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诗篇：漂泊的灵魂将安放何处
2025-04-12 作者：林童 | 来源：第三条道路 | 阅读： 次
《北漂诗篇》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已出到了第七卷，已兑现了为北漂诗人打造精神家园的愿望，《北漂诗篇》作为北京诗歌现象，必然成为北漂诗人的诗歌博物馆，但对于它的研究，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展。如果真的存在“北漂诗学”的话，该怎样构建？
一、北漂诗篇与北漂诗人
由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从2016年第一卷开始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已连续出版到第七卷了，原是想以诗歌的方式，集中展示漂泊在北京的诗人们的生存状态与诗歌状态，师力斌在《北漂诗篇》第一卷序言中提出将该书作为“北漂一族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图”，着重点放在了发现新诗人方面，借以寻找诗歌的新的增长点，所以，从第一卷到第七卷，都有大量的新诗人的加入，特别是安琪，更是把推荐新诗人作为《北漂诗篇》的战略任务，每卷都以她心目中有分量的新诗人打头阵，后面的基本上是以来稿为顺序编排全书。
很显然，这里的“北漂”是狭义的，它是指在北京的漂泊，但考察入选《北漂诗篇》的诗人，它又以常规意义上的“北漂”不同，因为《北漂诗篇》中的“北漂诗人”，并不完全是没有北京户籍而又生活在北京的外省诗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有一点是共同的，这里的“北漂诗人”都是出生在外省的，那些有着北京户籍的，虽然在北京已生活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但他们的心态仍然处于漂泊无定的状态，算是精神漂泊吧。或许，有许多没有北京户籍的外省诗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北京，已经把北京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而没有了漂泊无定的生活状态与漂泊的心态。至于是什么原因没有参加到《北漂诗篇》中，不是本文要探讨的。无论什么样的诗歌选本，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诗人都选入。当然，一篇文章的幅度同样有很大的限制，本文所讨论的，仅仅限于《北漂诗篇》第七卷。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打算从理论的角度来进行宏观的讨论，虽然《北漂诗篇》已成为了当下已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与讨论，并被视为文化现象的或诗歌现象，只是针对《北漂诗篇》第七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诗歌形态，作出我所理解的归纳式的扫描，我把它们归结为“生存困境与诗意生活”“乡土情节与他乡即故乡”“面向现实与个性张扬”“肉身写作与灵魂写作”“时间的洗礼与童心的光芒”“超越北漂的诗人们”这几个方面，前面的五个论题构成对应关系，第六个论题专门讨论其他诗人，既讨论“北漂诗人”的诗歌，也从诗歌来探讨隐藏在语言里面的“北漂诗人”的心理动因，完全在于言说的方便，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诗，都有各自的特色，特色，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并囊括所有有特色的诗。
二、生存困境与诗意生活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吸引着众多的追求梦想的人，“北漂诗人”作为北漂族的种类，同其他北漂者一样，不管是什么原因北漂的，就是说，不论你是先写诗，然后为成就梦想到北京，还是先在北京工作生活，因现实环境的触动而引起写诗的冲动，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困境，没有人能够仅仅靠写诗就能养活自己的，所以，面对生存困境，不同的诗人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这就存在着肉身安放与灵魂安放的困扰与纠缠、纠结。在《北漂诗篇》，表达生存困境的诗人与诗歌占了相当的比例，当然，直接描写生存困境的更多，特别是青年诗人，因为他们必须直面自己的生存。黄华在序言中说：“北漂诗人们在宏伟与狭小、春花与飞雪、繁华与孤寂并存的北京，共赴一场诗歌盛宴。如果说‘流动’是北漂人的特质，那么‘坚持’就是北漂人的信念。抛弃世俗的羁绊，他们用诗歌献给缪斯，只为心中那盏不灭的明灯。”
北漂者对北京的感知感情，肯定是复杂多变的，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也不容易。李永昌的《爱恨北京》，先写生存的困境：“漏雨透风的窗吱吱呀呀的床/路边的煎饼急急塞进嘴”，他的感受是：“让人爱恨的北京/残酷像穿心的箭伤”；再写北漂的希望：“沉沉的夜酝酿天亮的希望/睁开眼满城仍然阳光普照/蝼蚁般穿行在巨楼覆盖的街道/努力奔跑未来或许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由于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自然犹疑而缺乏信心，所以他的感受仍然是：“让人爱恨的北京/残酷像穿心的箭伤”，这就像唐代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时，顾况对他的告诫：“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要坐轻轨昌平线，但我每次早晨进城，在生命科学园站，那真的挤得跟相片似的，所以记忆深刻，读到李颖的《昌平线》，自然就感同身受了，看着那些背着背包的人群，忍不住发出疑问：“是否也曾和我一样困顿”？因为李颖把昌平线当作了“换乘我的人生”，在其心中自然就有一种重量：“没有昌平线/就没有我们完整的北京”，这位从甘肃来到北京的求学者，北京是一种需要实现的梦，自己也成为了追梦人。
