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是奇人

　　首次看到顾偕，是在1997年广东省作协春节茶话会上。他显然属于那种见一面就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太瘦了，真是瘦骨嶙峋；一副大镜片后面是一对深度近视的小眼睛；一头长发严实地包住了整个脑袋并盖住了额头。他经过我这桌人身边时，有人喊住了他。或许因为我是初来广东的“外来户”，朋友便先介绍我与他认识。于是互换名片，寒暄。都是必经的客套。未聊上几句，他因人喊赶紧走了。来去匆匆，印象便还是乍一见面的印象。
　　此君有种脱俗的怪。我想。
　　再见顾偕，则是数月后的事情。我因讲课去了从化——诗人新的停泊地。这回时间便从容得多。我和顾偕有了长谈的机会，先是在一家环境安宁的酒店咖啡厅里，晚七时开始，我们轻松随意地聊起来。然而“好景不长”，话题很快就变得沉重、艰难和激愤。这个似乎实在是不需要诗人的时代，这种其实是利于消遣和轻松的时刻，我却遇到了一个生活在诗里的狂热而执著的家伙。这真为我始料不及。我不能不紧张起来。因为对面这个瘦骨嶙峋又精神?扬的诗人，思维是如此的敏捷且具有穿透力，话语滔滔又带有自然流淌的时露机锋的哲理性，加之他相当熟悉地援引和评说着古今中外的那些著名的诗人诗作，我便很快意识到这种对话的不易。倘不紧张认真而且是快速的思索，我便连当个听众的资格都没有。否则只好“哦哦”地掩饰窘迫。
　　记得当时我们的谈话虽然非常的“意识流”，倘录下来肯定是信息密集又繁杂，但总的话题却并未离开诗与人生。印象更深的则是：顾偕谈论的起点很高，他是迷恋于与历史、人类、宇宙、终极和生死这些既现实又玄妙的东西对话的。同时他又是个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完全无所忌讳、嫉恶如仇地表达了他对种种现实弊端和社会病态的愤怒。
　　后来我读到了屠岸先生的如此评价：我看了这五部长诗（指《天空》、《人类幻想》、《日常状态》、《上帝的梦》和《太极》）后总的感觉：觉得它们是高屋建瓴式的对宇宙、人生、人性、社会、灵魂和肉体、个体和群体、理想信仰、人类的命运前途、自然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思考。他把这些思考用诗歌的形式将它们记录下来，那么我觉得他的创作动力有两个：一个就是他的忧患意识，另外一个是愤怒情绪。（在京“顾偕长诗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发文艺报）
　　忧患，愤怒，这是对的。高屋建瓴，深层思考，亦非溢美。这种评价证实了我的谈话印象。我还感到，顾偕这傢伙有点哲学家和寓言家的味道，有点唐·吉诃德向风车进攻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骑士“的味道。
　　他想挑战和越越的意志太显豁。
　　顾偕是个绝对的烟鬼。可以不停地抽。不用说，他是个在青烟飘忽中才能沉思默想、思接千载的诗人。我们在咖啡厅里谈至十点，烟蒂堆满了3个烟缸。亢奋的谈话使我们都觉兴犹未尽，顾偕便提议到他家中坐坐，去拿他的诗集。
　　顾偕住在一栋旧楼的顶层。两室一厅，对于过惯了清苦生活又飘泊不定的诗人来说，这已经让他有点受宠若惊。如果了解顾偕几近苦难的身世以及纯粹是为了诗而辞职七年所带来的物质匮乏，就完全能理解诗人何以会爱惜这个虽不怎样但却安宁的生存空间。
　　接下来，诗人和我的交谈便更加热烈而无拘无束。那夜，我们聊到了转钟近一点，却还觉得兴犹未尽。
　　在中国当代诗坛，顾偕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曾辞职七年，闭门造车，以为神助磨就八部长诗”。这里没有神，“神”是诗人自己。为了写作而辞职七年，为了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思索与探求而苦行僧般的呕心沥血，在一个物欲放纵、太多人都以是否实惠来衡量的时代，这是不是有点像疯子呢？不疯也怪，斯人在我们这些世人眼里不能不是一个意外。世界其实是需要一些“疯子”和“狂人”的。否则“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世界就会像鲁迅先生《药》中所展示的，在红眼睛阿义、花白胡子、康大叔和那个“二十多人的人”的惯性思维中走向永远的腐朽与黑暗。或许，在杨匡汉先生为《顾偕长诗选》作序《趋近诗歌精神》中的这段话，对顾偕沉浸在诗歌世界中的狂热行为，是一个中肯的解释：从顾偕的这组长诗来看，他无疑是以渗透与对抗、执迷与变革的姿态进行着“纯诗”的摸索。他宁可清贫与孤独，却竭力让诗歌离雅操、离生命的底蕴、离恰似远山呼唤的心态心境更近。他的读与写，其行为本身是对纯诗的一种凭吊。
