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事写作”：抵达日常视域与精神疆场

　　在生活日趋碎片化时代，凡是“识时务”写作者，都不急于“显山露水”，而是将知性与事相“平摆”在案头：察识也罢，反讽也好;涉世也罢，超脱也好，总想让它们并驾齐驱，相互干预又互相补充。一句话，集诗人、学者、媒体人于一身的陆健，他要的就是在知性与事相之间的发现、质疑与悲悯。的确，当下诗坛，当“向上”的意识变得更加眩目而“向下”的姿态变得更加随意之时，一个诗人，要敢于直击、重现事相，善于在“及事”的“结点”上，在一个繁富、驳杂、零碎的现象中，写出最具现实感的诗歌，这样的诗歌远比那些要么是在无聊的复制现实、要么是在虚幻地描画空中楼阁、要么沉陷在自我的欲望里不能自拔、要么制造抖包袱式的嘘头有意义的多：

　　从超市滚梯上来

　　见到那人，在擦落地窗

　　天空有污渍。他擦

　　湿痕依序排列，像简单的字

　　像一些笨拙的笔划

　　流云碰碰他袖口，移开了

　　他擦，时间的阴影。他擦

　　太阳昏黄，光斑摇着他的脸

　　他擦去自己的身形，臂膀

　　只剩一只手，持续搓动

　　他擦去了自己的手

　　只剩下大片的透明还在

　　(——选自陆健《路过》)

　　大千世界只有现实生态是鲜活与本在的。那么，诗歌对现实生态的直击点，怎样从常规通向高处而不是沦入琐碎，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常态中找反常，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为此，陆健很善于将日常放在繁富、时新、芜杂的现状景观和心理脉冲中去“错落”一番，而他的笔触没有一味虚张声势而是一直在“有意味”地“过电影”。正是有了这样的“现实层”，诗人有意隐藏察识与知性的锋芒，尽可能让事相迭宕起伏：“从超市滚梯上来/见到那人，在擦落地窗”“他擦去了自己的手/只剩下大片的透明还在”。这一擦，不仅“擦去自己的身形”“擦去了自己的手”，而且“擦”出了麻疼，“擦”出了不可名状的悲凉，让人重新审视这芜杂的世界。陆健《路过》一诗的市井生态扫描，使诗歌本有的发现品质、悲悯情怀与质疑精神得到立体的彰显。

　　可以说，作为“及事”写作，虽然它不像“及物”写作关注的是心理事件。然而，陆健的及事写作所面对的常态事件，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视觉路径，而是从“及物”写作那里获取感觉路径。在这个界点上，及事与及物，对陆键而言，都有自己的营养系统来支撑。而这个营养系统的调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个很特别的写作诱因。一言以蔽之，诗人要有追问自己的程度——给自己创造困境的程度，这种困境就需要诗人在及事写作的“入”与“出”之间进行有效的游离、大胆的跨越与自由的升腾：

　　太太观赏电脑的亚洲电影

　　儿子在手机上浏览欧洲科技

　　干脆，我捧起一本写美洲的书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

　　把世界抱着，把世界狠狠地爱着

　　房间很安静，天气也晴好

　　中午了，谁也不抬头

　　谁也不提做饭的事。就这样爱着

　　好像要比一比耐力，比比

　　亚洲，欧洲，美洲

　　谁最能抗住饿

　　(——选自陆健《周末生活》)

　　一个周末，三口之家，各自的“全球意识”与各自的“中国表达”全都存储在居室里。说相安无事，因为有“耐力”;说相安无事，谁能“抗住饿”?陆健正是创设“饿”来反制“耐力”，形成周末生活物质反制精神困境。最终，肯定要由“饿”将一家三口“打出”全球意识，至于何时，这只有“耐力”才能来做主了。由此可见，陆健善于游走在此在与彼岸的境地，行进在物质与精神的节点，他的诗歌写作落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在的“纠缠”“放大”乃至“颠覆”，有点像是诗人独立精神过剩的“俗务形态”。的确，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而论，戏谑作为激活主客体之间的反讽形式，往往能够解除许多阅读、交流中的语调“壁垒”，由于戏谑外延的“智取”“比照”等功能，很容易成为及事写作的一个的工具。陆健似乎更热衷于智力形式与自然序列、智力生活与俗务状态的纷争与交集：“人民/这两个贫穷的字是他们仅有的行李”(陆健《休息日》)、“只有鸟鸣的拖音比较悠长/属于公共财产”(陆健《人说有的玩笑不能开》)、“写诗/多数要慢慢磨。怕就怕贾岛/推敲完毕，门内和尚已经圆寂了”(陆健《车过贾岛路》)。在这里，人民与行李、鸟鸣与公共财产、写诗推敲与和尚圆寂，本体与喻体之间，或切近，或关联，或神似，像这类政治、社会、民生、价值的纷争与交集在陆健的诗歌里不断衍生出：存在大于价值或寄存于价值的“小人生”。依我看，陆健的“小人生”有意引出遥远的东西和久远的东西，并与当下发生不动声色的“冲撞”，陆健就是想在这缓冲地带截取人性中深奥隐秘的东西。