说了地铁，再来看公交，我看到的孟垚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是河北三河人，属于廊坊飞地的北三县，从物理距离来说，应该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特别是三河的燕郊，从心理距离来说，可能是离北京最远的所在，北京近在咫尺，往往却遥不可及。他的的《930路》是一首很有意味的诗，清晨，同坐在长途公交930路上，通过“我”的视觉，描写一个中年秃顶男人在车上的特殊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喜剧。“目光沉着，他留给我/三分之一张颧骨高耸的脸/油、细、灰的头发/使秃顶的讯号自上而下”，这脸部特写已告知了他的身份和他的精神状态，在五点四十时，“中年男人凝神而视”，面对着出现在眼中的景物，他的态度截然不同，“口中发出阵阵诅咒”与“他低头饮水，保温杯擦得锃亮/用力成为长途车上坐得最笔挺的人”；六点过半，“中年男人不绝的低语在空中亢奋流动”，这时，他“眼角凶光不复”，他面对的是代表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的桑塔纳、宝马等，但他面对刺槐等不起眼的树木时，“他斗士般撅响自己的双手”；七点零三，到北京地界了，他只能低语：“‘请把你们砸在我头上的影子拿掉’”，一个受生活所压而又自以为是，逢高踩低的油腻而颇为猥琐的中年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心生悲悯而又感觉滑稽可笑。
这个中年男人是不是北漂者并不能肯定，这与孙清祖的《北漂的中年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人一定是个不安分的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练/还没有驯服那股子犟劲”，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即使到了中年，冒着被轻视或不被理解也无所谓，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梦想的代价有时候无法估算”，这对于北漂诗人来说，是最为中肯的对人生信念的总结。当然，作者已没有了北漂的生存困境的干扰，他已《从出租屋搬到新家》，终点即是起点。
其实，肉身安放并不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只要我们不被物欲横流阻塞了心灵，自然就会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劲动力，如何摆脱生存的困境的干扰，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安放之所，这是北漂诗人必须面对的。对于诗人来说，诗意地栖息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诗意生活并不在远方。
来北京还不太久，还非常年青的任何的诗中，我注意到了她的《光芒》，诗很短，只有七行：”太阳是个吝啬鬼/从不愿施舍一斜金黄/到廉价的出租屋内/但，屋内并不阴暗/因为床铺上的人/坚信/前途光芒万丈”。很有可能，任何居住的出租屋背阳，才成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即使是真的，我也更愿意看作是某种隐喻，因为她开始就用了比喻，从比喻的角度，我想说的是，当太阳经过你门前的时候，甚至敲响你大门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太阳进你的屋子？这里的“你”不只是指任何，而是在向所有的北漂诗人发问！如果你心中有太阳，无论你在哪里，太阳都与你同在，并光照你的身心！
七月友小虎是一个特别的诗人，他的《太阳给予我力量》或许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我始终坚信这是我的动力/阴冷的冬天只要站在太阳下”，被阳光照耀的心灵必然不会成为生活的奴隶，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信念，也是人生准则，基于此，作为诗人，带给人光明，并不是自我麻醉或逃避，“谁也无法战胜我写下的诗/如果我的诗是我的武器”，对于行动很不方便的诗人来说，他真的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黑眼睛》）这种精神的写照。
这个问题，困扰着大玉，他的北漂感言是：“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如漂在京城的浮萍，却深深地爱上这座城市，在都市的繁华中始终追寻内心的宁静，那么，他的《栖身之所》就是一首纠结之诗：“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不知哪里才是栖身之所”？显然，他的“栖身之所”并不是肉身的安放之所，而是灵魂的安放之所。
如果说要提供答案的话，非墨的《清华老太太》就很不错，这位不知姓名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来自于江苏常州，“没有人会发现这里藏着一个诗人/包括她已去世多年的丈夫/和偶尔来探望一下她的儿子/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性格怪异”，正因为老太太没有把自己当成诗人，她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发不发表，出不出名，能否得到认可，都不在她的视野之内，这算不算得上是有了“栖身之所”的典型？如果我们排除了名利的诱惑，也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为人，真正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与写作，还有什么能辖制住我们自由的灵魂？
三、乡土情结与他乡即故乡
北漂诗人普遍存在着的生存焦虑，现实环境的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把这种生存状况用诗歌的方式呈现，让人了解北漂诗人的生活状况，进而研究北漂诗歌，也不失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原材料，但我读到另一些诗的时候，引起了我的思考，与其说是北漂诗人的生存焦虑，不如说是“影响的焦虑”。这种影响的焦虑来自于乡情乡愁，是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也好，现代新诗也好）的传统。这种根植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是我们仍然无法绕过的传承与羁绊，因为这是“脐带之血”，基因十分强大。实际上，祖国母亲与大地母亲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前者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后者是朴素的生存表达。千百年来，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人生活舒适的时候少，艰难甚至流离失所的时候多，以至形成了“土地情结”，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更多地表现为“乡土情结”，这是中国诗人的“俄底浦斯情结”。如果从大地母亲的角度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灏）是一种状态，“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是另一种状态；如果从祖国母亲的角度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便是最好最直白的表达。
