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基本关系
摘要：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分属不同的方向，其也有相同之处可供借鉴。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诗歌的发展。本文拟探讨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点，结合国内外诗人和译者的以往工作经验以及之前学者对于个别诗人兼诗歌翻译家的研究文献，论证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的相互影响，以此说明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两面一体，不可分割，最理想的诗歌译者应该为诗人或诗歌研究者，以便更好地指导译者的诗歌翻译活动，为诗人的创作提供另一个视角，最终共同促进现代诗的发展。
关键词：现代诗 诗歌创作 诗歌翻译 译者
一.诗歌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
诗歌翻译属于文学翻译中较特殊的一类，其专业性更为明显。诗歌有其特别的词语，结构，韵律，形式等，译诗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译诗须像诗”是诗歌翻译领域诸多翻译家达成的共识, 同时它也是诗歌翻译的评价标准。诗歌翻译通常有两种形式, 第一是古体律诗, 第二是白话文新诗 (刘全福, 1999) 。[1]“带着镣铐跳舞”于译诗而言，此比喻再恰当不过了。诗歌翻译对于非专业诗人或普通译者而言，难度可谓很大。如果译者不懂诗歌，一通胡译乱译，只求词句意义对等，而无法深究诗歌的内涵和外延，翻译之后的诗歌难免无法准确传达原作的神韵，思想情感和艺术魅力，更有甚者，可能会使整首诗的质量在译文中大打折扣，变得寡淡无味，再差一些，会让整首译诗走形变样。以诗人郭沫若为例，郭庶英和郭平英在总结其父诗歌翻译的特点时说:“父亲至于翻译, 乃是循着原作的思想, 运用自己的语言, 进行新的创造”, “至于译诗, 他推荐‘两道手’的译法, 先由懂外文的人直译原文, 再由诗人进行诗化。这样的‘两道手’对于父亲来说, 正可以一身二任之。他既通外文, 又是诗人。所译是诗, 译文同样是诗, 有时诗意甚至更浓。”[2]他的‘两道手’译法，即要通过两位译者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翻译工作，在此过程中，懂外文的译者不一定懂诗，其译文只可能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无法把握诗作的内涵，译诗工作的第一道程序即告失败，原诗艺术水准损失较多。第一步骤的诗稿再由诗人进行诗化，也就是加工创作，精心打磨，让其成为诗人眼中的诗。且不说诗人水平有多高，如果一个译者理解和翻译原诗稍有错误或者理解不当，原诗内涵并未挖掘透，诗人竭尽全力抛光打磨的译诗也早已变样，不复为原诗，也达不到译诗的目的。在笔者看来，如果一位译者既通外文，又懂诗歌，这两项工作合二为一，即可以以诗人精通的外语将原诗理解和分析透彻，不至于有重大的失误和缺憾，也可以用诗人的眼光理解揣摩原诗的意趣远旨，节奏韵律，结构巧思。诗人身兼两职，一边进行诗歌创作，一边进行诗歌翻译，此为译诗的最理想状态。作为一名翻译家和作家, 郑振铎的翻译和写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更是一个不断获取创作素材、技法及精神营养的过程。”[3]1954年, 郭沫若在全国文学翻译大会上的讲话重申了“以诗译诗”的思想:“外国诗译成中文, 也得象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 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 一定的韵律, 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 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 简直不象诗。”[4]由此番发言可以看出，“以诗译诗”是诗歌翻译的最低准则，这就要求诗歌译者必得成为诗歌研究领域的专家，深谙诗歌的技法，词汇，修辞以及结构，而不是直译，硬译，这样的译诗不堪猝读，味同嚼蜡，推远说来，还会影响原作的声誉，让译入国的读者误以为原诗水平不够，附带之诗人名誉也会受损。这样说来，译诗不可不慎重，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诗人庞德认为, 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直译, 紧扣字面意思, 而是应关注文本意义, 注意再现文本所蕴含的感情。庞德的翻译思想在其《华夏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译诗集里, 庞德不追求字面意义的忠实, 而是强调整个文本意义的忠实, 重视诗的节奏, 意向的忠实,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创作 (翻译) 理论。[5]译诗不可过分强调直译，这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诗歌文本传达的思想感情往往较隐晦，暗含其中，且传达的内容一般具有多意性，对于象征主义诗歌来说，尤其如此。这样就给译者出了一道难题，也可能是一个谜题。译者在理解原诗的过程中就如一位侦探，通过字里行间遗留的蛛丝马迹，去发掘诗人内心的真相以及诗歌创作的动机和手法，以此来剖析主旨，找到打开诗歌隐秘大门的钥匙。
二.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区别
