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朝｜以生命为诗，为人民抒写

　　这个话题的提出，首先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者、著名诗人、教育家公木先生的一个诗学观点：“以诗为生命，是二流诗人;以生命为诗，是一流诗人。”十几年前传递给我这一信息者，是《公木传》作者、公木(原名张永年、张松甫，又名张松如，笔名公木)先生的嫡孙女张菱儿的爱人高昌同志。

　　高昌是中华诗词学会“三代会”换届不久被聘为《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后又接任主编的，这期间我一直担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对高昌同志的人品诗品我早有耳闻，对这位年轻才俊的加盟，我自然由衷欢迎，全力支持。交往间，更觉人品相同，诗心相通，随成为知己，不用称老师、先生的客气话，而是直呼其名，愈觉亲切。在深入交谈中，高昌给我传递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公木先生的那个诗学观点，不禁引起我心灵上的震撼和共鸣。能不能成为一流诗人另当别论，但“以生命为诗”则道出了我心中所有而口中所无的为诗理念，并决心身体力行。毋庸讳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是从部队宣传工作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直接到中华诗词学会担任领导工作的，内心深处背负着军地领导的殷切期望。我从到中华诗词学会工作起，就有一种“匹夫有责”的文化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确实把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当作了自己晚年的历史使命。后来作为执行社长，我又把恭王府海棠诗社社长叶嘉莹先生的相关诗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往往是用生命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与高昌作了交流，又引起了高昌的共鸣。据此，高昌同志写了篇《打开一颗炽热的心》之诗评文论，以部分拙诗为示例，对公木先生和叶嘉莹先生的诗学观，作了系统的论证和升华，并重申了“为苍生写作”古圣先贤之道，对我又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反作用，使我对致力传统诗词现实抒写，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一、以生命为诗，用生命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是中国古圣先贤躬行实践的真实写照

　　公木先生把“以生命为诗”作一流诗人的重要体现。叶嘉莹先生也明确指出：“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往往是用生命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力。”“我一向认为，‘兴’是中国诗歌精华所在，使你内心涌动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今天我们提倡中华诗教，就是要透过诗词，用今人的生命体悟和古人交流，用诗人的生命品格滋养今人的生命质地，这个过程本身将产生强大的感发作用，使作者、讲者与听者都得到生生不已的力量。”这些鲜明的论述，正是诗祖屈原、诗圣杜甫等古圣先贤以生命为诗的真实写照。

　　屈原以生命写诗篇的故事，主要体现在他政治失意后，通过诗歌表达对家国的忧思与理想的追求，最终以身殉国的悲壮历程。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居乐平里，生活在民众中，加以良好的家庭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赞誉。从政为官后，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从事变法改革，制定并出台了各种法令，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使旧贵族面临覆灭的命运。旧贵族拼命反扑，制造谣言，陷害屈原。后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免了能参与国家政务决策的左徒之官，改任仅负责宗族事务的三闾大夫之闲职。尽管屈原几经努力，变法终遭失败。屈原满怀悲愤，用生命书写了《离骚》和《九歌》、《天问》、《九章》等大量诗篇。特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致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在流放途中，当屈原得知楚国首都被秦军攻破，彻底败亡后，便写下《怀沙》绝命之笔，自投汨罗江，化作了永恒的诗行。

　　杜甫以生命为诗、用生命书写诗篇的躬行实践，更是在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轨迹中得到充分展现。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论穷通困达，都以天下为己任，同情人民疾苦。他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今存1400余首。举凡当时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在其诗中几乎都有真实的反映，诸如安史之乱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贪婪无度，人民遭受的剥削和残害的痛苦，都被深刻的揭示出来，因此后世称为“诗史”。杜甫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但因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后寓居长安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渐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此间，除创作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外，还写下《兵车行》《丽人行》等陈述时弊的诗作。“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开始了战乱流离的生活，期间写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反映战乱生活的诗篇。特别是在兵荒马乱中，杜甫以沿途见闻的深刻印象，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被世人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篇。这里面都永存着杜甫生命的律动。