北漂诗人中，父辈为农民的人很多，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仍然要靠天吃饭，因此同样存在着生存困境的干扰，无论是出于对父母的关心，还是出于对农村的关心，都脱离不了“乡土情结”的文化影响。在《北漂诗篇》，有两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军旅诗人赵琼与北漂诗人周占林。
出身于农家的赵琼，严格来说不算北漂诗人，因为他有北京户口而且工作稳定，丝毫没有生存困境的干扰，但他把自己当作了北漂，这就是源于他的“乡土情结”，似乎肉身安放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他却有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心绪，在淡淡的乡愁之中总有一抹暧色，因为他的根在故乡：“对于一个游子来说，故乡永远都是生活的一条疤痕。”他的几首诗都是与故乡关联，对故乡的记忆是他诗歌的主题，那条生活的疤痕时时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仿佛在提醒着他，所以我们看不到他衣锦还乡的喜悦与傲慢，而更多的是传统的士大夫精神。
赵琼的《故乡，长在秋天正在落叶的那棵树上》，是写对父母的思念，他却写成了是父母对儿子的思念，《与故乡相关的一块石头》，乃是望月思乡，把月亮比喻成石头，是说思乡之情的浓厚与沉重，因为故乡不仅是生养诗人的地方，那里更有扎根的父母和亲人，《回故乡》有对故乡的愧疚，但更多是对故乡的的谢恩，《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我的乳名叫水》写的是诗人与故乡密切相溶成一体的亲情，这种亲情来自于母亲：“只有土地，才是我们最后的皈依”。这种信念，是根植于血液的，从古至今，影响着中国人——土地，不仅是生养之地，也是叶落归根的安放之地。不过，土地所安放的只是失去生命特征的肉身，并不是人的灵魂。正是这种土地之情，让赵琼对故乡之人有着亲切之感，《故乡来了两个收完麦子的人》，何尝不是写北漂的农民工呢？“他们将自己的粮食、土地/以及他们的儿女全都放在了老家/等着农历白露前后那个节气来临/他们就会回去，与家里的星星和月亮一起/播种自己来年的希冀”。《坐在北京一棵树下，想故乡一个人……》是写父亲的伟大，他在盛夏之际，甘愿变成一块土地种雨，“滋润老屋那干涸的心瞳”，这似乎不仅仅自然的干旱，更像人心的变化，但究竟是在父亲及诗人的心中人心不古呢？还是顺应历史之变呢？变与不变，并非“毫无征兆”。
周占林是地地道道的北漂，他在北漂感言中说：“北漂就是家在大地上的瞬移，只要亲人在，漂哪儿都是家。”从此看出，周占林对“家”或“家乡”的观念已比较淡然了，书中所选的诗也与北漂无关，也与他的出生地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与大地有关，《痛苦的玉米》写中原大地先是遇到了干旱，旱还没抗成，暴雨就来了：“田野因突如其来的倒灌/一下子变得难以下咽/根须被惊扰/那些拔节的歌声/再也没有天籁的高度”。旱灾与洪灾同时降临，这对于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痛苦的不仅是没有生长的玉米，更是盼望丰收的农民，这深深地刺痛了诗人的心：“每一片叶子都在用方言/述说这不一样的秋天”。这“方言”一词，十分精到，就是说那种旱灾洪灾所造成的对身心的冲击，他人仅凭新闻的文字或图片是无法真正体会的。
《白露》是写城市洪灾的：“让城市猝不及防的暴雨/无数灾难瞬息而至/生命的花朵/在这个秋季骤然凋零”,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如果城市遇到洪灾，就不会是简单的洪灾了，而是因洪灾会引发很多的次生灾难，这种综合性灾难造成的影响会比农村的更大，就不是冲毁土地，毁坏庄稼或民房了，但城市的洪灾，往往伴随着天灾人祸，所以诗人发出了灵魂般的追问与审判：“那些高坐庙堂的失职者/该用何种刑罚/让他们的灵魂接受审判”?灾难之后，对相关人员的追责会有的，但可能更多体现的只是傲慢与偏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从洪水中站起来的庄稼/用仅有的热情/拥抱那些抢秋的人群”。
周占林的《秋到白沙湖》就是写人祸的。即使是他的《秋夜》《秋蝉》，也带有或浓或淡的哀伤。这几首诗，都与秋有关，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悲秋”，而是他对灾难的认识与无法化解的悲痛，这种悲痛如果要究其根源，仍然在于无法回避的土地情结，更在于他对社会观察之后的人文关怀及悲悯之心。
在处理故乡与他乡的关系中，周步却不像赵琼和周占林那么从容，而是表现得十分纠结，在故乡却向往他乡，在他乡又怀念故乡，这种纠结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诗的名字就叫《我的故乡我的他乡》，对他来说：“漂在北京的是人，留在故乡的是魂。”我在李光涛的《返乡的人》里，也看到对于故乡之情的纠结，天上，月亮“给归乡人划出了一条明亮的道路”，地上，秦岭“把人生也划出了两道界限/前方直指他乡,身后便成了故乡”，离乡久了，“他乡成了故乡/故乡异化成了远方的他乡”，以至于如今归来，有一种“近乡情更怯”（宋之问）的忐忑，但我更愿意把这首诗看作故乡情结的变化。
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的是孙殿英，他在《布谷声声催我归》里，有一些纠结，但在《房东》里，已经与房东“生出友情、亲情”，“我搬走之后/我的根还留在这里”，他这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适应环境，适者生存，因为他在北漂感言里说：“世界那么大，你到不了的就是与你无关的地方。足迹到处是吾乡。”所以，完全可以把他的《燕山起伏》看作是他的自画像：“登上一座山/我就留在了那个山顶上/再登上另外的山/我又留在另外一座山顶上”，“共看山涧的一条河/流淌在各自的山谷/又一起流淌在我心里”。这种超然的霸气乃是对人生的领悟与超越，同样是对大地的深情，但不被乡土情结所束缚。本来，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庄嘛！