　　什么是“纯诗”呢？照我解释，首先是诗人写作行为的纯粹。也就是写作成了诗人生命的需要和精神的慰藉。诗就是诗人的生命与灵魂，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和渴望。诗写得如何先不必说。诗要至“纯”，关键是写作动机的纯粹，因了这纯粹，他才变成了让这个时代的文人们不能不有所惊怪的“疯子”。
　　有位诗评家曾不解地问顾偕：你干嘛要写那么长的诗？
　　顾偕回答：上帝要我写这么长！并反诘：歌德为什么要写《浮士德》？
　　诗评家目瞪口呆。是的，你不能以世俗化的常规心理来看待顾偕这样的一位诗人。正如我们不应该问顾偕：你为什么要辞职七年！
　　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生活中的例外。必须承认生活中真还有不计稻粱的殉道者。就为这“其行为本身是对纯诗的一种凭吊”，我们就应当为顾偕的出现喝一声彩！
　　顾偕确实是当今诗坛中一个奇特的存在。60年代出生的他，可说是生不逢时——其时全中囯的人们都在那场著名的大饥荒中忧心忡忡朝不保夕。虽然那苦难的日子还盛产出浪漫主义的优秀的散文和诗歌。在顾偕又还是祸不单行：父母离异的结果是将幼小无知的他送给了一户同样破碎的人家，顾偕告诉我，十六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个残损而又可怜的家庭中。养父常年不在家，养母是个精神病人，幸亏还有个能够操持家务的外婆——养母的母亲。“人间沧桑，由幼熏陶，焉有不获诗人种子乎？”顾偕曾自嘲和苦笑。我想，缺乏母爱和父爱的那长长的的一段日子，于顾偕肯定刻骨铭心。十六年，生活在上海，这座在中国大陆算是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无法给予顾偕多少温暖，“文革”的特殊时代环境加上家庭的破碎，最终使顾偕迫于基本的生存艰难而去了湖南湘潭。在湘潭顾偕如他所说的确是“熬罢高中”——除了物质困难，他的数理功课一塌糊涂。如果不是他的作文公开发表（上海的《少年文艺》）令校长刮目相待开了绿灯，顾偕的高中恐怕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书。接下来是去做工谋生，是工余的“啃中外大家”。
　　我奇怪的是八部长诗与这种绝对缺乏文学正规训练的反差。苦难出诗人，诗穷后工，这其实只能是偶然。多少人有苦难可也与诗无缘。对顾偕来说，他的成为一个专攻长诗而终是得到了专家论可且评价甚佳的诗人的经历，唯一的解释就是天赋加上太执著的勤奋。如果不是天赋，不是勤奋自学中得到了文学训练，不是近乎狂热的执著，他是走不岀来的。但可以证明这奇迹的最终还是顾偕诗的质地。创作的过程虽然颇不寻常，迷恋近乎狂热的写作行为本身固然让人感叹，不过结出的果实若是青色的苦涩，则必然还是遗憾，必然还是会损伤和瓦解奇迹的构成。
　　当我读完《顾偕长诗选》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我有一种震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首先来自一种巨大的陌生：顾偕的长诗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新颖与创造。这种新颖与创造，最关键的是诗人在形式与内涵上作了一种深思熟虑后才向高地与峰颠去攀登的探索。形象些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了一次勇敢而漂亮的跳跃。无容置疑，顾偕不可能离开历史上已有的那些古今中外出色的诗歌文本而突发奇想。这就是说，大量的阅读和悉心揣摸是他创造的基础。然而不难感觉到，难能可贵的是顾偕较彻底的摆脱了依附性的模仿而“化合”出了自己的风格。从《顾偕长诗选》所收的五部长诗中，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到一种形式的稳定性以及驾驭的娴熟自如。这就是说，顾偕已选择并熟练了自我性的抒情方式，也就是有了个性与风格。在顾偕诗中，形式与内涵确实达到了密合与有机的融合状态，这倒是有同于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强调的“有机形式主义”。在这种抒情状态中，形式就是内容，反之亦然。因此评介顾偕的诗歌，我们很难将两者剥离开来。
