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中的语言”：灵魂的西域与乡愁

 
“河湟是我身上的印记，放在我的诗句中，寻根，从脐带开始，找到迁徙的足迹。”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溯源河湟文化，诗人通过寻访塔加村的民俗与历史记忆，将藏庄风物、吐蕃后裔、风土人情等勾连出来，于丹山碧水之间，寻找自然的神灵。
整体而言，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迁徙为写作思路，以“马”和“鹰”作为核心意象，书写吐蕃后裔的历史使命。第二，书写藏族原始地理，经由此地理，带出白云深处的藏庄风土；第三，诗人实地走进塔加村，以羁旅者的视角，观察青海村落塔加村的民族风情与现代乡愁。
一、西域与乡愁
塔加村是藏庄，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马文秀的故乡在青海省民和县，二县毗邻。地理位置上，化隆县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民和县往东便是甘肃省。诗人解释了“化隆”一词的藏语含义：“化”为英雄，“隆”为山谷，“化隆”合在一起，便是即英雄之谷的意思。马文秀长期在北京生活，因为她的身上的青海之根，从中原到西域西域过渡的文化地理，书写有必要保持时空和美学距离——多种要素加起来，使她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如此写作藏族村庄，自然视角有所不同。
“塔加”意为“百马”。诸多史料记载，化隆地区的藏族源于吐蕃将领后裔，古羌人各部与吐蕃人文化上相互融合，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褐色大山、荒凉地貌、泥土庄廓，构成这里的风景。塔加寺、嘛尼康、阿米尤合郎神山，成为自然的代言人。从地图上来看，塔加村的地域不大，街口也并非大都会或者汉族小镇的街口。地图上，塔加村藏在白云深处。塔加村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南道，古代的商贾官员从古津渡口（今大河家，甘青交界）进入青海后，在此歇息。
塔加村是山城，村庄里有寺院、嘛呢康建筑等，巷道众多。整个村庄有圆有方，依地势层层而建。塔加有两条河，尕洞沟水和塔加沟水。尕洞沟水与金源沟水汇合，流入黄河。塔加村地处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东部，离县城有八十多公里。化隆县虽高山环绕，这里算比较适宜居住的浅山地带。山脉沟壑，使这里交通阻塞，如果地图上不标识，根本不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净土存在。
羇旅，过行寄止，寄居异乡之意。电影和文学中，经常出现“羁旅”者形象，比如《荷马史诗》中海上漂泊的奥德赛，流亡到法国的苏联电影人塔可夫斯基等。前苏联、欧洲和美国电影中的羁旅者在寻找“新大陆”，但又与乡愁、文化的自省性相关联。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的一日》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都以自传和反思的形式确立了一个文本之外的、跳不出文化语境的羁旅者形象。“羁旅者”和“旅行者”不尽相同。羁旅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羁旅包含了原生空间的离散、流放、流亡、旅行流散等含义，空间与身份往往是羁旅文学的重要命题。旅行则淡化了身份意识，离愁别绪、文人失意，是中国古诗常见的主题，月亮、秋叶、孤雁、寒蝉，常常成为古代人笔下常用的意象。
《老街口》的第一章题目为“迁徙：祖先预留给勇者的勋章”，这章讲述吐蕃英雄奔波，写他们的故乡之情。这一章中，“马”和“鹰”成为核心意象——马代表出发和路途，鹰代表着回归与守护。“马”是迁徙的象征。“镂空口罩，挡住/马脱口而出的话/却被马脖子上的铃铛/完整的记述。”“马帮的影子拉成一条线/两头牵着生计与哀乐/横穿高原/拴牲口、放货、修整、过夜……/家族隐秘的往事/在男人强悍的臂膀间展开/坦荡而有力。”马与吐蕃行军有密切联系，随着马缓慢的步伐，历史渐进。如果说马低头看路，那么鹰是在抬头看天。后面几节中，诗人以“鹰”作为核心形象，给读者提供了超拔的视角。鹰呼啸飞腾，颠簸在西域高原的气流间。“鹰盘踞在山腰/巡视所掩映的大地/试图为饥渴的孩子们/在天空搬运过冬的物资/绕过流云苦涩的柔情/守护牛羊与野花争宠的上空/掩映着一片秋季的旖旎。”雄鹰盘旋上空，守护着塔加藏族村，鹰将焦虑藏于双翅之下，四处招贤纳士；鹰在长空等待诗人这样远归的孩子。
