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中，诗人的写与不写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这样一个实例：2010年春天，冰岛的小型火山喷发产生的一个云团导致了绝大部分欧洲航班停运——这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其依然不过是地球行星上的另一个现存物种[1]。言外之意，人永远都是在自然的牢笼之中，在适应中改变，所谓的战胜不过是一个善良的幻想或暂时的境况，而且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类处境的真相。面对当下的疫病蔓延，人们的心态或许更为复杂。身陷灾难中人的恐惧、无望与祈求，居于偏远、疫情较轻之地的轻视与倦怠，二者形成对照，心境各不相同。在诗坛也有相似的情境，一些诗人对始于人的贪婪而泛滥于人为的怠慢、遮掩与推拖，由一地之疫溃败为全国之灾的情状，陷入痛心、焦虑与悲愤之中，在每日的自我闭居中关注与思考，偶有的文字也颇为低调、内敛与凝重——似乎并没有出现写作的"伟大激情的自由活动之中"[2]。与之不同的是，不少的诗人在疫病爆发之际，总以旁观者的姿态予以审视，且过于乐观，以为消灭它们轻而易举，指日可待；加上某种不正常写作心理的触动，于是发出以诗抗疫的呼吁，行动、加油、挺住之声不绝于耳，"抗疫诗"仿佛黑夜来临后山洞中密集飞出的蝙蝠，同时，各种官刊、民刊与网站、自（新）媒体也争相征稿，举办各种竞赛活动，一时间热闹之极，被论者戏谑为新型"文化肺炎"与"词语灾难"。诗人们哪里晓得，灾难  中的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而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方方 语)。
        在"抗疫诗"的写作生态里，细分固然荒唐，但思忖之下亦有几个属类。首先，被当下诗坛推崇而又活跃的一些训练有素的诗人——他们仿佛朦胧诗派的当下版，注重于社会批判与揭露——依然活跃于灾难的表达之中。当然，在其文本里，对于疫病突发后的感受并不存在问题，对这人性的蜕败也看得异常清晰，而且并不声言于抗疫，反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出场，写出了不少跟疫病相关的诗篇。倘若还存在一些遗憾，那可能只是缘于内在经验的缺失，或积累、沉淀不足以及仓促成篇而造成表达中的空泛与粗疏和流于表面的抒发与议论，看似激情澎湃或义愤填膺，有着某种语义上的犀利，而实质上少了一些睿智，在稍显直白的责难性诘问中，尚有或油滑、或艰涩的语调和言语的空壳，而似乎丢弃了血肉淋漓。在写作深层心理上也有撩拨读者的眼球之嫌，以换取额外的阅读关注——其写作态势上显得有几分高调。在技艺上则欠缺了形象的丰满与想象力的内在审美强度而徒有机巧。这样的作品固然可以传诵一时，却大概不会进入经典，这都缘自于其文本还没有达到"或者包含了整个生活，或者表达了生活超验的一面"[3]而最终构成的写作宿命。
        在初学或处于习作者这个庞大的群体里，或来自对文字的热爱与表达的强烈欲望，在面对灾难与死亡这样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其心大多是善意的，在诸多的文本里可以窥见其热忱的或歌颂，或悲叹，但或许因了词不达意或大而无当以及语言游戏性的滥用，就让一个凝重、悲恸的题材显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自在与不妥贴，甚或有几分滑稽与轻薄。这都源于对灾难的不在场而缺少了真切的体验，导致了写作的隔膜，而对于疫病所引起的复杂情感也是难以把握，以至于写得不痛不痒，在无意间陷入虚妄的感动模式，有心灵鸡汤之嫌，也在客观上造成对于灾难与无辜亡者的不敬与亵渎。同时，在结构形式上的支离破碎，让人感觉没有抵达最终的完成。想起米沃什这样说过，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4]
写作原本是自由的，外人不宜干预。但愿这份善能够构成审美主体，写出有几分成色的文本，否则就尽可能少写或不写，或转而进入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即便写些自然之物，也同样是一份收获。当然，这个写作群体恰恰是最有希望的，优秀诗人的诞生肯定也会在这里。故而期待着他（她）们能够全面进取，完成诗人的训练，那时候，写什么与怎么写都已属于自由王国了。
        还有一种写作状况，那就是在对于诗的常年坚持中缺少自我更新，所有的文学继承几乎都是陈旧的，其持续或间隔的写作状态就让自己趋于诗学的固执，陈腐于道德守护人的高地，在诗里施与说教，既显得无奈与无知，又让人同情与可惜。在这种卫道士的深层里可以看出来某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愚笨，但不幸的是，"蠢人总是自鸣得意"[5] 于表达，仿佛这就是他们的"文以载道"与使命的全部动力。网上风行一时的那位作协主席的一首诗，把湖北佬和九头鸟都写进去了，可能就是这种优越感导致的诗歌认知与基本人格尊重的辨认不清，而这已经不是哪种艺术技巧比如反讽或"端正创作态度，满怀热情传达正能量"就能够了却的解释。无独有偶，一位拥有公权力身份的诗人的一句戏语带来众多的指诟，这就不仅仅为觊觎之语，而实质上也有对正值灾难者的不恭和幸灾乐祸以及自身无良的不经意流露，究其根源，恐怕也有某种陈旧观念的作祟或自我的傲慢。
