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民族性的丧失与重塑

　　有关诗歌的民族性，德里克.沃尔科特曾说“请叫我加勒比海诗人。我要么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兰斯顿.休斯是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诗人，他有首著名的诗叫《黑人谈河流》，在凝练的诗句中，表达了黑人对祖先和故土的寻根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此也非常认同，他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那么民族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上，数代人在生活、生产、学习、创造等实践过程中，所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特征。比如语言、生活习惯、文字、历史等，既抽象，又实实在在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创造无不基于此，如同血脉一样难以磨灭。

　　民族性的指向非常广阔。往大了说，它代表着整整一个国度，或一个区域里的人们的精神智慧与价值倾向。远在美国的诗人杰克.吉尔伯特曾在他的诗集《拒绝天堂》里写到他阅读视野里的中国诗人。他读唐代诗人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种隐居生活的内心向往就是他理解的王维式的民族性。读二千三百年前的惠施，“白马非马”式的辩证主义，代表着杰克眼中惠施的民族性。那么当他阅读屈原，那种天问式的上天入地的诘问，又代表着新的民族性。因此，民族性既是宏大叙事的，是一个遥远国度、一个陌生民族的时代精神样貌，同时又是极端个人化的存在，出自作者自身的个人经历、爱恨与命运。

　　毕节赫章曾是古夜郎国的中心城市，考古学家在可乐发现了大量的战国、西汉、东汉文物。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做“柯乐”，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贵州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而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的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也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一角。

　　那么祖祖辈辈生活在拥有如此丰富神秘的古夜郞国文化的土地上，必然影响着后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生死观，爱情观，乃至世界观。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方式、脾气情感，天然与生活在华北平原、烟雨江南的人们，有着某种类似于不同血脉般的差异。民族性是一个他者视角。相对于大和民族，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无论是诞生在古夜郞国遗址的赫章，还是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任何其他地方，当我们真正投身于诗歌这门古老又现代的艺术，真正从血液里挖掘诗歌，那么所迸发出的每一声叹息、每一声呐喊，都是打通了过去与未来通道的文字，每一首诗也就因此具有了独属于我们的命运密码，人性魅力，以及独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歌的民族性。

　　2023.7 .11

　　于毕节赫章“阿买妮”诗歌采风活动暨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