　　二、为苍生写作的古老命题，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脉相连

　　高昌同志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诗词文化报纸、刊物编辑审稿的实践感悟，在《打开一颗炽热的心》诗评文论中，提出这样一种见解：“历数古今中外，写诗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有的人为自己写诗，探索心灵的密码;有的人为另一个人写诗，歌唱美好的爱情;有的人为读者写作，寻找广泛的共鸣;有的人为苍生写作，替人民鼓与呼。这些人的出发点各个不同，也都能留下一些优秀作品，不过我个人更欣赏杜甫那种为苍生而讴歌的写作态度。”这固然是诗评家的一家之言，但确实有其一定的客观性。当然在表述上也可适度变通：如第二种可解读为为亲友写作，歌唱爱情亲情友情;第三种可解读为为他人写作，包括社会各界，寻找广泛共鸣。但第一种“为自己写诗”和第四种“为苍生写作”则是两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诗是诗人个性的表露与张扬。任何诗人都有为自己写的诗章，只是数量、份量、情趣、格调上的不同。而第四种“为苍生写作”，并非人人愿为之、人人能为之，需要大力提倡和弘扬。

　　“为苍生写作”，就是要心系大众百姓，自觉为人民鼓与呼。屈原、杜甫等古圣先贤在为苍生写作上，已经为我们开拓了道路。这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一脉相连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既然方向这么明确，为什么为苍生写作，为黎民百姓、人民大众写作，还存在并非人人愿为之、人人能为之的客观现实呢?以笔者的创作实践，感到以下几点原因是客观的存在：首先为苍生写作，为人民大众写作，反映社会现实的重大题材，创作起来有难度。因为社会现实和人民关切，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内容庞杂，对创作者的思想水平、洞察能力、文字功底、艺术功力都有相对高的要求，且直面社会监督，容易引起人们评头论足，不如品茶饮酒、游山玩水、自娱自乐、少人问津的作品来的轻松愉快;同时，人民关切的社会现实，往往有敏感、热点问题，矛盾交织，没有一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也不愿去费心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历史上不同流派的影响，文学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有的写作态度就是远离现实、消极遁世，作为个人创作自由，别人也无可厚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就此问题，需要主流媒体和有识之士的呼吁、启发和引导。

　　三，为人民抒写，坚定人民立场、厚植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诗词创作要坚持正确的文学价值取向，要坚持为人民抒写，首先要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立场问题解决了，把握不了人民关切的大题材，可以选取社会现实的小题材，甚至可以具体吟咏人民大众中的凡人小事，这也是在为人民抒写、为社会抒情。立场问题解决了，洞察能力、文字水平、创作艺术都可以不断提高，最终可达到理想境界。如果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就正应了邹韬奋的那句名言：“不干，固然遇不着失败，也绝对遇不着成功。”立场问题解决了，就会自觉反思自己的过往，从日渐乏味的自我封闭中解脱出来，投入到火热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关切中去，创作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在中华诗国的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自己的光彩!在时代交响乐曲中，发出自己的正声强音。

　　立场问题解决之后，还要尽量解决情怀问题。那就是深厚培植家国情怀。加强时事政治学习和时代视野开阔，满腔热情地拥抱新时代，直面火热生活，抒写人民关切，呼唤时代风云。这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人情调的表露。古往今来诗词大家的作品，都既有时代强音的黄钟大吕，也有儿女情长的丝竹琴音。事实上，每个为诗者的人性都是立体的，诗情都是多元的。个人情调与家国情怀，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不是排斥的而是兼容的。正如被柳亚子称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的诗人毛泽东在《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所指出的：“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这就深刻揭示了厚植家国情怀，是不废个人情调的。因此，坚持“以生命为诗”，把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融入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实践中去，坚持个人情调与家国情怀的兼容并蓄，在直面新生活、歌咏新时代中各展风采，就会迎来中华诗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遍地春色。

(2025.7.22于北京齐贤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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