　　从相对的角度来说，顾偕的诗歌可以从形式与真理、使命、忧患、激愤、宇宙意识、人类精神、哲学等多重联系来谈。如果说形式是物化了的表现手段与组织——如语言、节奏、格式和形象构置的方法（象征、比喻、暗示等），内涵是经形式而显现的感觉、情绪、主题思想和价值评判等，那么在顾偕诗歌的“有机结合”中，形式与内涵的融汇便是水乳混合的状态了。艾略特曾说他的诗表现思想时要让读者“像你闻到玫瑰香味那样地感知思想“，其实就是说要将抽象的无形的精神存在化入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体载中。这实际是诗的一条基本规律，但西方现代派诗歌特别强调并进行了大胆探索。从形式与内涵的胶合关系看，顾偕更多的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抑或说他更钟情这种辞与意的吻合方式。
　　不妨作个简单的比较。艾略特《窗前晨景》有这样一节颇为人欣赏：
　　地下室餐厅里早点盘子咯咯响，
　　顺着人们走过的街道两旁，
　　我感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
　　在大门口绝望的发芽。
　　顾偕《上帝的梦》这样写欲望：
　　欲望的烛光，正以
　　群狼饥嗥的旋律
　　深情占领着这些个脆弱的憧憬
　　直至他们的颅骨颤动
　　顾偕的《天空》中又有这样的描写：
　　墙垣带着醉意
　　向游人吹嘘浩劫的神秘
　　箫乐传来
　　一群孩子听得满脸皱纹
　　两者间的确有种相似性。抽象的灵魂能是潮湿并发芽，无形的欲望能像野狼饥嗥并有占领的动作，这就是将抽象赋予具象的“思想知觉化”。而盘子咯咯响与墙垣带着醉意，则是将性灵与感觉注入了无灵无觉的物体，使物质获得了情感和生命，其实也是异曲同工的“思想知觉化”的表现。在这种形神关系中，形式的确就是内涵，内涵也就是形式的转化和固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顾偕的诗因是用汉语写作，其经由语言修饰、形象构置、抒情节奏和格式所表现的“思想知觉化”，也可以说是“内涵形式化”，更多还是本土性的。这就是说，顾偕在形式上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表现特征，又把握了汉语言的精致和神韵。顾偕是很清醒的：他看重形式的出发点是“辞能达意”，而绝非耽于形式层面的弃本求末。也正是这辞能达意，形神相融和自觉考虑，使顾偕的诗明显呈现了良好状态：其形式的努力既显见但又毫无“做”的痕迹，形式与精神水乳相融，彼此成为血肉相联状态。
　　顾偕的诗无疑是很大气的。这当然与它们选择的话题有关。如前已及，顾偕的诗是与人类生存、历史变迁、社会本真、宇宙奥秘、终极寻求等充满诗性的庄严话题进行对话的。毫无疑问，形而上的思索非常之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顾偕又并非走上玄学之路，他的诗同时又强烈地表现出对人类社会许多具体问题的关注。诗人实质是在形而上和与形而下之间徜徉和游弋，希望以形而上的思考来穿透形而下的存在，使形而下的具体现象得到精神的照耀和哲理的指引。顾偕的诗的确不那么易懂，但读进去以后则能感觉到思想容量的丰富和巨大，给人以值得反复咀嚼与品味的愉悦。每部长诗中，有不少片断是很精彩的，甚至达到了可圈可点的境界。这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不管怎么说，顾偕的出现给我们的当代诗坛打开了一面奇异的窗口。其诗，表达了极大的超越性、前卫性却又不失思想的凝重和沉甸。顾偕曾经这样告诉我们：“我的诗学观是：牢记启示在任何时代的重要性，复兴将近窒息的人文主义，且于突进中又不失超越沉重的浪漫；切避恣意的唯美，置含混为净化，着力于作者在独创修辞间的气质。”（见顾偕创作谈《超越的触角》）我以为这是顾偕深思熟虑后的自觉。概言之，以创造性的形式表达充满思辩和批判的庄严思考，已成为诗人稳定的追求。不是叙事而为抒情的长诗样式，的确不易把握。一般来说，长诗便于叙事，短诗利于抒情。叙事铺陈而不致篇幅太长的虚泛，抒情最好凝练而才能在有限的行数中显出强烈与充足。无故事铺演的抒情长诗，便需要思想与情感的大容量并且还需要变化和递进，才能使其既有诗意又不失充实饱满。应当说，顾偕在这种难度上已做得很不错了。问题在于，顾偕已写了八部长诗，如何在今后的创作中超越故我而面目再新，这无疑是顾偕今后的难关。
　　顾偕还很年轻。创作的路还长。从他已获得的不可轻视的成就来看，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对他抱有更大的期待。
　　
　　1997年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