如前所论，诗人译诗为诗歌翻译最理想的状态，这就不得不提及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一位诗人兼诗歌译者两重身份于一身，必然一方面需进行诗歌创作，另一方面还需兼顾诗歌翻译。这两项工作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相通之处便是两者工作对象的主体是一致的，都为诗歌，无论诗人用本国语创作的诗歌，还是其翻译的诗歌，在诗歌实质上，应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诗歌所用词汇，意象，表现手法，结构韵律等方面，以此为诗歌翻译提供了不少的便利。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工作内容区别很大，前者自由度更大，诗人全权掌握诗歌创作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诗人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任意在艺术天地遨游。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余光中曾提到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 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词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3]每一位诗人都有他偏好的词语，意象和主题，其风格一般极具特色，易于辨别。有些诗人甚至还会创造一些词汇用来为诗作服务，创作要求诗歌求新求变，这极大的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活力，创作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诗人创作极具个人性和私密性，无需他人协作即可完成。在过去，诗人仅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便可创作出诗歌。现如今，诗歌创作更为便利，诗人无需纸笔，只需在电脑上或手机上打字即可，保存也较之前方便。所有这一切，仅需诗人一人之力即可完成，无需他人参与和协作。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语言一般为母语，运用起来较为娴熟，得心应手，诗作一般而言自然地道。诗歌翻译则有所不同，自由度相较于诗歌创作来说小很多，译者带着镣铐跳舞，需尊重原作，不能任意修改。文艺翻译正是一种创作活动,因为文艺翻译的结果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创作新的艺术价值,翻译是和这种语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最主要的一点则是从翻译中也可以看到译者的创作个性。[6]从这一点来说，诗歌译者也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创作，以更好地向读者传达诗作的神韵。译者可以独自完译诗工作，也可以多人合译，充分讨论和修改，最后定稿译作，这与诗歌创作的独立性也不一样。在译诗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若诗人还健在的话，也可以与原作诗人商榷，共同探讨。译诗最后一个难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便是两种语言的跨越问题。译者一般而言，需要掌握两种以上语言，且其中一种并非母语，这就给理解原诗作带来了语言障碍，而语言背后隐藏的文化差异，思维习惯，典故传统等不尽相同，使翻译难上加难。对于诗歌翻译而言，解决语言问题还仅是第一层，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艺术是语言的艺术，更是修辞的艺术，哲学和思想的高峰，非有志于诗歌翻译的人难以攀登。
三.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
新文学作家中, 假借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边译边创作, 互为推动, 极其普遍, 很少有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的作家, 相反, 二者是相互渗透, 合而不分。结果, 许多作者将个人的中文作品及外国译作合并成集出版, 形成现代文坛的又一景观。”[7]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冯志，穆旦，郑振铎等一大批作家诗人，兼事翻译，其译作各具特色，成为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著名翻译家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中曾提到“在普通情况下, 翻译和创作的两者相互影响是巨大的。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 则他的翻译文体多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 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中沉浸已久, 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的影响。”作为一名翻译家和作家, 郑振铎的翻译和写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更是一个不断获取创作素材、技法及精神营养的过程。[3]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相互影响，互相促进。从一方面来说，诗歌翻译必得以语言为基础，文字就是其呈现方式。译诗考验译者对于文字的敏感度以及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字词的形，意，音等诸多因素在译诗中都需加以关注。译者不但要精通外语，还得对母语有相当好的品鉴力。从诗歌创作上来谈，诗人的艺术水准越高，诗学素养越好，审美情趣越佳的话，其创作的诗作一般而言水准较高。诗歌翻译的译文呈现过程也就是译者对于原诗的理解到译诗再创作的还原过程，若译者的诗歌创作能力较强，相应地对于原诗的理解也更为透彻，译诗的再创作过程也会更加顺畅，译作的水准会随之提高。