《老街口》第2节，诗人便开门见山，写出了塔加村的历史由来：“走向街口更深处/看到，传说中那块从西藏/托运而来的石头/傲然挺立，以将军的职责/驻守塔加村/将喜怒哀乐一一记述。”马文秀的诗歌集取名“街口”，街口二字本身就有闹市、繁华之意。但是，这里的“街口”有了独特的含义。它是旅行、历史的纵深，伴随着诗人的脚步，读者逐一领略藏地万物逐渐显现在诗歌中。一个街口，包罗万象。百年庄廓的历史，从街口开始延伸。
“团圆”向来被中国人所重视。诗人在结束时，写到“回家团聚才是最终的胜利”，“沿着老街口望去/有家人的召唤/回家团聚才是最终的胜利”，那股酥油茶的醇香，那抹乡愁，都是团圆的象征。“春风不度玉门关”划上了句号，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全诗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我抖落一书的文字/噼里啪啦，将汗水埋葬于此/将圆满与欢乐，留给俗世的探秘者。”俗世的哀愁，幻化成旅行者行走的欢乐。至此，西域也有了乡愁，也在团聚与心灵的回归中，结束了乡愁。
二、自然与语言
经验固然是一位诗人的素材，语言中呈现的文学风景才是最终标准。
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在《布隆德誓言》中认为，藏族人信奉誓言，他们相信语言的魔力，相信身、语、意三者之间的证悟。藏人语言忌讳妄语、恶口、绮语、两舌。因为话语乃是心生，咒语和誓言都是内心之征兆。纵观《老街口》，诗歌使用的语言的特征颇为鲜明：朴素。诗人选择用最简单的语言，书写塔加村原始之地，这种策略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在塔加村，风景和万物本身即是语言。诗人怀着虔诚的心写到：“塔加百年的沧桑/无需再多语言去复述。”（第46节）如何处理自然景观和诗歌抒情的关系，成了一道难题。“梦幻的剧情/诞生富有神话的诗句”（第27节）明智的是，诗人选择了静观，在静观中从自然到语言的视觉转换。
“它与我对视的瞬间/目光中的语言/时刻准备夺眶而出。”（第2节）诗人并未耽溺于藏区自然风情，历史和现在均出现在她的诗歌之中。“从大唐走出的李白/将千山万水/随手调进一壶酒中/明月下，他轻叹过的/盛世繁华，却在/转瞬间化成诗篇/布满盛唐的星辰。”诗人将李白调遣进诗歌，乃是为了铺垫文成公主的和亲之路：“李白诗句中的雪域圣水/于是，她胸口裂开了一束牡丹/芬芳了大唐的半壁江山。”这是一种巧妙的调度——诗人像公路片导演一样，将历史从读者熟悉的视野中取出，融入旅途视角，别有一番风韵。除了调遣唐诗，马文秀也将藏族神话、历史传说、民俗等等信手捏来，置于诗中。藏戏，蓝色的火焰；拴马桩，村庄的旧物件；白色图案，同火烧云对暗号；高原的蓝天，如婴儿一般清澈生动。冰凌，牧场，马兰花，牦牛，帐篷，神话，经幡，战马，酥油茶，飘雪的毡房，刻字的石头街口……万物都有了诗性的语言。
“玛尼石旁，篝火起/半圆的诗行站满了/年轻的舞者/手拉手，组成名词、动词。”万物的语言并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通过灵性、感悟以及诗人的纤思所塑造的。第29节中，诗人道出了原委：“现在的一切都太过于匆忙/真实过于情节化，真相/被包裹的过于严实/此时，就想停下来/让生活回归原点。”没有对比，就没有生活。没有快，就理解不了“慢生活”的珍贵。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到：“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和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写诗，正是灵魂返归慢、返归到古老中的一种形式。
海德尔格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指出，语言的本质是“道说的允诺”，道说和允诺存在着血缘关系，诗人的道说毗邻于语言天命一般的源泉。马文秀的诗中，也在某些地方展现了诗人捕捉真理灵光的能力。比如第81节中“古村落的长者说/不要轻易在自己的命运之上/堆放玫瑰或者香水/要紧握一粒种子在手中。”这位长者的话，是真言。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非常多元。玫瑰香水是女性的象征，女性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建立在物质上，不能依附于男性，要想独立主宰自己命运，势必要有一颗独立的种子在手。玫瑰和香水既可以指实物，还可以指代语言的修辞。写诗者，不能过度追求语言修辞的花拳秀腿，而要真诚真实，“种子”自然成了语言生命力的代表。
三、河湟文化的书写