牧野又是如何来处理故乡的呢？他在《故乡》中说：“如果有人问我，如果你还活着/你愿生活在哪儿的故乡？/我只能回答他说/我没有故乡”，虽然出现了两个假设，但诗人的回答却是肯定式的，所以，他在面对所谓的传统的中秋节，自然也没有假借月亮做思念状了，都说八月十五月亮圆，但牧野在这个夜晚却没有找到月亮，于是发出“月亮哪儿去了”的疑问，他看不到月亮，也不是他一个人看不到，他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星，于是得出结论：“那么多人类期待月亮，月亮羞愧难当，死了”，这就很有意味了，显然，这不是自然界的月亮与星星，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学形象或文学意象的重新审视，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嘛，而且是对偶像崇拜的批判，而当下到处都是偶像崇拜，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注意，牧野用了“人类”一词，这说明偶像崇拜具有世界性，并不是那个国家或那个民族的私有财产，这更是对现在所盛行的“饭圈文化”的批判，各式各样的饭圈，说到底不过是收割韭菜罢了，但那些心甘情愿被收割的韭菜们，骄蛮不讲理，争强好胜，满了诡诈，勾心斗角，却又奴性十足。——如果自己不能像星星发出自身的光芒，能否称为真正的人，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人类为什么需要偶像，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面向现实与个性张扬
怀揣梦想的北漂诗人，应该来说，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在面对强大的现实环境，有的人可能几经碰壁之后，要么收起个性，溶入现实的洪流之中，要么收敛个性而置身于现实之外，要么在作调整之后仍然保持自己的个性。在《北漂诗篇》中是怎样的情况呢？
花语的《剪掉的秋草》是一首有代表性的诗作，本来，即使按自然规律生长的秋草，都已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枯委、凋零，那被剪掉的秋草呢？“柔弱的顺从。细碎的凌乱/放弃理想放弃抵抗/随波逐流”,原因就在于无法与命运抗衡，在经过命运的“反转、鞭挞、倾轧、翻盘”之后，不得不“俯首帖耳/丧失锋芒”,这还不算什么，关键在于花语的态度，也是诗的结尾：“我踩踏他们/就像踩踏自己”。这究竟是对命运的不屈服，还是对他们对自己屈服于命运之后的嘲讽？这是对他们对自己的恨铁不成钢，还是表达欺负弱小的人性之恶？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也算得上一曲命运小夜曲了。花语的另一首诗《重阳，走过北运河》开头就是“剪掉的秋草”，主要是写狗尾巴草，“从河东到河西，从码头到石小路/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到务实主义的低俗/明灭的车灯映出大片狗尾巴草的朦胧/似是而非的醉意、缥缈、生动”,花语比喻为不知前路的孩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其实对于花语来说，她心中应该有明确的答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顺其自然就好。
同样是面对现实，女诗人千金子的诗则是另一种风格。她在《零下十五度的北京》里“日子掠过萝卜白菜，我守在/桥洞旁,等一只翠鸟出现”。《野蔷薇在风中荡漾》写它的淡然，但有“独特的馨香”，《一瓶二锅头醉了四面八方的风》更像一曲古往今来的大合唱。如果从诗歌写作的角度，花语的“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歌品质，千金子的“暧”则容易在共情之中流于常态化。
兰亭的《尖叫的囚笼》写如何面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笼子，能不能被笼住，还得看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如何不被生活所缚，就看我们的思想与人格了。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就像处在鲁迅的黑暗铁皮屋中。他的《一粒豌豆的本质》让我想到了关汉卿的铜豌豆，一拍即烂的豌豆，虽然还是豌豆，但这显然不是兰亭心目中的豌豆，而“怎么都拍不烂”的豌豆，“才是一粒完整的豌豆”，既然都叫豌豆，那就有同质与异质之分了，那么，不论是生豌豆，还是熟豌豆，怎样才能保持豌豆的本质，就看它是否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了。我在曹喜蛙的《樱桃树下》，不仅看到了他面对疾病的自然疗法，更看到了他对生活的从容，这是一首真正做到了删繁就简的诗，没有一个修饰成分的意象诗，或许能够得到某种启示。
五、身体写作与灵魂写作
从事物、当下出发，表现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被不确定性困扰，或者还原当下，呈现事物本来的状态，还是从当下出发，超脱物我，寻找灵魂的的安放之地，我把第一种诗歌方式称为肉身写作，第二种诗歌方式称作灵魂写作。
沈亦然在北漂感言中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渴盼一场远行及行走，北漂是一段极其奇妙的流浪及历练经历，路途中每一个酸甜苦辣的瞬间都是一次不凡的品尝及体验，也是人生路旁五彩斑斓的风景，遇见，经过，都构成了我们别具一格的人生版图。”沈亦然的情绪是“落寞和惆怅”的，她的内心世界是孤独和哀伤的，既为自己，也为他人，更为人类，不知何时，她在心中竖起了一堵冰墙，在“遇见”的时候总想融化，但总容易触动自身的防预机制，或许他人也同样触动了防预机制，自然就阻隔了真正的心灵交通，而变得敏感、怀疑、不甘：“时间的车轮从他的身上轧到我的身上/又从我的身上/轧到他的身上/将我们逐渐逐渐/碾进了/尸骨横陈”。这是她在《真的就样老去……》的结尾，这血淋淋的结局，显然不是她所要的，但似乎又无可奈何。沈亦然善于用他人来观察自己，无论是北漂诗人也好，北漂画家也好，或者其他北漂也好，的的确确是流动着的，总有人来，也总有人离开，他人的离开并没有影响她的信心，但总是影响着她敏感的神经，她的《一个人的村庄》是最好写照。
如果说沈亦然在面对当下的时候还非常纠结的话，刘不伟则真正做到了还原当下，提倡“北京主义”的刘不伟，看似对生活总是一副无所谓的姿态，实则是对生活有清醒认识之后所采取的冷静处理，所以他的诗总是在冷眼旁观地描写所遇到的人和事，不作主观的过于明确的评论，但又告诉了他心中的答案。在《春衫薄，群山空》中，“那个手攥残雪的中年人”与“一无所获的人两手空空也要攥紧拳头”既形成对比，也形成讽刺。《赵巴特与电褥子》的讽刺效果则完全在诗的呈现了。