　　可以说，“小人生”也就是在“消解存在”中的一种很时新的生存式样，犹如是一段被时新化的人生片段：“盗贼/此时最想做的，是把自己身体里/的病毒盗走。破折号的病毒/蓓蕾状的病毒，视觉上残酷的美感/奔跑的、逃跑的、人们粘着/泥土的鞋子没能追赶得上的病毒/高超音速飞机没能追上的短跑/或长跑名将。他不停下，就/没有终点线”(陆健《蓓蕾状

　　病毒》)。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时段，特殊的时刻，突如其来的新冠，神秘色彩的新冠，如临大敌的新冠，陆健惯用的及事写作被彻底释放出来，他把消解一段“小人生”或“小历史”看成是一场已知与未知、生与死的纷争与交集，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在疫情时代“泛生活”的精神遗迹。令人玩味的是：在当下诗坛，消费“诗歌事件”往往能够搅动诗歌的局面，而真正诗歌生态“消解”的多与寡，却少有人问津。那么，陆健如何维持诗歌生态核心区“生态消解”的精神“保有量”则成了重中之重的一环。即如何让及事写作不至于成为“恶俗”的一种无厘头，而是让讽喻在幻念与情状交错、知性与情态相持中“软着陆”，这是每一位有担当、有良知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时光，你以往隔三岔五地

　　流来，如今结伙破门而入

　　把窖存的善恶之酒——那波尔多

　　或某处的酒桶木塞冲荡而开?

　　阳谋在酝酿中，阴谋附着在

　　葡萄表面，也能称得起上等原料

　　时光涌来。急匆匆黑着眼圈

　　铺设更多目的地不明的航线

　　安检，登机，把云彩割下一块

　　未来就是人总想跑到自己的前面去

　　(——节选自陆健：《时光从四面八方涌来》)

　　众所周知，在叙述成为当下诗歌写作“压倒性”或“一边倒”的言说方式的主导下，诗歌的“情状生态”往往成了消费诗歌的“稀确品”。陆健的这首诗看似他惯用的及事写作，然而，他的及事时光总是带有情感肤色、情感脉动和情感信息。在这个“寡情”的年代，哪怕“时光涌来。急匆匆黑着眼圈”，环环相扣的幻念与情状、知性与情态的“生态链”总能扣住读者的心弦。的确，陆健的及事写作有一个很奇妙的“表达与存在”的关系现象，他在这一关系现象的把握尺度中总能够按“意”分配二者的份额。在陆健看来，用讽喻性的及事写作来呈现“表达与存在”的关系，并非是固有的数值关系，而是诗人如何合理地按“意”分配二者的份额。从《时光从四面八方涌来》这首诗来看，时光所包裹住的物与人：时光是流动的，物与人是变动的。时光的流动，因物与人的变动而有了“神经中枢”，有了“未来就是人总想跑到自己的前面去”的情状。可见，陆健的诗，既不给表达太多的“定性”，也不给存在过多琐碎，力争做到恰如其分，各得其所。

　　在大家热衷于“碎片化”诗歌写作、使诗歌成为生活“等价物”的时候，也有一些诗人倾心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难度写作”，使得诗歌一直保持着存在的“岸”与回头的“岸”，由此衍生出“另一种诱惑”。从陆健的诗歌作品来看，他“过滤”现实的能力特强，他对现实的“过滤”法：既不一味的以“精神吸附”为磁力，也不简单的以现实的“毛胚”为质地。读他的诗，读者会惊动于他对现实“过滤”之时的磨擦与映衬：“一首诗的结尾，犹如/夜间逃犯，只能暗暗追捕”(陆健《积水》)、“我想是道。可是/非常道就坐在我的对面”(陆健《某日打坐》)、“五点刚过，摸黑出家门/把黑又摸了一下，比较凉”(陆健《出行》)、“满城的黄叶。是秋天在花钱/这奢侈的季节。树木衣单”(陆健：《秋天》)。陆健这些类似于截句的诗行，大家读出什么?当你渐次打开那些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第二现实”，陆健“截句体”的诗究竟是想建立起新型的“现实秩序”，还是想创造一种与现实相关的“精神体例”我无法妄下断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截句体”的诗歌语言，由于是按“虚实”转换的推进模式，因而，陆健“截句体”诗歌语言更多显露出一种日常经验的“发酵效应”，这种发酵效应多半是诗人在“统揽”日常经验与精神体例之间的思维产物，是一个日常经验与精神体例的“复合体”，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映衬，进而上升到一种精神反哺现实的关系体系。

　　总之，诗歌终归是一种精神的领域，只能取一种心灵的尺度，因为人类肯定需要一些永恒的东西——“精神万象”作为自己生存的基本保证，这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前提。就陆健的诗歌而言，他的及事写作，既不是一般意义的“诗歌新闻”，也不是那些一味直面现状、直击现场、针贬时弊的反讽诗歌，而是以满足人们“精神消费”为主要目的并具有新闻的综述性、分析性、典型性、时新性、诗意性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诗歌载体，它给人的是诗性资讯、日常视域与精神疆场。

　　2021年3月8日于福建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