质朴”；“归乡”是照亮自我，个体在“环抱塔加村/英雄找到了好归宿”中，消解了乡愁，走出了精神困境。个体在老街口的“在温情中”，“将这段迁徙的艰辛/绘制在苍穹之上”，“接纳世界的残缺”，完成了归乡和自我身份认同。
 
物理的边界失效了，《老街口》不再受到现实意义约束，绽放诗人的探索与认知的花朵。从某种意义来说，这首长诗集最主要的特点是追求崇高的体验。马文秀经过老街口，进入塔加村，在先辈遗传和风物民俗的光辉之处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与百年藏庄的对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诗人用抒情化语言提供了一个诗意的空间。这个诗意的空间不仅是诗人个人的情感体验，亦带着时代情感的烙印。
 
2024.12.1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