我并不认识来自四川广安的杨东，这个“一直在自我否定中”的《运送山水的人》，他的《下一站》写乘坐地铁经过各站的心理变化，从“我在黑铁的映照中找到归处”的肯定到“再下一站，将去向何处”的迷思，是不是很有意思？对他而言，地铁的下一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下一站呢？这位《身体的浪迹者》，“你洞悉身体里任何一个弧度”，懂得“在夜晚与自己对话”，因此，他在《永定河畔》中，虽然“有时茫然有时清醒”，但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之后，能够做到不再与当下或自己过不去：“站在岸边的人终于懂得如何松开自己攥紧的拳头”！《在自己的峰岭》中，用“一棵树置身悬崖”作喻，写他的梦想：“对秘密的解构需要力量/对隐秘之境的突围需要勇气/沧海无恙，群峰有序/我何时我成为我，成为自己的峰岭”？我似乎有了某种期待……
在余贞志的追思会上，我认识了北漂画家林楠，她经历了圆明园时期，更在宋庄生活了三十余年了，我的《从圆明园到宋庄》相当于为她用诗歌的方式作的传记，但不是叙事诗，她本来也在用镜头与文字记录并见证着宋庄如何从交通不便的乡村到“中国宋庄”的巨大变迁：“仿佛我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要为宋庄的画家树碑立传/在我有生之年，也活成/遗留在宋庄不可或缺的一个传奇”,她自身的经历也非常有故事性，因为我也在宋庄生活了十多年了，于是，我用第一人称描写了她的追求，在面对人生遭遇重大变故时的伤痛及反思和应对，同时也表达我对北漂及宋庄的理解，来自于超自然的的力量安慰了她：“是谁站在我后面抚摸着我的头发”，这给了她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开阔了心胸：“我必须拿出与宇宙对话的气魄”，对艺术，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美啊！美也需要重新命名”，“人生啊！人生啊永远重新开端/有涯无涯的岸都不同凡响”，这是因为她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安放之所，当然，我也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安放之所。
从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到，诗歌写作的两种情景，一种是肉身的重负压过灵魂的呼吸，一种是肉身与灵魂的合一。沉重的肉身与自由的灵魂本来就存在矛盾，而在“历史化”之后，很难找到二者的相合方式，使得诗歌写作的快乐成为了诗歌生活的乌托邦，如何超越肉身的沉重，让灵魂自由呼吸，考验着每一个诗人。
六、时间的洗礼与童心的光芒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谈论的时间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被挑选的时间”，它分为“公众时间”和“个人时间”，前者指具有规则性和普遍性的认知，后者指个人独特的认知，因此，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一定是“被误读的历史”，它分为“公众历史”和“重新阅读”，前者是写给大众看的，会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后者是需要新的发现，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被经历的人生”，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经历”，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一种是“主动经历”，是具有不同于常人的人生，甚至是历史的推动者。
其实，每一个北漂诗人的经历，都在经受着时间的洗礼，之所以我单独作为一项来论述，是因为《北漂诗篇》有几首以时间为题的诗，对于这个诗歌的永恒主题，北漂诗人又是怎样呈现与认识的呢？
如果只看陈家中的《一杯茶，慢慢地饮》，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已经云淡风轻的人，事实上，他自称为《远离家乡的人》具有浓郁的乡愁：“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小小的乡愁/如同倚门而望的母亲双眸里流下的泪水/每一滴晶莹的泪水灼痛游子的心/让我的乡愁遍体鳞伤”,在这个时代，如此表达乡愁的还很少见，更多的是写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从小处着笔更容易让人相信且找到共情，把亲情与乡情非要拉在一起，这样的乡愁不遍体鳞伤才怪。但我又无法怀疑他乡愁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白发亲娘》并不是直接写母亲的，而是他叫“白色的槐花”为白发亲娘，这个意象倒是很奇特。他的《薄如蝉翼的时间》写在午休后看到阳光飞泻进屋时的感想，这时想到的人是吸烟的父亲，而时间就是父亲吸烟时燃尽的烟灰，“风一刮就飘走了”，这是对父亲吸烟的担忧，还是对时间的担忧？
心境不同，对待时间的态度自然不同，雁西在对时间的认知上要通达得多，他的《在时间的长桌上》，第一层写了身边的人和事的喜与悲；第二层写文学艺术上的不朽者，“他们走过时间的尽头又回到时间的起点”；第三层写谈过人生与爱情的所有人；第四层写自己，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对永恒的追求。而时间是由无数个“消逝的瞬间”组成，如何体验和认识这“消逝的瞬间”至关重要，雁西是以爱的方式来处理的，因为他在这些“消逝的瞬间”得到了爱，这就是《不，每一个消逝的瞬间都有她的爱》：“这些消逝的瞬间不再让我疼痛/我紧随着这些消逝的瞬间，不，我是与这些/消逝的瞬间恋爱/她短暂，却永恒地与我在一起”,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胡弄时间，时间也不会胡弄我们，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如果我们是与时间谈恋爱的处理方式，就会得到更大的收获：“那些疼痛都已变成了阳光和月光/以及星光和萤火虫的灯/在清晨和深夜来临抚慰我”，当我们的疼痛得到抚慰之后，又当怎样反馈呢？《万物都会有爱情》给了我们答案：“爱，才是我们真正的存在/情，才是我们真正的血液/爱情，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这是广义的爱，爱自己，爱他人，爱万物，只有在这种氛围里，“孩子们在读春天的诗/春天的心动不需要理由”！