        同时，某种意识催生下的"把个体的经验整合进集体的情绪和感受"[6]的写作也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在疫病面前，他们把加缪所曾经一再质疑的"灾祸无法同人较量"的理念切入了诗歌，从而生发了宏大的空泛抒情，文本里充斥着人民、英雄、必胜诸如此类的大词、标语与口号，为诗注入了虚伪的谄媚和大唱赞歌的内涵——那不是面对人们在濒死边缘的求生本能的鼓舞，对善良人的帮助以及医务人员和其他一线劳动者的辛苦与付出的赞赏与称誉——在这背后，显露出来的是一种潜意识的盲从与个性的舍弃，其骨子里潜伏着一个诉求，貌似一种讨宠的心理与交换的德性。说实在的，这时候，能够贴心地吐露些慰藉的话语比什么都有效果，否则就显得矫揉造作，已跟灾难与死亡所带来的绝望与悲伤无关，而更像是贴上去的标签——不啻说，当那些灾难者的恐惧与亲人死亡的巨大痛苦得不到抚慰而只有那些空洞的溢美之词，就几乎有些"残忍得令人恶心"(斯坦纳 语)。幸好受众对此早已看穿，不太在乎其存在。而让人不解的是他们自己或许都不相信的东西居然可以写得如此冠冕堂皇，如同圣徒般的献祭，也实在值得怀疑。其实在这志得意满与信誓旦旦的语句里，诗人们忘记了人在自然灾难面前，更多的是无能为力，不妨说，那些虚妄的诳语会让灾难历经者在生命的惊恐之中又陷入心灵的无望。
        在灾难现场远离诗人的时候，写作仅仅意味着是一个诗人对于灾难的想象所产生的感受。而这个依然感受是诗人自己的，与受难者几乎没有关系。那么即便"写作作为完成意识的过程，能赋予写作生命行为的操作以鲜血的颜色"[7]也只是属于诗人的独有。此时，所有的词语只为这个感受发生关联，你的书写行为只为此负责。说到底，只要真实的刻画这份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想象，你的任务即已完成，不妨说只要这份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与现实的本事相符，语言也内在于事实的本质，文本就会拥有某种效果，受众也会从中获得真切的感受与感动。否则，你的写作可能就出现了偏差，要么是对现场的内在蕴含没有真实的把握，要么就可能源于某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掌控之下的潜意识导致了感受的偏离，而陷入一种并未觉察的虚假思绪，如此，不论你的语言多么华丽与精致，情绪多么饱满与豪迈都会归于最终文本的失败。
        概言之，面对灾难尤其死亡的时候，若一个诗人还有人性，他（她）一定会为之悲伤。试想你就是亲临现场者，或者那就是你的亲人，在那一刻你还能进入写作或抒情吗？不会，你唯一可能的就是悲痛与恐惧。倘若是人为的灾难，你还会徒增憎恨与愤懑。此刻所能够做的恐怕只有乞求救助和对于肇事者的诅咒。大约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写诗的。记得有论者说，当人处在绝对的绝望中时，是连笔和纸都找不到的，更何况写诗了。假如一定要写，那只会是空洞的嘶喊或无意义的愤恨与宣泄，而这决非是诗，充其量只能是"让自我变为失去理智的书写游戏"[8]。 假如强行进入书写，只会构成词语的空转或某种自我虚假陶醉的语言分泌与表演，那跟灾难可能已不相关涉——能够拥有的期待也无非是借灾难或死亡展示自己虚幻的欲望，以此作言语的狂欢。故而，在灾难深重的时刻，最好的出路可能只是沉默或等待，让灾难现实沉淀与内化于心灵深处，或许，在未来或长或短的某一刻，就会实践菲利浦·索莱尔斯曾经描述的情景：当一个诗人处在思想的边缘即无语的状态时，其内在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反而可以激发文字的完整表述[9]。所以，尽管我们看到当下铺天盖地的文本，而最终能够留下的一定会很少，很少，那就不如认同布莱希特在诗里所写到的——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10]
 
 
2020.2.11.兰石轩
 
[1] 参见齐泽克《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引自网络。
[2] 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第53页，胡其鼎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 费尔南多·佩索阿《安东尼奥·波托和葡萄牙的美学典范》，黄茜 译。
[4] 切斯瓦夫·米沃什《废墟与诗歌》 黄灿然 译。
[5] 朋霍费尔 《狱中书简》，高师宁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 参考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83页，张卫东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 [8] [9] 皆引自菲利浦索莱尔斯 《极限体验与书写》第4-5页，唐珍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 引自布莱希特《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黄灿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