(一)诗歌翻译为诗歌创作提供养分
中国白话新诗的出现，发展与外语诗歌的译介活动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五四一代如胡适，刘太白，周作人等人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没有所谓的白话新诗。一种诗歌类型大概会经历从国外翻译引入，本国诗人的模仿与创作，后续诗人的完善和提升到新的诗学理念，流派的出现等一系列动态过程，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吸收与融合，超越与批判的过程。“新诗的发展亦当如是观之, 因为新诗“最大的影响就是外国的影响” (朱自清1) , 而“西方诗, 通过模仿与翻译尝试, 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新诗的产生。在此以后, 译诗, 以其选题的倾向性和传导的成功率, 在一定程度上, 更多介入了新诗创作发展中的几重转折” (卞之琳, “‘五四’以来”187) 。”[8]如诗人卞之琳所言，译介诗人和其诗作的选择，在于译者，而译诗对于译入国诗人的创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模仿对象便是译诗，诗人的仿写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全赖于译诗的母体之上。诗人兼诗歌译者创作出新的作品，也会影响到其他诗人的创作，从源头上来看，诗歌翻译是土壤，培植出了中国现代诗这一株植被，且渐渐适应了气候，并逐渐开枝散叶。国外现代诗创作如火如荼，且历史悠久，产生过许多经典且有影响力的作品，仅仅为了阅读那些外国的杰出的诗歌, 我们也是值得去学习外国语的, 虽然通晓外国语的好处并不止于此。但产生过杰出的诗歌的外国语言是那样多, 一个人怎么可能都学好呢?还是不得不读翻译的作品。理想的译文虽然很稀少, 不能保持原来的语言之美形式之美也就难免要有损原来的内容, 但从翻译仍然是可以读到它们的基本内容的, 仍然是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的。[9]诗歌翻译活动作为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交际活动，源源不断地给译入国带来新的诗歌理念，流派风格，创作技法，极大地扩大了译入国诗人的眼界，促使其学习并转化，模仿并创新，在译入国已有的诗学传统上融合，激发出巨大的创作活力。从更大层面来看，翻译活动是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会推动译入国诗歌的创作，而且对于诗歌背后承载的文化在译入国的传播也具有促进作用。徐志摩译介外国诗歌带有明显的文化交流的性质, 起到文化的互识、互补、互溶的作用。他把翻译作为不同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一种手段, 起到了改造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的作用。[10]译作是用来阅读的，影响会在阅读的过程中悄然产生，并不断扩散。以诗人卞之琳为例，其诗歌充满哲思，智性与感性并存，尤以《断章》最为知名，相对性与多视角构建，人称的多样转换，思想内涵丰韵，可以多角度阐释，耐人寻味。作为翻译家的卞之琳，翻译过艾略特、叶芝、瓦雷里、奥登等现代派诗人的诗作，这些诗歌对卞之琳诗歌创作中的“主智”风格影响很大, 在其早期诗风的确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1]综上所述，诗歌翻译不仅影响译者本人的诗歌创作，对于译入国其他诗人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并不断推动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
(二)诗歌创作反哺诗歌翻译
诗歌创作主体与诗歌翻译一致，都是以诗歌为最终呈现形式。诗人兼译者翻译诗歌时，不可避免会带入诗人的主观偏好，诗学观念，个人诗风等个人因素在内，翻译时词汇选择，形式风格，韵律结构都由译者决定。译者通过解读原诗，解构原诗，还原诗人的创作意图，艺术手法，隐含意义，通过文字的形式再现一首诗，给这首译诗以重生。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将原诗进行再创作，给其适当的形式，音韵，结构和语言，让一首诗以另外一种语言重现，呈现给读者。译者是原诗与译诗之间的魔术师，让诗作改头换面，而其实质不变，这就给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著名诗人郭沫若曾提出创作论，他指出，大凡杰出的诗人、作家在翻译时, 不管译者主观上多么想忠实于原作, 他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他的诗学意识, 即他奉行的翻译原则、独特的艺术追求、爱好和艺术特长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的译作里。作家型翻译家往往比非作家型翻译家的译文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让自己的创作才华在译作中隐蔽地表现出来[12]。
四.结语
通过以上探讨，笔者认为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诗人兼译者进行诗歌翻译活动时，需看到诗歌翻译的意义所在以及译作对于其诗歌创作活动的影响。诗歌译作不仅会影响译者的创作，也会影响到译入国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及读者的阅读选择。译者的诗歌创会反过来影响其诗歌翻译，译作中难免会带入诗人的艺术见解，诗学观念，美学理念等主观痕迹。此文通过探讨诗歌翻译与诗歌翻译的关系，为译者和诗人提供参考，以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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