本来我想讨论李爱莲的《时间的光泽》，但顺着雁西提供的思路，还是来看她的《我们都是春天的孩子》吧，我是把这首诗作为童诗看待的，在经受时间的洗礼之后，还能保持童心的光芒是多么难得。“被阳光最后的光辉照着/零星的迎春花在路边垂着”，这个背景当是黄昏，此时的迎春花应该是有的已经凋零了，没有凋零的也缺乏生命力，也可能是还没有正式开放，可能是太阳太热而又缺少水分的缘故，所以才会是“虚设一些或红或白或蓝的花朵/解禁一颗露珠回到你的眼睛”,诗人并不伤春，而是“顺着脱鳞的鱼身摸到新鲜泥土/根在泥土里相爱/我们都是春天的孩子”！这不是虚无缥缈的爱，也不是嘴唇之爱，而是根系相连的爱，有土壤有营养的爱！
欣赏了李爱莲的花，再来看马丽的草，《草香》是正宗的童诗。这首诗有着明显的外在特色，那就是排比的运用，而整首诗，除了开头“草香，草香，你闻到了吗”？背景是“在金色的阳光下”，之后全是由“有……香味”这样的词组构成，调动人的各种感官去感受草的香味，有动有静，组合成“草香交响曲”，结尾又回到了人：“有嫩苗般儿童小手的香味/有细草如孩童自来卷的发香”，这最后一句可说是意味深长了，不是泛指孩童的头发，而是特指“自来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自来卷”不是常态，可能会招致他人异样的目光，那么，那些习惯了常规童诗的人，会不会也对这首不合常规的童诗以异样的目光对待呢？
另外，黄长江的《干草垛》则是关系童年的回忆，也可以当作童诗。
七、超越北漂的诗人们
我相信所有的北漂诗人都写过关于北京的诗，但选进《北漂诗篇》的诗并不都是写北京的，因此，我在这里另列一类讨论，在这类北漂诗人里，一是因为他们的诗可能与北京无关，二是他们有相对成熟的个人诗歌写作及风格，三是他们作为北漂诗人的中坚力量，不仅增添了《北漂诗篇》的多样性，而且为我们研究北漂诗人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方法，使得《北漂诗篇》呈开放式的状态，而不会固步自封走向逼仄或死胡同。
《暴雨和绵羊》是安琪的一首诗，她把它作为了诗集的名字，可以这首在她心中的分量。按照安琪的自供，新死亡诗派的创始人道辉说，诗歌就是要不好好说话，写出来的的诗才会与众不同。用诗学术语来说，其实就是诗歌的陌生化手法，也是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意。
《暴雨与绵羊》也体现了新死亡诗派的诗学要义，表面上看，由两句组成一段，实际上并非一段，因为它并不是常规操作下的断句，常常一句话跨行甚至跨段，这是其一，其二是饶舌，设定了一系列语言的圈套，让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意味。
在辽阔的草原上，暴雨与绵羊在雨季，是独特的风景。暴雨来临之际，绵羊无处藏身，二者的相遇，就像是一场缘分早注定的爱情，暴雨是主动者，绵羊是被动者，当二者刻骨铭心地结合之后，暴雨没了，而绵羊仍在，因为暴雨溶化在了绵羊之中。对暴雨而言，下过之后意味着死亡，但死亡不是没了，而是与绵羊一同新生。这正是这首诗的突出与突破之处，不是常规构思与写作。
与安琪早期的长诗相比，不再追求极端语言暴力而不管不顾地情绪渲泄，而多了节制与向零度抒情靠近，但暴雨含情有所托。至于这情是什么样的情，随你的意说好了。
同样把诗名《照进彼此》当作诗集名的是女诗人马文秀，这是一首情诗，写在特定的环境中双方的相互理解和配合默契，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他们有一样的追求：“寻找着跟我们一样的草木”，这就有些出人意料，原因在于故事的发生地本就是草木横生的峡群寺森林公园，其实也好理解，要讲究志同道合嘛，正体现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肆意的光”既是彼此的目光，也是爱情燃烧时迸发的光芒，“光肆意穿透身体”则是彼此的不设防，愿意彼此敞开，容纳彼此，“在肉体表面闪烁”是说彼此还有阻隔，没有真正进入彼此的心灵，所以才有如此之问：“大自然这么多奇珍异宝/到底哪一株草与我们相似”？这说明在经过某些事情之后，对彼此的相同性与相异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追求完美的统一，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空间，这就是“缝隙”，而缝隙对独立自主的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保持彼此的个性与独立性，还会因这缝隙而对彼此认识更清楚，这是异质同构，才能长久，这与传统的爱情讲同质同构——即彼此融为一体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样往往会热烈而不持久，又或者在激情燃烧之际彻底迷失，甚至丧失自我，成为爱情的奴隶，这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所以，彼此都对这缝隙达成了共识：“这种缝隙是一种等待/足够一束光进入、温暖彼此”。马文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爱情范示，对那些为爱疯狂者应该是一种警示。
马莉一直在坚持她的“金色十四行”的创作，她不是为单一事件或单一人物而作，内容极其复杂，没有什么题材不可以纳入她的十四行诗的写作之中，这在中国诗人中，也算得上诗歌事件了。马莉的《鸟语者》不同于传统的写法，这一类诗，绝大多数都会构思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或“对鸟语者特异功能的称赞”，马莉写什么呢？她写的是“异化”。背景是“喂鸟的人厌倦了世上的俗务”，这种厌倦究竟是他有超凡脱俗的追求，还是对一日三餐式的生活或朝九晚五（996）的工作失去了兴趣，还是被他视为俗务的东西狠狠地教育了，还是因处处碰壁而逃避现实？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他“住进了鸟笼子，白天黑夜/与鸟同食，也学会了鸟叫”，这位生活的被动者终于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鸟类，他在腐朽夜晚的飞起来就不会是脱胎换骨式的凤凰涅槃，而是给人带来夜枭式的惊恐，并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人置身于虚幻之中，“人们在梦里翻来覆去地说梦话”，更可怕的是“花圃的孩子们被梦吮吸到远方”，这样的梦想可不是孩子们有了理想，而是变得不再脚踏实地而是虚妄，这就是异化带来的恶果，“一只帆船经过雷区”是在讲救赎，但这救赎并不容易，处处是陷阱，既然救赎已经开始，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使安放鸟语者身体的笼子/也同样感到了厌倦”!虽然还只是厌倦，但因着是“笼子”的厌倦，就有了改变的希望。从人的厌倦到笼子的厌倦，让我们看到了人被异化之后归复正常人性的可能。
张小云的《系统的权利》也是写异化的，写的是一次在银行换印章的过程，搞了一个下午，事情也没有解决。本来，科技的发达，是更好地为人服务的，人是科技的发明者与掌控者，不料，我们在体会科技带来的更高更快更便捷的服务时，一旦遇到故障，人却成了科技的奴隶，在强大的科技面前束手无策，这的确很荒诞，“工作人员说他们跟谁协调都没用/最后取决于系统/让不让你这枚印鉴/成功入库”，这难道不也是人为的陷阱吗？荒谬的是，双方都对“系统”无能为力，达成了科技对人类的反噬。