黄河流域文化灿烂，自西向东形成了河湟（甘青）、河套（宁蒙）、中原（晋豫）、齐鲁四个文化板块。汉族、藏族、回族、羌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共同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就河湟地区而言，河湟指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之间的广阔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此地为“三河间”。河湟文化融合了古代羌戎文化和中原文明。文化形态上，河湟文化兼具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双重特征。
诗人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特征。第80节中，诗人写到“不断迁徙，标志着游牧民族/将结束逐水而居的生活/谁把神话藏匿于高峻的雪山之上/然后折断天梯，让探寻的人/在高原之巅一次次迷路？/后辈找寻父辈的足迹/只是寻根的开始。”
文物和民俗最能记载一个地方文化的风物。塔加村中有当地人称“干木奏”的墙。这是当地独特的石砌技艺。“干木奏”不用和泥拌沙，而是直接用石头干砌外墙。当地的村民有言“一石九面”，即不管石头的形状大小如何，村民总能巧妙地将其砌进墙中。石墙建成以后，内壁和外面都会糊上泥巴并将墙面磨平。塔加村的寺院墙通常撒上白灰，意在为纪念宗喀巴大师。诗集的第45节，也描写了当地的墙：”土墙搭建的庄廓/散落山下/墙体倾斜，再现了/抵御兵燹匪患的那一刻/而今，一伸手/摸到的是钢筋水泥/雕琢出的精致/这雕琢的背后/还有哪一堵墙能留住/青海人的乡愁？/儿时塄坎上种的树/早已被善于砍伐的木匠/选为大梁，锤炼他的技艺/不知流往何处。”
马文秀用文字破土春耕，艰难地开垦藏族和历史记忆中的河湟文明，沿着吐蕃后裔的脚印，泉水溪流、雪山神话、经幡战马、牧草青稞，牛羊古墙，在她笔下悉数变成诗句。“吐蕃将领和军队守卫边防/驻守的藏军在那里繁衍生息/多年后他乡也成了家乡/我用陌生的语言去感知”（第76节）“驼铃声，叫醒了黎明/大山纵横，云雾渺渺/一条河流的桀骜/不需要鲜花芬芳过的语言/加以形容”（第11节）“梦中留下的提示语/甚至详细到语言发生的场景”(第81节)。冥冥之中，马文秀就是那个被河湟文化找到的诗人。后记中，她写到“藏风聚气”的塔加村是藏族传统村落的“活化石”，长诗《老街口》以百年藏庄为叙述核心，整部诗歌以不同层的横断面，为读者呈现出一部“史诗性的活教材”。“通往塔加村的路途，像衰老的蚯蚓，蜿蜒的躯体长满皱纹。”诗人在诗中找到了历史的皱纹。历史驰骋而过的辙痕，均汇聚于此。于是乎，岩鸽、高原兔、麻雀、兀鹫，暗藏诗中。那些早已干枯在历史中的文字，也在诗人的潺潺之笔下，重新有了活力。
《老街口》在北京的一场大雪中写毕，这是巧合也是必然。雪与西域遥相呼应，成为心灵的神秘的遥望。第35节中，诗人写到“此时的夕阳/满是丰硕与艳丽/趁着月色到来前/躲进山坳/以沉甸甸的语言/清点万物的功过与是非。”这一节中，词语无声地召唤世界，诗人发现了西域世界的寂静之音。西域河湟文化给灵魂带来什么？带来的是时代激流中的平和心态，带来的是焦虑中更坚定的信仰。这里，不妨用第28节的话来概括总结：“古老的歌谣/惊醒了酣睡的土地/它抖了抖身上的贫瘠与磨难/颤巍巍站起身来/歌声环于天际/大地在星辰下眨着眼睛/他坚信语言是一生的胎记/更是手中最坚实的武器/民族危在旦夕，语言/将会撑起整个民族的斗志/人间的歌谣深藏悲苦后的欢乐。”
“高原之上——仰望/一个充满神性的古村落/太阳早已为我指明了方向/作为高原的孩子/顺着脚掌的温度向前/便能找寻百年藏庄的踪迹/宿命中的相逢/早已渗透在血液中/甚至在一草一木中，埋下/伏笔/等待从街口走进的书写者/将烈日与昨天写进明天高原。”写作后记中，马文秀陈述了写作的缘由。山水化隆色宜远观，宜近看，风韵各异。为了写出此长诗，诗人多次前往化隆，亲自走进塔加村，访问了不少古迹，采访了不少当地人。诗人以游子身份，在古村落独有的祥和与宁静中与迎面而来额头上布满皱纹的长者拉家常，寻找和挖掘隐藏在大山里的神奇故事。
“山谷藏有的秘密，只有山最清楚”。在塔加村独酌，足以放慢脚步，放下都市生活的焦躁情绪。塔加村提供了泉眼和雪域，圣洁的高山和雪线，给人间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迁徙，寻根。诗人将自己想象为“压寨夫人”，在屋顶上晾晒玫瑰。诗人抖落一书的文字，将汗水埋葬于此。诗人学习藏语，问候西域的土地，她站立在塔加村口，那条窄小的街口，已成为历史的通道。通过她的诗，读者抵达历史的昨天与今天，抵达了河湟文化中灵魂的西域。
 
 
【简介】
李啸洋，电影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0届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出版学术著作《时间赋格：中国电影中的劳动记忆》，诗集《花神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