叶匡政的《对弈的下午》并不是写下棋的，可能是写人生的，也可能是写战争的，他只是借用：“一车、一马、一炮构成这世间”，我们生活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间里，每天都在对弈，有时是和自己，有时是和他人，似乎充满了希望：“此刻我们躬身坐着/仿佛秘密地等待什么/显现和未显现的事物/交叉出这不可思议的下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很能的话，真正放出车马炮这些重磅武器，说不定最后受伤甚至毁灭的就是自身，叶匡政所写的“失恋的胖邻居”，正是这种失败的象征，之所以说是象征，他只不过借用爱情的失败来证明人生的失败，“胖邻居”未必是真的指身体，这看起来带有喜剧色彩的表面，可能正指向内在的虚胖，当然，我们也不必纠缠有什么微言大义，只当作一个失恋的胖子来读更好。
与叶匡政《对弈的下午》构成对应关系的是老巢的《活在我的生死之外》，老巢的含义，本就指故乡，他根据自己的名字所暗含的意义，把自己比喻为离开家的鸟，由于“我看到的世界/和你们人类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站在树梢极目远眺”的结果，因此，他的未来不在故乡，而在没有尽头的远方，他在树上暂歇的时候，被人拍为镜头中的风景，被定格的瞬间，无论风景多么美丽迷人，其实都是一种死亡，但对于他来说，却是“永远地活在了我的生死之外”！这不仅是对故乡之情的超越，更是对生死之观的超越，所以，他在《站在北京的一盏路灯下》，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一是站在北京的胡同的角度看，由于视野所限，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你和我都是北京的”；二是站在海外看，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都是中国的”；三是站在外太空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都是地球的”，但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也不论是哪儿的，其实在辽阔的时空之中，“都很短暂，会彻底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这不是消极，而是看透，因此超越，那么，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无论是谁的，总之是人类的，也是宇宙的。
大草的《晚年生活》是写读书人的，他追求的是一种闹中取静的生活，“关上门窗，进入书中”，虽然窗外的工地传来干扰声，但干扰不了读书的乐趣，因为一切在经历过后，自然就看淡了，不过，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个时代，圣贤书未必能解决生活上的困扰，何况不再是追逐名利的青少年了，所以，虽然房子是租的，但少不了书香啊，而添加的书“草木类居多”，这是要从大自然中吸取养分，或者是对草木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清淡的餐食，未尝不是清淡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与外界的交往不是“陋室铭”式的，而是他出去访友，与朋友喝茶聊天，倒也自得其乐，似乎他的生活还是缺少什么，才有了养猫养狗的想法，他的养猫养狗却不是随当下的潮流，而是“让他们对我吼叫，或摇尾”，这就很有意思了，他把这看作是“十全老人的生活”，其中的喻意就看各人的理解了。
在面对考古挖掘或面对文化遗址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关注铜器瓷器及其它能承载历史的东西，谁能在乎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稻谷呢？刘剑的《城头山遗址的稻谷》就是借稻谷抒发对历史的感慨。看似普通的稻谷，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生存，甚至一个朝代的兴衰，所以刘剑说：“‘稻谷’这个词在任何时代/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刘剑用“她”来指称，称为“她是泥土里长出的亲人/她不属于绝对占有她的人”，这比喻仍然来自于关于大地母亲的文化传统，所以他写稻谷，其实还是写人，不过，他是写人间的苦难：“稻谷又是阶级从属者的孽障/被杀的尸骨殉葬于城土的角落”，而对于能够承载历史的象形符号，“唯有谷粒形的符号让我更着迷”，因为“简洁而虚无”，“稻谷之上的太阳并无时空之感”，“但比这里六千年前的陶罐年轻/比新石器锋利”,陶罐也好，石器也好，它们都是固化的历史物件，消逝了就会归于无有，没有再生能力，只有稻谷是流动性的，不仅能养活人，更能向死而生，一直传承到现在，与人类血液相连。
刘剑面对稻谷的承重史，还没有直接发出“情何以堪”，没想到张后却在《在西局，有辨识度的立夏》中，却在只有三节十二行的诗中，在每节的结束都用上了“情何以堪”，这构成了这首诗的旋律，也让这首诗有了辨识度，对得起他抒情诗人的称谓。张后为什么会如此感动呢？他遇到了季节的变化，此时来到了农历的“立夏”节气，春天结束，夏天到来，以我在北京的几十年，天气在这个时候会按照正常的交替运行，但有一年，正像张后所写的，它不按常规出牌，而是忽冷忽热，摇摆不定，让人难以适应。张后显然没有躲过这种极端天气带来的恶劣影响，他感冒而咳嗽，还很严重，需要喝枇杷露。而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面对着黑暗，“一个人在路灯下，跌跌撞撞”，与影子为伴，的确“情何以堪”！“情何以堪的不只是个的际遇，而是天气的反常，这已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谁也不知道极端天气何时光顾，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全球气候的变化，恰好与人类向地球无止境的索取和破坏有关，如果任由人类的贪婪无休止地发展，人类终将自食恶果，决不是危言耸听。
杜思尚的《在海边》恰是一幅油画，你也可以当作是写生之画，在夏天的大连金石滩的夜色中散步的一次偶遇，他看见“一对年轻人，用酒精灯煮着茶水”，这应该是追求精致生活的人，但他们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感兴趣，对于陌生人，只是出于礼貌，让我成为了他们生活的观察者与旁观者，这表明人和人之间在心里已竖起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人性的隔膜所造成的，既然无法感受到人的热情，还不如静静地欣赏这美好的大海的夜景吧！一说到大海，我们很容易想到很多的形容词，博大、波澜壮阔、神秘、恐惧、多变、深不可测等等，而我唯一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就是“共同感受着夜间大海，无边的安静与黑暗”，这是情感或精神的共鸣吗？显然不是，其实这正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处海面上，隐现零星的船灯”，似乎为安静与黑暗增加了亮色，其实不然，正所谓“鸟鸣山更幽，蝉噪林逾静”（王籍），所以才会有“这是今年夏天，我见到的/最好沉静的画面”。之所以我当作油画，是在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联想到了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杜思尚是写作讽喻诗的高手，他总是在不动声色的冷静之中完成反讽。
如果说杜思尚只是偶尔去看大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还会对大海产生不解与陌生的话，出生在海边的林茶居就是与大海朝夕相处了，他的生活与灵魂离不开大海的滋养，他的思乡之情在表达方式上不同于生长在陆地而以土地为根的诗人，大海成为了他的乡愁，我们从他的《回大海的信》中看到，身在北京的他，仍然与大海有着他人难以理解和描写的深情，因为他把自己与大海融为了一体：“我读到你的阴阳/并作为作者与你雌雄一体”，他对大海的信念是坚定的：“我的脚印,在沙滩/邮戳那般，严肃，不走”!当然，如果我们从诗人的心理动因来看的话，这仍然源于诗人的“俄底浦斯情结”。
孤城的《大巴车内的蟋蟀声》是写畲乡诗会的，“一辆大巴拉上满满一车诗人/本已是一件充满可能性的趣事”，因为诗歌，不论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都会拉近距离，至少暂时不会因为诗学观念的不同而产生隔膜，但孤城的重点放在了车内的蟋蟀声，这是一个传统的诗歌意象，从《诗经》一直传承到现在，它本身就是心情变化或季节气候变化的晴雨表，不过，孤城的蟋蟀声却成了化解人心隔膜的一把钥匙：“没拴住的蟋蟀，把一车诗人/喊成静夜思、白月光/喊成坐在畲族乡野草木虚掩下的/懵懂孩童/不觉危险，不谙这尘世的颠簸与窍门”。这是蟋蟀的力量，还是诗歌的力量？真正的诗人，一定是有童心的人，所以蟋蟀与诗歌，只是中介与桥梁，关键还在于诗人本身，这蟋蟀的叫声，何尝不是孤城的呼喊声。
到北京旅游的人，一定对前门持有非比寻常的情感，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正如王夫刚在《地理的前门大街之歌》的开头：“老字号扎堆的地方，人也扎堆”，前门有个地标，叫“大栅栏”，它的读法的确难倒了不少人，我不知道这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还是纯粹方言的缘故，如果不是语文考试，怎么读都可以，如果非要以读音正确与否来加以嘲笑的话，只能证明某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并且是食古不化的虚无的优越感，就像诗里所写的：“写一厢情愿的诗篇献给/忽必烈、朱棣、福临和袁世凯/并在诗中使用永乐十八年/而不是——公元1420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把西方现代科技的发达，归结为是偷走了《永乐大典》吗？姑且不论“经史子集”能否孕育甚至催生现代科技，即使真的存在，自己没有发扬光大，将之束之高阁，成为了摆设，难道还有脸高声喧哗：我先前比你阔多了！地理的前门大街在变，依托前门的老字号也在变，文化的前门自然也在变，“但喉咙的博物馆不设免费导游”，这是讽刺，也是警醒。
不仅前门在变，北京的其它地方也在变。作为北漂诗人的一个占据地，皮村的改变，在小海的诗中成为了《最后的打工博物馆》，皮村具体的改变并不是一个隐喻，但在曾经居住在那里的北漂诗人来说，幻想成为打工博物馆，肯定是一个隐喻，这对许多人而言，不舍与期待明显构成了矛盾，不舍的是“物理的空间随时可被拆除”，期待的是“精神的凝聚才能星火燎原”，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北京物理空间的变化用得上日新月异来形容，关键看我们如何来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当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对于后来的北漂诗人，他们在享受变化带来的实惠时，就不会有心理落差，过去只不过是个传说罢了。在诗的结尾，我们看到了食指式的《相信未来》的期待：
相信吧，所有的路都是连着的
所有的水也终将汇于一处
在山高水长蜿蜒曲折的道路上
日后我们相认以光相认
八、寻找诗歌新的增长点
按理说，《北漂诗篇》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已出到了第七卷，已兑现了为北漂诗人打造精神家园的愿望，《北漂诗篇》作为北京诗歌现象，必然成为北漂诗人的诗歌博物馆，但对于它的研究，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展。如果真的存在“北漂诗学”的话，该怎样构建？又有哪些特征？这是我思考的一方面。本文试图从“生命诗学”的角度切入，人的生命本就由肉身与灵魂构成，肉身的行为能力是受灵魂支配的。我们肉身所经历的人生苦难，诸如环境的折磨，痛苦的试炼，百般的熬炼，一般来说，是因为灵魂的不洁静造成的，由于受环境的影响，会有很多的奢侈欲望不能满足人的要求，甚而产生贪婪之心，人一旦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束缚，就会产生出一个欲望被满足了，进而新的更高的欲望又产生出来，始终得不到满足，欲壑难填是最真实的写照。人生之路的两种方式，一种会因着灵魂的堕落而人性逐步滑向兽性，一种会因着灵魂的圣洁而逐渐倾向神性。从物理的角度，天上的星星是星体，从精神的角度，天上的星星其实就是人的心灵，也可称为心灵的眼睛，它既存在于星空，也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人生历程，从消极的角度会成为极大的负重，从积极的角度就会是上苍赋予的宝贵财富，难道不是吗？当我们经历之后，灵感酝酿与爆发，积淀为诗，发出诗歌的光芒。因此，做一个诗人，做一个善良的诗人，的确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何在“北漂诗篇”已有的基础上，寻找诗歌新的增长点，我只能说拭目以待。因为，我们都还在路上，所以，我是持开放的态度。
2025年3月春暖花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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